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经黑得跟锅底似的，天空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不过，京城的大街上可热闹着呢，华灯初上，跟白天差不多亮堂。男的、女的，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在街上晃悠，或者挤进那些一排排的商店里买东西。
但是，就在离这繁华市区不远的地方，东城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值班室里，可是另一番景象。安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把值班室的寂静给打破了。大队长抓起电话：“喂，这里是刑警队！啥？盔甲厂招待所？好，你们先保护好现场，我们这就过去！”说完，他看了一眼手表，正好是九点钟。
一、
现场在煤炭部盔甲厂招待所二门204室，虽然屋子里没看出明显的打斗痕迹，但满地的鲜血和死者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已经足够让老练的公安干警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
死者名叫杜效根，是个44岁的男人，来自宁夏碳井矿务局总机修厂，是那里的业务员。
那么，究竟是谁下了这么狠的手呢？
从现场的情况看，干警们认定很可能是跟他同屋住的人干的。招待所的服务员也说，案发前杜效根是和两个人一起住在204室的，但案发后那两人就退房走了。
从旅客登记簿上，找到了那两个人的信息。一个叫李宏才，45岁，山西灵石县富家滩镇沟峪滩村人；另一个叫郝振伟，19岁，内蒙古呼市新城区中专路电校学生。
另外，招待所还提供，案发前的4月3日，李宏才和郝振伟原本是住在3门207室的。而且，李福生还给山西榆次打了个长途电话，号码是0354-302XX47。
于是，李宏才和郝振伟被列为重点嫌疑人。刑警大队决定，马上派人去山西调查。
二、
1998年4月7日，两位侦查员在队长刘建军的带领下，一路风尘仆仆赶到了山西灵石。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很快就在沟峪滩村办的一家洗煤厂找到了李宏才。这家伙是洗煤厂的会计，长得瘦小枯干，一听说有北京的“公安”找他，他就开始慌了：我这乡下人，啥也没做，北京的官儿找我干啥呀？他还想跟厂长商量，让厂长帮他应付一下。厂长直接推了他一把：“人家找的是你，你躲什么？”
李宏才最后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站到了公安人员面前。队长刘建军是个老刑警，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个李宏才肯定不是要找的那个人。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做了大量的调查，结果证明判断是对的。这个李宏才不但没有作案时间，而且其体貌特征也与要找的那个犯罪嫌疑人大相径庭。
虽然这次灵石之行没有找到真正的嫌疑人，但也不算白跑一趟。至少知道了这个李宏才不是要找的人，而要找的那个人，很可能根本就不叫李宏才。那问题就来了，犯罪嫌疑人是怎么知道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有个叫李宏才的人呢？李宏才跟那个嫌疑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这个疑团还是被李宏才自己给解开了。他说，1996年在山西榆次的时候，他的身份证不小心给丢了。
三、
根据李宏才所提供的情况，刑警队长当即决定将侦破地点集中到山西榆次。
于是，4月9日一行人火速赶到榆次，决定先找到那个电话号码的机主，然后根据情况制定下一步计划。
那电话号码0354-302XX47的机主是个叫陈淑英的老太太，62岁，家住榆次市桥西街的平房区。她是桥西街居委会的主任，而那电话其实是她儿媳杨秀兰（39岁，以前在三铁局五处工作，后来下岗了）开的一家小卖部的公用电话。
