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就来聊一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经济建设。
1.初到陕北的艰难那篇文章分析过，在苏区时代，红军的经济来源包括三大部分：1）以土改为动力的农业生产，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然后制定较低的农业税，确保红军的吃饭问题。2）以苏区纸币为纽带的商业活动，促进苏区与外界的商业交流，带动物资流通的同时，获得商业税收。3）以钨矿为核心的工业发展，开采、售卖钨沙获得的收入，在后期已经成为苏区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长征到了陕北后，这3个收入来源全部没了。钨矿自不必说，那还在江西呢，已经被国民党占领。红军留在南方少量的游击队，生存都成了问题，根本没有余力去管这些钨矿。苏区纸币也时效了，因为当时本就是以苏区富裕的农业物资作为锚定物来发行的。现在脚跟还没站稳，陕北又是贫瘠之地，哪有资本让红军继续发行纸币。哪怕是打土豪分田地，促进农业生产这个办法，在陕北也行不通。因为这里实在是穷，地广人稀，土地也不肥沃，本就不是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刚到陕北红1军团，靠着徐海东的红15军团接济的5000大洋以及部分枪支弹药，才算解了燃眉之急。当时红15军团一共也才7000大洋的家底，一次性拿出这么多支援红1军团，足见徐海东的厚道。所以，后来徐海东被毛主席称赞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当然，5000大洋是用不了多久的。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东渡黄河，进入比较富庶的山西。这次东征红军歼敌8个团，筹款40万银元，展现了长征过后红军的强大战斗力。也正是这次东征，让张学良和杨虎城丧失了继续围剿红军的决心，并促成了后来的“西安事变”。
2.抗战前期的收入来源“西安事变”之后，国共达成合作，一起抗日。西北地区的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留在江南的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经济来源包括2个：1.）国民政府发的军饷；2）社会各界和海外同胞的捐赠。根据国共协议的规定，八路军每月可从国民政府领取50万元军饷和5万发子弹。但驻陕甘宁边区的机关、院校和部队，是不给发饷的，由八路军自己解决。所以八路军会将所领到的经费，留一半发给前方部队用，另一半则给陕甘宁边区。不过，国民政府一直都是按照八路军初始的编制（3个师）发的军饷。后来八路军大量扩军，是不受国民政府承认的，所以军饷不会增加。随着人数越来越多，这点军饷要同时保证吃喝拉撒，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已经是杯水车薪了。而且，就这点军饷，国民政府也发的不痛快，经常找借口拖欠、少发、扣发，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尤其是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国民政府彻底停止了对八路军的供给。至于捐赠，据统计，抗战期间，八路军收到的捐款总计881万元，慰劳款180万元。不过，相对于庞大的战争开支，这点捐款是远远不够的。更别提随着战争的进行，民间财富急剧损耗，广大人民自身的生活也日益困苦，捐赠也越来越少。加上日伪及国民党顽固派对各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即使是有捐款和物资，也很难运进去。所以，八路军还得靠自己，就像在苏区那样，实现自我造血才是上策。苏区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不能用了。因为此时八路军名义上还要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而我们都知道，国民政府代表的是地主和买办的利益。所以，国民政府不可能同意八路军继续打土豪，打地主。另外，为了建立抗战统一战线，地主阶级也成为了团结的对象。只要能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那大家都是自己人。这就是我们教科书上说的，此时中国的矛盾，已经从土地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转变为跟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为了不破坏团结以免影响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也不能再继续执行原来的打土豪政策，而是改为帮助农民减租减息。由于有八路军枪杆子的支持，加上只是要求地主让出一部分利益给农民，并不没收土地和财产，所以地主还是很配合的。而对于农民来说，地主的剥削大大降低，他们也感觉到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带来的好处。跟以前国民党的治理一对比，人心自然会有倾向。比如最开始的山西，因为正面战场的失利，阎锡山对山西的控制力下降很多。这给了八路军进入农村地区，开展农村工作并发展根据地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减租减息的办法，得以在山西农村展开实践，并推广到其他根据地。
