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日本名义GDP将被德国超越，跌落至全球第四位。

这源于两国货币对美元相对贬值程度的差异，日元的疲软是其经济下行的重要缩影。曾经强劲的日本经济，正变得摇摇欲坠。

日本国内资源和市场规模有限，经济发展依赖国际贸易，而国际贸易同国际关系密切相关。本文拟从国际关系视角回顾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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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新生

战后日本的经济复苏，与美国的战略目标选择息息相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政府越过反法西斯同盟，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在日本的最高统帅。9月7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成立，它以美方为主体，实际成为美国占领和管制日本的工具。

麦克阿瑟领导下的日本改革，旨在将日本非军事化，使其能为美所用。因此，政体改造成为关键，改革天皇制即是美国协调国际社会呼声和自身东亚利益的重要体现。

美国允许日本以军方名义投降，降低了战败对天皇地位的影响。在随后的改革中，美国同意保留天皇制，而裕仁发表《人间宣言》，宣布天皇为人而非为神。

天皇自降神格，促进社会民主，能有效防止法西斯主义复辟，顺应了国际要求；保留天皇制则出于美国的自身利益：天皇作为政治实体而存在，有利于日本稳定政局，便于后续政策实施，更避免日本因动荡而倒向共产主义阵营。

二战爆发前，美苏已存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二战只是暂时掩盖了两国间的分歧。太平洋战争后期，随着日本“绝对国防圈”被美国突破，战局已然明朗。杜鲁门政府便设想将日本作为其战后东亚战略的重要一环。

1947年，冷战爆发，美苏关系急转直下，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优先级迅速上升。为了建设东亚反共桥头堡，遏制红色政权扩张，美国政府开始重视日本经济自立。

1948年，杜鲁门政府大幅削减日本赔款数额。次年，美国推行著名的“道奇路线”，保持美元对日元1:360的固定汇率。在国际贸易中，日本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即可维持货币的稳定低汇率，这成为日本长期保持倾销姿态的基础。

50年代伊始，日本迎来战后第一次经济景气，即“特需景气”，这直接得益于朝鲜战争中美国的军事需求。

随着美军失利，美国对日订单从纺织业扩展到机械制造业，濒危的丰田汽车回暖，三菱重工等曾服务于军国主义体制的工厂也收到了美国维修坦克的订单。

在此轮景气中，日本承接了美国的大量技术转让。

日本的获益不止资金和技术。在朝鲜战争的刺激下，美国政府愈发重视日本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1951年，美国推动签署《旧金山和约》，结束盟军占领，日本得以恢复正常国家地位。

朝鲜战争后期，美国军事订单的减少使日本再次陷入经济危机。艾森豪威尔政府意识到日本经济在离开军事订单后的脆弱性，担心其受经济危机影响而出现政治动荡。

因此，1953年9月，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日本非正式加入的方案，并以2/3多数票通过。1955年9月，日本正式加入关贸总协定。

自此，日本在出口贸易中不仅拥有了稳定低汇率的货币，更获得了壁垒较低的自由市场地位。日本成为美国东亚战略上的重要节点，美国利用自身影响力，成功将日本纳入其经济霸权体系中，日本也因此获得了经济红利。

02

矛盾初现

稳定的低汇率和广阔的国际市场是日本出口贸易的福音，日本经济在整个六十年代突飞猛进，进入下一个十年，红利却受到削弱。

在东南亚地区，越南人民政权的壮大使美国政府感到威胁，为遏制中南半岛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美国发动越南战争。

顽强的北越政权给了美帝国主义当头一棒，越南战争失利迫使美国在冷战中转入守势。

尼克松政府上台后，调整原有全球战略，重视修复中美关系，联合中国对抗苏联。尼克松政府对日实行“越顶外交”，绕开日本同中国接触。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铺垫。

此前，日本政府一直跟随美国保持反华立场，得知美国对华态度的突然转向后，日本政府措手不及。朝野称此为“尼克松冲击”，坚定反华的佐藤荣作内阁因此垮台。

1972年田中角荣任日本首相，新内阁意识到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向已成定局，旋即跟进实现中日建交。

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带来了繁荣，越南战争却相反。它给美国带来巨大财政赤字，国际收支状况迅速恶化，美元危机多次爆发。日本经济在深度捆绑的日美关系中受损。

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实施“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瓦解，日元固定汇率制终结。越战重创了美国经济霸权，日本经济在此霸权体系下的收益也随之削弱。

