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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电料行的大门被敲得震天响。电料行的老板被敲门声惊醒，打开门一看，原来是身穿东北军军服的一个兵爷。
兵爷看起来非常着急，张口就要电池，担心店主不给，兵爷直接将价格抬高了一倍。
有钱为何不赚？店主想都没想，便高高兴兴地拿来了电池，不料，就在卖出电池的第二天，西安城便传出了蒋介石被扣押的消息。
店主对这突如其来的政变感到莫名其妙，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昨天晚上自己卖的电池，也与这件事有着关系。
如何处置蒋介石，引发争论凌晨出去买电池的，是张学良的“秘书”，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刘鼎。
在凌晨零时，张学良将军忽然把极端重要的消息告诉刘鼎，说他的部队已经在进行紧急行动，扣押蒋介石，而为了配合这一行动，张学良下令西安城全城停电。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后，刘鼎的第一反应便是马上发电报报告毛泽东，然而没有电，不能发电报，这才风风火火地去买电池。
等刘鼎买回电池时，蒋介石已经被抓住，他立即把这个消息报了出去。
第二天一大早，警卫员刘九洲来到周恩来的屋里，却发现周恩来已经坐到了桌子前，脸上布满笑意。
刘九洲问：“您这么早起床干什么？”
“把蒋介石捉住了，你知不知道？”周恩来平淡的语气说出了这个惊天新闻。
刘九洲脑子还未反应过来，嘴里“啊？”了一声。
紧接着，周恩来就问：“蒋介石被捉住了，你说杀掉不杀掉？”
“不杀。”刘九洲回答道。
“为什么不杀？”周恩来好奇地问。
“因为我们规定不杀俘虏嘛！”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直夸刘九洲讲得好。当然，刘九洲的建议不能决定“是否杀蒋”，但可以反映当时红军战士的想法。
毛泽东不久也知道了这件事，中央领导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大笑，接踵而至的是困惑，该如何处置蒋介石呢？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一下就变成了中共领袖们的一道棘手的难题，这个问题整整让领导们思考了一个星期，在这一个星期中，他们几乎没怎么睡觉。
在中共领袖们的内心，蒋介石是可恶的，他与红军打了十年的仗，残害了多少革命志士，红军恨透了他。
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提出“审蒋”、“罢蒋”，他说“第一，在人民面前揭露蒋的罪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朱德主张，杀了蒋再说其他，其他领导人也主张杀蒋。
到12月13日下午时，全保安都知道了蒋介石被捉一事，三四百人举行了集会，坚决要求公审蒋介石。大会上，群情激奋：“从一九二七年以来，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够多了，现在到了清算的时候了，必须把他交给人民公审！”
对于杀不杀蒋，周恩来、张闻天没有吭声，张闻天只是说：“尽量争取南京政府，联合非蒋系部队。”
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发表意见，是因为他有其他想法，不过，现在并不是说出来的时候。
与中共中央相比，南京的国民党获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就要晚得多。
12日早上，周恩来和毛泽东已经收到了电报，而南京方面还是一连懵，直到下午才收到国民党驻潼关部队的将领樊松甫发来的电报，说蒋介石联系不上了，南京这才反应了过来。
南京的国民党立即对西安事变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主张“讨伐逆贼张学良”，何应钦的嗓门最高，他称必须“马上讨伐”。
南京要“讨逆”，保安要审蒋，这可急坏了宋美龄，她立马从上海赶到了南京，对南京“讨逆”的举动大为不满。
宋美龄最直接的目的当然是保蒋，但南京是要“讨伐张学良”，这势必会造成国军与东北军和红军的大战，对蒋全然没有好处。
于是，为了掐灭这一导火索，宋美龄在表达自己“主和”的思想后，立即和澳大利亚特使端纳，一起来到了西安，面见张学良。
端纳早年认识了孙中山，后又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他还是张学良的顾问兼老师，因此，让瑞德在中间充当调解人，最适合不过了。