3.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减租减息政策有利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却无法给八路军提供足够的经费。为了生存和发展，抗战时期八路军主要通过2种经济建设的方式实现自我造血：大生产和货币政策1）大生产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是从驻陕甘宁边区的后方留守处等部队开始的。早在1938年7月，后方留守处的一些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就开始组织官兵开展农业生产活动，比如喂猪、养羊、种菜等，用于改善后方生活。1939年，毛主席正式提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从此，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局部性农副业生产,发展为整个陕甘宁边区军民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给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各级领导都身体力行。《大决战》里有一段剧情，毛主席回忆在延安的时候周恩来想要主席的南瓜，主席没舍得给，反应的就是当时后方的大生产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359旅。该旅把荆棘丛生、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五谷丰登的粮仓。1941~1943年底，359旅共开荒13.8万亩，不仅实现了粮食完全只给，还能上交一部分。在开荒的同时，359旅还兴建了纺织厂肥皂厂开办了作坊和商店，实现了日用品的自给。“大生产”运动的经验也被复制到了前方的部队。山东、山西、河北的根据地，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都开展了大量的生产活动，成绩显著。比如115师，1942年做到了每人每天5钱油、5钱盐和1斤菜，高于1938年八路军制定的3钱油、3钱盐和1斤菜供给标准。“大生产”运动能解决基本的吃饭问题，但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建设，还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像药品、器械、武器、金属材料这些工业品，是没法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要想全面壮大根据地，八路军还得靠下一个造血方式——货币政策。
2）货币政策日本攻占中国大幅度国土后，掠走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不要以为日本仅仅通过武力夺取，它们还有更凶狠的金融手段。日军攻下一座城池后，就会强迫当地百姓用手里的法币，换成日本的货币。以后在日战区，大家只能用日本的货币交易。表面上看，这没什么问题，用谁的钱不是用呢。但是，日军为了快速掠夺中国的财富，发行货币是不计数量的，想印多少就印多少。印出来后，就拿到市场上去买走物资。这种滥发的货币，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民众的财富被迅速稀释、掠夺。货币贬值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说吧，就连占领区的日本人都不认可这些日本货币的价值了。一些日本人售卖的商品，只支持硬通货（比如银元）交易。更绝的是，日本在中国发行的货币，是不能在日本本土流通的。也就是说我们拿到这些钱，不能跑到日本本土去买买买。这就避免了日本本土的通货膨胀，只能是日本单方面吸中国的血。甚至，为了保住日本在中国的大后方满洲的经济，这些货币都不能在满洲使用。对于八路军来说，显然不能在日本的货币体系下行事，否则底裤都要被日本洗劫干净。所以，必须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紧接着就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用于管理法币，并收回之前由中华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苏币。抗战期间，边区银行一共发行过3种货币：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光华商店代价券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给八路发放的军饷只有大面额的法币（5元、10元）。当时法币还没有通货膨胀，所以只有大面额法币时，日常使用很不方便（比如无法找零）。这其实是国民政府为了控制边区市场流通的手段，因为货币用起来不方便，那就必然影响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为了应对这一问题，陕甘宁边区银行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印发了小额的代价券。这种代价券通常是几分、几角的，用于满足找零的需要。注意，边区发行这些代价券，都是以光华商店里的物资做担保的。即有多少物资，就发行多少券，绝不滥发。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就有发行货币的经验，而且牢记一条定律——货币锚定物资。