除开浮动汇率制的影响，七十年代日本出口贸易的瓶颈是日美逐步深化的贸易摩擦。

日美贸易摩擦始于纺织业。早在明治维新时期，纺织业便受日本政府重点扶持，在二战后日本政府新一轮扶持和美国政策优惠下，纺织业再次兴盛。

1955年，日本向美国大量出口廉价衬衫，美国纺织业遭受冲击，国内工会组织反倾销运动，美国政府因此向日本施压，日本纺织业自1956年实行出口自主限制。此后，日本多次同美国签订协议，限制日本对美纺织品出口。

随着产业升级，日本制造业也给到美国经济相当大的压力。1963年起，日本成为世界钢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七十年代美国钢铁业遭受石油危机重创，美国成为钢铁净进口国。

日本钢铁在美国市场中占据过大份额，再次使美国政府警觉。

迫于美国压力，日本钢铁业实行多轮出口自主限制。1976年，美日签署《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除纺织业和钢铁业外，汽车、家电及半导体等产业的出口规模均受到美国不同程度的打压。

石油危机也是影响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重要因素。

1973年10月16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决定禁止向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及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石油，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1972年，日本所需石油的99.7%依靠进口，中东地区进口占比为80.7%。石油危机给予了日本经济沉痛打击，基础产业因能源不足而被迫停产，1974年，日本经济出现战后以来首次负增长。

第一次石油危机激发了日本的思变意识。日本企业开始重视能源利用效率，向“节能化”“技术化”方向发展，尽可能降低能耗。

日本政府也充分利用货币紧缩等政策，使日本在应对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展现出逆势上升的强劲韧性。

浮动汇率、贸易摩擦和石油危机，是影响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重要外部因素，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滞胀”压力的背景下，日本经济在逆境中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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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再临

70年代末，美国经济在长期滞胀后迎来转变，凯恩斯主义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挑战。1979年起，美联储连续八年维持货币主义政策，直接控制美元供给，间接刺激利率提升。

通货膨胀虽得到控制，但利率上升又引发汇率上升，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弱化。1982年起，美国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逆差。

里根政府选择对经济伙伴施压以扭转贸易逆差，日本经济因此受到限制。美国的对日经济政策主要为打压出口和要求市场开放。

对美自主出口限制覆盖了汽车、家电和半导体等几乎所有具备竞争力的产业。高关税和出口限制协议也阻碍了日本出口贸易。

1983年，美国向日本摩托车征收45%的关税；1986年，日本签署第一次《日美半导体协定》；1987年，美国对日本电视和计算机征收100%的关税。

此外，自由化浪潮下，国际社会出现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的呼声，日本再次感到“黑船来航”的压力。

高度封闭的国内市场曾是日本获取外贸优势的重要支撑，但这次美国在巨额逆差面前，没有为日本开绿灯，大量保守落后的国内产业必须面对国际市场带来的巨大压力。

1985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冷战局势变化加剧了日本在日美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1985年初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对外积极同西方对话，对内实行“新思维”改革，冷战局势倒向美国，日本作为意识形态对抗前线的地位下降。

同年9月，美国顺势促成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美国逆差困境缓解。

实际上，日本政府认为日元升值有利于发展内需型经济，因而同美国一拍即合，但日本设想目标远不及美国要求。

美国政府继续以强硬姿态要求日本加强干预，日本大藏省被迫大量抛售美元，助推美元贬值，同时迫使日本开放金融市场，试图通过国际资本流入加剧日元升值。1988年1月，日元对美元汇率达到了120：1，日本出口贸易的汇率优势骤减。

广场协议签订后，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了泡沫经济。日本政府在一年内连续五次降息，1987年宣布《景气对策》，释放六万亿日元以刺激内需。

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升值失控，向国内民众传递了错误经济信息，随着金融市场开放，投资实业的热潮衰减，大量资金流入地产和股市投机活动。

对比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的日本，这次紧缩政策来得太晚，1989年起，日本央行采取强硬紧缩政策，刺破经济泡沫，日本经济走入“失去的三十年”。

泡沫经济主要归咎于日本发展内需型经济中的错误决策，但日本经济由出口导向转入内需导向的过程，则同美国的胁迫息息相关。

美国利用自身霸权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在八十年代收回日本曾经的外贸特权，日本经济在试图摆脱美国阴影的过程中走向歧途。

04

结语

二战后日本的经济繁荣实际以美国经济霸权为前提，日美关系实质上也是一种不对等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随着霸权国家战略的调整具有不稳定性，日本作为高度依赖的一方，随时面临被施加霸权的风险。冷战结束以来，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加深，被霸权桎梏的日本或许该重新审视日美关系的基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