陈淑英和她儿媳反映，4月3日晚上9点半左右，她们接到过一个长途电话，是找住在她们家的周先雷的。周先雷是个学生，那天电话是谁打的、说了啥，她们也不知道，周先雷自己也没说。不过陈淑英提到，周先雷他们家可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人。就在2月份，周先雷和他爸周长范还偷了周先雷所在学校——铁三局五处中心小学价值两万多元的一件乐器。后来，周长范畏罪潜逃，到现在也不知道躲哪儿去了。而周先雷因为年纪小还在上学，所以就被取保候审了。考虑到他们家只有父子两人，周长范又跑了，周先雷虽然16岁了但啥也不会干（既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而且他们家也不是本地人，算是流动人口，所以有关部门就把周先雷暂时安排在了陈家住。
侦查员分析，那天给周先雷打电话的人很可能就是周长范，而且这家伙很有可能就是冒充李宏才的那个人。
意见统一后，决定请山西方面配合，把周长范的照片提取出来辨认一下。经过盔甲厂招待所服务员的辨认，确定这个人就是曾经住在204室的那两个房客之一。
就在这时，北京传来了消息：东城公安分局和内蒙呼市公安局联系后查明，郝振伟的身份证也被人冒用了。他的身份证在3月15日左右被一个名叫徐强的男子骗走了，徐强也下落不明。另外，山西太原迎泽分局还曾到呼市了解过一起和徐强有关的杀人案。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徐强很有可能就是204室的另一个房客。
四、
侦查员们一刻也没停歇，直接赶到太原市迎泽分局。迎泽分局的刑警队介绍，3月1日晚上，该市交通大厦确实发生了一起非常恶劣的杀人抢劫案。经过初步侦查，认定凶手很可能就是徐强。迎泽分局已经派出了好多警力四处抓捕，但至今都还没抓到。
听完迎泽分局的情况后，队长刘建军谈了谈自己的看法：1.郝振伟的作案嫌疑已经可以排除了；2.从太原交通大厦和北京盔甲厂招待所这两起案件来看，很可能是同一伙人干的；3.经过笔迹鉴定和照片辨认，确定徐强就是住在204室的另一个人。
4月12日上午，刘建军一行人从太原回到北京。听完他们在山西的详细汇报后，在北京的刑警们也分享了他们掌握的情况。其中有一点特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就是案发前，犯罪嫌疑人周长范除了给山西榆次打过电话外，还往保定打过电话。如果周给榆次打电话是担心自己的儿子，那他给保定打电话又是为了什么？经过大伙儿大胆的推测、分析，刑警们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就是保定有可能是周长范在案发后选择的藏身之处。
五、
4月14日一大早，几位刑警在休整了一天之后，又踏上了去保定的路。一到保定，立刻和当地的公安局联系，大家商量后决定还是从电话线索入手，看看能不能顺藤摸瓜找到嫌疑人。但这次情况可不太顺利。
原来，周长范打给保定的电话是在一个叫建宏食乐园的公用电话亭打的。这个店人员混杂，流动性又大，想要确定电话是打给谁的很困难。
但刑警们也不是吃素的，根据经验，逃犯往往喜欢住在车站附近或者交通便利的地方。于是，在保定公安局的帮助下，向保定火车站附近的西关派出所、建华派出所通报了案情，并把协查通报发到了各个旅店和招待所。可以说，只要侦破方向没错，那犯罪嫌疑人现在就像钻进了天罗地网里，逃不掉了。
果然，4月29日晚上，保定公安局传来了好消息，犯罪嫌疑人周长范在保定金华旅馆被抓获了！4月30日凌晨1点，对周长范进行了突审。在大量的证据面前，周长范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在榆次盗窃乐器案发后，2月份周长范在太原火车站遇到了一个叫徐强的人，徐强也是东北口音（周系吉林蛟河市人），两人聊得很投机。聊着聊着，他就把榆次盗窃的事告诉了徐强，想让徐强给出出主意。徐强一听，就鼓动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搞点大的。徐强还告诉他，最近有人在旅馆杀了人，一下子就抢了5万多块钱，多刺激！两人一拍即合，买了两把藏刀，准备大干一场。
3月1日，他们在太原交通大厦720房间“小试牛刀”，杀了一个人，抢走了4800多元。之后，他们又跑到北京，在盔甲厂制造了4月5日的凶杀案，抢走了1900多元。
“清明”血案终于水落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