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民工》开拍前，导演管虎带着各位主演与40多个民工，在吉林松原的工棚里同吃同住了两个月。

体验生活的结果是，筹备一年多的剧本被推翻了。

“假，完全像是在扯淡！”说起推翻原有剧本的原因，管虎说：“在我们的心中，对于民工的认识其实都是浅薄的，表面化的，当我们真正和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才发现他们的生活竟然和我们的想象差距是如此之大！”

通过和民工兄弟的朝夕相处，管虎改变了自己之前的固有印象：“通常我们都会觉得民工很脏，可实际上他们非常爱干净，每天都洗澡，我们都认为民工没文化，可是他们也上网，每个人都有手机，和我们一样躺在床上发短信。”

管虎觉得之前写好的剧本，过于强调戏剧冲突，强调环环相扣，而且创作思路是想要做一个民工偶像，但如此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民工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然后，主创们重新构思了五个主要人物，寻找母亲的杨志刚、陪伴妹妹的王家才、不放心妻子的陆长有、怀揣梦想的薛六以及儿子患病的包工头谢老大。

再结合那时频繁出现的农民工讨薪等社会关注的事件，这些人物都丰满起来，让整个故事都变得更加接近现实。

《生存之民工》除了要表现对民工的关注和同情，扭转当时某些社会舆论对民工的歧视，同时也要客观地展现出存在这个群体之中的问题。

比如民工的犯罪、民工的小格局、民工的性压抑，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用平视的角度去观察和阐述。

这部剧想要做的，并不只是想让观众木然地被输入，而是跟着民工走，跟着他到住所，跟着他回家，让观众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中去。

同样是管虎的作品，《外乡人》也是一部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民生题材电视剧。

管虎在《外乡人》的导演阐述中这样写到：“如果你有机会，停下来看看你周围的人，猜测一下他们的身份，毫无疑问，他们大都来自异乡。而我们自己呢？父辈们也一定和你谈起过他的家乡，那么，我们也应该算是外乡人了。”

剧中的人物来自四面八方，地域遍及东北、山东、河南、陕西、上海、四川、江苏、浙江、湖南、内蒙等等。

他们当中有为挣钱养家靠拣垃圾为生善良东北女人大徐；有为给妻子治病来上海的河南小包工头谢长发；有一心想谋得一个上海户口却屡屡碰壁的江苏籍裁缝陆文昌；

有为了女儿受到更好教育从湖南小城市来上海的孤傲父亲王冬至；有为爱情为理想来上海拼搏的山东小伙蛐蛐；

有为寻找母亲从内蒙奔赴上海的帅气小伙轮子；有为供弟弟读书给母亲治病来上海打工的四川姑娘叶子；也有如李宝根这样，打着自己小算盘，同时又透着善良和热情的上海本地人。

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背负着各自不同的压力和梦想，汇聚到上海南浔街134号。

他们在异乡经历着十年社会变迁，历经坎坷，屡遭磨难，为了实现自我、实现梦想，倔强而坚强地打拼着，生活着。

在《外乡人》这部剧中，为了还原生活，打造真实自然的拍摄效果，整部电视剧全部肩扛跟拍，不用摇臂，不用轨道。

管虎给演员们提出最基本要求是“别装”，专业演员需要舍弃以往积累起来的表演经验，本色出演，发自内心的演出。

《生存之民工》和《外乡人》，成为当我们讨论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时，不能绕过的两部作品。

每当提及现实主义，总有引起共鸣、共情的声音出现，然而并不是所有观众都是民工，都是外乡人。

现实主义的首要要求和最根本的意义，在于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

对于影视剧来说，为观众呈现另外一种真实的生活，似乎比刻意地追求共鸣更为难得。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筹拍之时，曾有过著名的选角风波。

有人愿意出资赞助电影拍摄，前提是要让大名鼎鼎的加里·格兰特来担任主演。

导演德西卡实在无法想象优雅的英国绅士如何演得失业的劳工，遂放弃投资机会，换了制片人后找来真正的工人马乔拉尼饰演安东尼奥。

而这位马乔拉尼，在影片拍摄之后，真的失业了。

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常在剧情片和纪录片的两种类型之间无意识地徘徊。

2005年，《生存之民工》播出，大部分观众对该剧都评价极高，但也有一些观众认为，该剧存在两个缺点：

一是结尾过于仓促，故事结局没表现清楚；

二是整部戏都在表现民工善良、朴实的一面，但“对民工素质低下和对社会的破坏性表现不够”。

关于第一点，该剧最初版本的结局的确没有表现清楚，并没有说明民工在工作一年后是否拿到了工钱。

对此，管虎称该剧最关键的是表现民工的生命力，表现他们在生存、在工作这个“过程”，而不是拿没拿到工钱这个“结果”。

管虎自然也有苦衷，如果把结果表现清楚，他将会面临很多问题，包括审查问题，包括怎么去解释“三角债”问题等。

这跟《偷自行车的人》结尾异曲同工，父子二人经历风波之后，牵手走进了人群。

没人知道他们是否还能找到丢失的自行车，或者还有什么办法再买一辆自行车。

针对观众“对民工素质低下、破坏性表现不够”的观点，管虎说：“我拍的不是纪录片，表现的真实也是相对的，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如果增加表现素质低下、破坏性的一面，那该剧的文化品位就会打折。”

现实主义不全是脏乱丑恶差，克制悲悯的同时，尽量去发掘真善美，会更加讨人喜欢。

贾樟柯的作品中，有被手铐锁在电线杆的小武，有苦苦寻找幺妹儿的韩三明，也有雪中独舞的赵涛。

在这方面，现实主义先驱者黄建新的爱徒杨亚洲，更为甚者。

他们都肩负着不定额的历史使命感，用强烈的社会关注度、准确的定位和非凡的勇气，给某一个时代赋予烙印。

2013年4月，《生存之民工》时隔八年终于上星，在各大卫视播出，并改名《春天里》，《春天里》的灵感应该是来源于当年走红的旭日阳刚组合。

在这个经过再次剪辑的版本中，结尾处出现了大结局的字幕。

管虎的做法，既是一种妥协，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次客观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