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警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放缓“因意外的财政紧缩而加剧”，很可能会削弱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

地方财政紧缩，在这几年是肉眼可见的。

一方面因为新冠病毒三年的防疫开支加大，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下行带来的收入锐减，这些都客观上影响到了地方的财政收入，在每年千亿乃至万亿的债务利息面前，地方所面临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当这种压力开始被具象化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近日A股多家上市公司遭遇补税，有的面临仅5亿元巨额补税，有的要补缴长达15年时间的欠税。

另外叠加前段时间的50年超长期国债，种种迹象都表明，地方收入的下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对宏观经济的刺激力度。

6月24日，彭博社发表《财政收入降幅创一年多来新高》一文，彭博社用财政部数据计算得出，包括一般公共预算和基金预算在内，1-5月国内财政总收入同比下降4.1%，至11.36万亿元，同期这两项下的支出合计同比下降2.2%，至13.61万亿元，财政缺口因此为2.25万亿元。

为了填补财政上的缺口，一般可以采用的方式一是增税，二是发债，三是发行货币。

回顾我国财政之路，1994年的“分税制”是一个历史性突破，这造就了此后地方“分灶吃饭”。从20年前开始，土地财政成为地方的重要收入来源，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地方土地出让金大幅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又拖累税收收入，这些都进一步导致了地方财政预算的吃紧。

因而补税，也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被要求补税的公司当中，维维股份、博汇股份等公告了公司或子公司的涉税情况；其中，维维股份原控股子公司湖北枝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在1994年至2009年的15年间，累计欠税8500万元被追缴。

博汇股份则对旗下业务进行停产，而根据测算，博汇股份被要求补税的金额也高达数亿元。

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存在补缴税费情况的还有北大医药、藏格矿业、华林证券、联建光电等等，上述公司的补税原因包括少计税、未按规定申报等等。

在地方要求一些企业补税的同时，也不由得令人担心地方所面临的债务问题。

2024年1月，国家智库国家金融和发展实验室发布报告指出，去年国内债务（含家庭、企业和地方债务）占GDP比重高达287.8%，较2022年增加13.5%，刷新最高记录，约为GDP总量的2.9倍。

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刺激经济、高杠杆的措施拉高了经济增长速度，但同时也让债务的增长稳步升高。

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2024年春季年会期间发布关于地方借贷的最新报告，IMF警告称，中美两国应采取行动降低未来的借贷，因为它们的债务激增有可能对全球经济和其他国家支付的利率产生深远影响。

该报告表示，许多富裕国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降低它们的债务相对于其经济规模的水平；而中美两国则并非如此，IMF预测，如果目前的高杠杆措施不变，到2029年，美国债务将占年度GDP的133.9%，高于2023年的122.1%。

尽管美国也面临非常严重的债务问题，但我们和美国相比起来，债务问题显然还要更严重一些。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元是“纸黄金”，美国国债也仍然是全球最具流动性的“无风险”资产，全球企业和投资者都对其有着稳定的需求，因此美国发行国债的空间依然较大。

而我国货币则没有美元的国际地位，因此我国国债主要发行区域依然是国内，这也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们的手脚。

从数据来看，我国M2余额已经突破了300万亿元，这个规模是美国M2的2倍以上，尽管两国对于M2的计算方式不同，但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发行再多，通胀压力也可以向外释放，而我们则不同，货币的放水由此引发的通胀，几乎只能由国内承担。

这几年之所以没有引发国内通胀，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对未来的消费信心低迷，加之房地产的下滑令家庭资产缩水，大量的货币被存在银行里变成了不流动的资本，导致了国内消费更倾向于通缩，而不是通胀。

凯恩斯主义，在这几年大行其道。

发钞的确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较好做法，但发钞也会容易上瘾，因为真实的经济世界增长是困难的，而发钞通过“纸面”的方式去让经济实现增长，这种做法相对来的更容易，因此也更令人上瘾。

自从十多年前“现代货币理论”成为各国可以无限发钞的理论基石以来，本来就奉行凯恩斯主义的世界各国，开始将凯恩斯理论的两大利器“应该有限干预经济”与“可以实施有限通胀以刺激经济”中的两个有限去掉，变成了无限。

一旦没有约束，这种行为只会加剧而不是停止。

从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来，我国经济就进入了货币增发推动经济增长阶段，货币增发以房地产为“锚”，随着房价的不断增长，国民财富和GDP总量也水涨船高，但这种模式下，一旦房价开始下跌，货币的挤出效应就会开始显现，同时叠加消费信心低迷，通胀和通缩同时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凯恩斯自己也曾说过，通过不断加大货币供应量从而刺激经济的做法，最终会导致下一代债台高筑。

在今天地方债务高企，企业税收偏高，而暂时又没有新的经济增长支柱行业之前，哪怕我们将增税、发债、印钞这三种方法全都用上，最终也很难解决本源性的问题。

左和右，看起来像是一个天平的两个极端，但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左和右都是必要的；在经济好的时候，可以适当增加社会福利体系，更多花钱增加债务；在经济不那么好的时候，需要更多降本增效，用于还债，亦或是反过来。

但显然，刺激经济这件事不能一直使用，在同样的方法下，高杠杆本身也符合边际效益递减的原则，当债务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低的时候，最终需要偿还的时候，只能通过不断延后，把这个问题丢给下一代人去解决。

而这，显然不是我们期望看到的。

在今天新生儿人口越来越少之下，下一代的人口不断减少，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意味着阶层跃迁的机会越来越少。

凯恩斯主义不是万能灵药，我们需要祛魅的不仅仅是凯恩斯主义，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尊重市场，尊重市场规律。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