果然，张学良表示，欢迎瑞纳进入西安。
12月14日，由张学良陪同，瑞纳见到了蒋介石。与蒋介石和张学良进行交谈后，瑞纳告知宋美龄：“张学良并无杀害蒋介石之意，只不过实行‘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闻此，宋美龄这才松了一口气。
由“公审蒋”变成“逼蒋抗日”在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的时候，红军未发一枪占领了肤施，从此改名为延安。
对比保安来说，延安大得多，这里是陕北最重要的城市，这对中共来说，是西安事变先赢一步棋的好事。
在占领延安之后，张学良已经等不及，派专机到延安将周恩来接到了西安。
路上，周恩来已经从刘鼎的口中得知了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况，当听到刘鼎说张学良在派兵扣蒋时再三关照抓活的，就知道，张学良从一开始就无杀蒋之意。
到达西安后，周恩来便住在了中共地下党员涂作潮的住处，顺便把自己的胡子刮掉了。
见到张学良时，张学良的第一句话便是：“美髯公，你的胡子哪里去了，”周恩来哈哈一笑，氛围瞬间暖和了起来。
坐定后，张学良和周恩来便开始了长谈，一开始，周恩来盛赞了西安事变的壮举 ，然后便进入关键性问题，即如何处置蒋介石。
周恩来不说话，他想听听张学良的建议。张学良说：“依我看，争取蒋抗日。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如将军所言，如能说服蒋抗日，中国之前途则光明。倘若杀了蒋 ，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给日军灭亡中国提供了便利。”
的确，蒋介石一方面具有军事上的优势，杀了蒋，东北军和红军必然会与南京对立，西安事变最初的目的也就彻底跑偏了。而且，杀了蒋，日本人和汪精卫等亲日派最为高兴。
出于这两点原因，周恩来的意见是：“不杀蒋”。
就这样，周恩来和张学良经过商谈，下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与张学良的商谈情况，表示：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需要声明如果南京起兵，则不保证蒋的安全。
这样，南京方面自然就不能轻举妄动了。
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发来的电报后，舒了一口气。
周恩来刚与张学良长谈完，第二天又去见了杨虎城。杨虎城对中共的决定很是惊讶，他原以为中共跟蒋介石有着十年的血海深仇，必然不会轻易放过蒋。
周恩来说：“为了民族大义，我们可以先放置和蒋的仇恨。”
杨虎城叹了一口气说：“既然张副司令和中共意见一致，我没意见。”
西安这边热闹非凡，没想到，这期间日本和苏联掐起架来。
日本说“西安事变的幕后是莫斯科”，苏联则称“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玩弄的政治阴谋”。双方吵得不可开交，针锋相对。
日本的最终的目的是制造舆论，逼张学良杀蒋，这样自己就能坐收渔翁之利。而苏联的目的，就很难看透了。
当毛泽东将西安事变的情况告诉莫斯科时，斯大林表示反对“倒蒋”，并反对西安事变。
在斯大林看来，作为中国的抗日领袖，张学良够不到，中共的力量又太小，只有蒋介石才能统率中国各种力量，进行抗日。
不管苏联何种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反应纷至沓来，毛泽东开始冷静考虑如何处置蒋介石。他反复察看周恩来发来的电报，觉得周恩来说得很有道理。
终于，毛泽东发出电报：“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够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亦不成问题。”
这份电报明确表示出毛泽东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公审蒋介石”，变成了“逼蒋抗日”。
后来，蒋介石答应共同抗日，张学良也放了他自由。
对于不杀蒋介石这件事，有很多人想不通，一个学员含泪说，蒋介石杀了那么多的同志，为何放了，毛泽东说：“国家大事，不能意气用事。”
有人问，难道不怕蒋介石反悔？毛泽东则形象地比喻道：“对付蒋介石，和赶毛驴上山是一样的。毛驴驮了东西就不愿上山，农民就一拉、二推、三打。不过，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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