光华商店是在1938年4月份成立的，看名字好像只是一家小商店，其实它是边区政府的物资流通中心。光华商店总店设在延安，是这一时期仅有的一家公营商店。它的主要任务包括：1）购入边区必需的商品物资，如边区急需的布匹、棉花、纸张、文具、通信材料、五金等物资供给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群众；2）组织边区的食盐、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出口；3）是平抑物价。光华商店的商品销售价格比市场价低10%至20%，货真价廉，承担调剂边区物资供应、稳定物价的重要职责。话说边区银行发行这种代价券之后，引来了国民政府的不满。因为这种代价券其实就是货币，如果允许共产党有自己的货币，那国民政府的控制力就会被削弱。经过斗争和协商，国民政府同意了代价券的发行，但是只能发行“分”和“角”的面值，不能发行“元”。为此，边区银行发行了“5角”和“7角5分”两种面值的券。2张“5角”就是1元，4张“7角5分”就是3元，巧妙的解决了没有“元”的问题。光华券发行量不大，从1938年6月至1941年2月，一共2年9个月的时间，发行了430万元左右。在这之后，逐渐被边币取代。
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前文提到过，1940年之后，国民政府不再给八路军发饷，停止了法币供应。于是边区银行从1941年开始，正式发行自己的货币，也称为边币。边币刚发行的时候，跟当时流通的法币相比还是很弱势的。一来是民众更早接受法币，二来边区的经济也不如国统区和日战区。为了让边币稳定流通起来，边区政府用了两个办法：引导、保证。边区成立了多个货币交换所，允许民众自由兑换法币和边币。但是，不同的兑换所，这个兑换比例不一样。在边区中心的兑换所（比如延安），边币和法币的兑换比例是1比3；在边区边缘的兑换所，这个比例是1:4。也就是说，在边区的边缘，法币更值钱（用边币可以换更多），那么法币就会被引导流通到边区的边缘，也就更容易流向国统区或日占区。如此，边币的流通区域就会越来越大。这个货币交换所，已经有点现代的货币离岸结算中心的味道了。谁说共产党都是泥腿子？他们早在革命年代，就颇具现代金融意识和能力了。扩大流通区域后，还得让民众信任边币。实现这一点，靠的是光华商店的物资作为担保。虽然此时边区政府手里没有太多金银等硬通货作为保证金，但是有光华商店运营的物资作为担保，边区币就有足够的信用背书。你拿着边区币，就能到光华商店换到相应价值的商品。
由于根据地太分散，联络、沟通不便，货币和物资不能自由流通，所以八路军的不同根据地都各自发行过货币。
比如，1939年4月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创建的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叫做冀南币，可在各根据地通用。
当然，因为根据地被割裂的现状，一般也很难到处流通。
所以，每个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必须基于当地的情况，锚定相应的物资。比如山东的八路军发型的“北海币”，锚定的是山东盛产的海盐。山东的八路军对盐的生产和销售进行统一管理，实行“统购统销”，即任何人要买食盐，必须用八路军发行的“北海币”。后来，花生、花生油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因为八路军的诚信经营，油盐质量过硬，不缺斤少两，所以老百姓很乐意接受用“北海币”。而根据地之外的商贩，要想从根据地进货，也有北海币。于是商贩们只能想方设法把钢铁、甚至军工用的原材料倒腾到抗日根据地，卖给八路军，这样才能拿到北海币，用来买油盐。用经济手段打破敌人的封锁，比用军事手段更高明、更轻松，效果也更好。
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之间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加上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暴露的实力让国民政府和日军都颇为忌惮。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日军的扫荡双重压力之下，根据地的日子不大好过，正常的生产、商业活动都受到了影响，物价上升，通膨有点严重。原来零售价0.1元一盒的香烟，变成100—300元一盒；原来零售价0.05元一盒的火柴，涨至50—100元。与此同时，边区也接连不断地发行面值100元、500元、1000元、2500元、5000元、7500元、1万元的边币。到了1944年，为了稳定稳定金融市场，陕甘宁边区银行利用贸易公司发行了商业流通券，逐步取代并回收边币。这种流通券也可以当做货币来使用，主要是为了把市场上多余的流通超发的货币逐渐往回收，从而达到稳定币值的作用。
4.总结
所以，八路军的生存和发展，根本上还是靠自身的造血。通过大生产运动和较为给力的货币政策，为八路军发展提供给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否则，靠国民政府的军饷或者从敌人缴获，不可能从3万来人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100多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