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虐华北的日军
1944年，毕文恒在河北省遵化县民政科工作，那时正因病回家休养。
这年腊月十二日，伪满洲国日军来讨伐，他被当地的伪军团长认出，随即被捕押入遵化监狱，后又被拉到了唐山日本人的看守所。
进村扫荡，无恶不作
进了看守所，就像下到十八层地狱：十几丈长的笆篱子好几排，足够装六七百人，拥挤、饥饿、疾病和死亡是这里的日常。
屋里是面对面的木板铺，中间有一个人行道，白天每五个人一排面对炕沿坐着，不准说话，不准打瞌睡，晚上才能睡觉，拥挤不堪。
某日本人看守所一处监房
看守所是一天两顿饭，每天两个红高梁面的窝窝头，三片萝卜咸菜，没有碗，用手拿着吃。
周遭全是虱子，经常爬到人们身上，可能是传染病的原因，有的人头天晚上还说话，第二天被人发现起不了床，七窍出血就死了。
在这里，每天都要死二、三十人，每一排房子有一间屋子专放死尸，人死了扔到里边，每天下午都有大车来拉走。
不仅如此，这里的“犯人”们还要轮流着值日，捆死尸，拣人粪。人死了就被席一卷，捆上三道草绳，抬到死尸间，捆完死尸后就抬着篓子用手拣冻着的大便，吃饭时也不让洗脸洗手，看守所里气味熏人。
在那段非人般待遇的日子里，毕文恒曾和朋友曾秘密计划逃跑，但高墙、电网和流动岗哨让他们的计划落空。
农历二月底的一个大清早，“犯人”们起床后被日本人用绳子拴成一长串，押送到火车站，装进闷罐，拉到塘沽，装上轮船，后来才知道是要去日本。
抗战时期，停泊在塘沽的一艘侵华日军运输船
在船上，没心思观赏海上风光，离家别国之感时常涌上心头，人们都没坐过轮船，呕吐不止。
有人得了急性肝炎，身上和烧纸一个色。头天晚上还说话，第二天早上没起床，一摸身上冰凉，用手在嘴部一晃，已停止了呼吸，什么时候死的也不知道。
见此状，毕文恒赶快向押船的日本人报告，领来一张席，裹好后，被人抬着扔到海里，我们的同胞就这样死无葬身之地了。
悲叹。。。
经过十五天的航行，载着“犯人”们的轮船在日本的下关码头登陆了。
登录后，火车、轮船......最后到了日本北海道的夕张县煤矿，成了日本的华工。
煤矿的规模不大，五百多人，只有少数日本人在井上指挥。毕文恒一行人进矿前还有二百多名朝鲜人下了窑，后又陆续来了三百多名华工。
华工们被单编一个大队、三个中队，住在另一座窑上，一天三顿饭，每顿每人只给三个小窝窝头，都是橡子面、草籽面或树皮面做的，有时也掺点豆饼面。
劳作
矿上的设备不先进，只有运煤是吊车。矿工上下井走低矮的斜井人行道，不仅要弯腰还得扛坑木。
饥累折磨得矿工们身体非常虚弱，扛坑木下井时经常有人晕倒。井底下阴暗潮湿，经常塌方，死人的事时有发生。
在这里，每天早上六点下井，晚上九点以后上来，一到宿舍就倒下如同一滩泥。
不仅如此，既没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还没有文娱活动，又不准走出矿区，每天只是干活、吃饭、睡觉三件事，在日本人的眼里华工不过是个会说话的牲口。
拍摄于华北某处日本侵占的煤矿场
在矿上，有一些失宠的伪军和社会渣滓靠投机钻营当上了劳工的头头，充当日本人的走狗，经常打属矿工，毕文恒因替一位华工求情也遭受过毒打，但他始终没求饶。
另据毕文恒回忆，一个华工因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凌逃跑了，但他很快就被抓了回来。为了杀鸡给猴看，日本人不给他们饭吃，几个人轮班打，不到三天，被活活折磨死了。
见此惨景，毕文恒和同胞们都暗暗地掉泪，泣思国破家亡，弃骨异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华工们由于与社会隔绝仍不知道，照常下井挖煤，只觉得日本人管得松了些。
8月15日，永远载入史册的一天！
到了九月初，一个贫苦的日本职员拿着报纸到矿上说:“华工，你们胜利了，我们投降了。”不久后，毕文恒他们被告知可以回国，于是乘坐遣返日本军人的军舰，踏上了归途。
航行了五天，踏上祖国的土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没成想脱了虎口，又落入狠窝。
到了塘沽后，毕文恒和众人又被转送到国民党的一处劳工收容所。在那里，国民党军官给他们讲话，要求收编他们。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我越听越不是滋味，我们流亡日本刚刚回国，又让我们给国民党当炮灰，坚决不干。”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毕文恒还感到愤懑。
毕文恒心里憋了一个主意，点到他的名字时他说:“长官，我有梅毒。”
这个军官左右打量他，然后狡猾地一笑:“滑头，去吧！”别人看他这样搪塞了过去，有几个人也跟着学说有这病，也混了过去。
建国初期人民军队“向文化进军”
最终，他回到家乡找到了党组织，建国后上级安排他当了小学教师，八十年代口述人生经历时已经离休。
“逢年过节，组织上还来人看望我，给我解决困难。我现在不干工作了，还拿原薪、吃着细粮，这在旧社会是不敢想的事！”
毕文恒老人的人生经历，为我们了解那段艰苦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视角，致敬。
参考资料：《日本劳工经过的回忆》，毕文恒口述、李永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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