唐末五代前，雕印图书技术还未成熟，我国书籍皆靠笔墨手写而成。这些书即为“写本书”。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从图书生成、传播方式角度讲，我们把先秦至唐末这段时间叫作“写本时代”——一部书如欲复制多个副本流通，只能靠抄写完成。《旧唐书》由五代后晋官修，其中《经籍志》是一篇图书目录，著录了从先秦至唐代的部分典籍，其篇尾说开元时，凡四部库书共125960卷，皆用益州麻纸抄写；藏于集贤殿的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史库钿青牙轴，子库雕紫檀轴，集库绿牙轴——以示区别。这些书籍皆为纸质行楷“写本书”。

如此巨大数量，由谁抄写的？由书佣，即社会上贫穷的能识文断字的人，他们受雇为官府、私人、寺观、书商等抄书，靠此获酬。因其规模庞大，每日受雇抄书，故形成“佣书业”。这种以手写方式生产、复制书籍的行业，肇于汉代，盛于魏晋南北朝隋唐，衰落于五代时期。

从理论上讲，自图书产生后，就有了传抄者，先秦诸子作品以及《离骚》《史记》等经典，皆靠手抄传播。西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汉书·艺文志》），这里的“写书”就是为政府抄书，以换取工钱；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将上万卷政府藏书整理后，雇人缮写，那些缮写之人就是佣书者。

对于佣书业，《后汉书·班超传》中有明确记载：“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曰：‘大丈夫无它智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左右”即指与班超一同为官佣书者，此乃“投笔从戎”之出典。这是正史中关于佣书的首次记载。东汉侯瑾《皇德传》又记：盖晋，敦煌人，“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为官书”即为官佣书。

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佣书业盛极一时。据《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记载：阚泽，会稽山阴人，历代务农，嗜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盖晋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人抄写；而阚泽“为人佣书”，是私人付钱，雇人抄书。可见，这时佣书已不限于官府，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从“写本书”的出现到“佣书业”的兴盛，是图书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陈德弟）

来源：今晚报

欢迎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