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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的泥泞战场上，1951年的春天被硝烟和炮火填满。第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面临着生死抉择的时刻，他们的命运被一纸命令改写。师长郑其贵在美军强大的压力下，必须做出决断：是坚守至最后一人，还是尝试一次几乎无望的突围？180师的老兵们，他们对师长的选择有何评价？

吴成德师接受任务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如一阵春雷突然在朝鲜半岛上空爆发。在激烈的交火和不断变化的战线中，由于后勤补给线的延迟和物资短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面临着一系列艰难的决策。他最终决定，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和士气，需要将主力部队撤至三八线以北进行必要的休整与重新整编。此举是为了在重新集结和补充后，能更有效地应对敌军的压力。

随着战况的持续发展，志愿军各部队在激烈的交战中渐显疲态。前线的部队在敌人的重火力压制下，物资匮乏，弹药和食品供应均难以满足基本需求，战斗士气亦受到考验。彭德怀的决策虽是迫不得已，但也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出的权衡，以期在大局上保有一线生机。

到了1951年5月，随着志愿军的战略调整逐步展开，吴成德所在的师也接到了新的命令。这个命令来自上级，明确要求他们执行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担任掩护主力部队的后撤。具体到操作层面，吴成德的部队需要在指定的阻击地域，至少坚持3至5天。

这一命令的接收和传达过程中，师部紧张而有序。指挥所里，地图上的每一个坐标都被仔细分析，每一个高地、河流和村庄的战略价值都被重新评估。吴成德迅速组织部下，布置阵地，确保每一个战斗单位都能在最短时间内达到预定位置。通信员和联络员则不断地在各个连队之间穿梭，传递最新的命令和情报。

阻击地域选择在一个天然的狭口地带，这里的地形对防守方颇为有利。师部迅速在高地上设立了多个火力点，炮兵连则根据地形特点选择了隐藏且易于调整射角的位置。与此同时，工兵连忙布置地雷和拒马，以增强防线的整体防御能力。

随着防线的初步建立，吴成德的部队开始了紧张的等待和准备。虽然大家都清楚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激烈的战斗和巨大的牺牲，但每一个士兵都在默默地调整装备，检查武器，确保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能够尽最大可能地守住阵地，完成任务。与此同时，后勤部门也在努力调配剩余的物资和弹药，尽管供应紧张，但他们仍尽力保证前线的基本需求。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气氛逐渐紧张。前线的官兵们时刻准备着，观察哨在不断地向指挥部报告敌情，每一次小规模的敌军侦察或接触，都可能预示着一场大规模攻势的开始。在这种重压之下，吴成德的师固守着每一寸土地，准备迎接挑战。

困境与突围

1951年5月24日，就在第180师执行掩护任务的紧张时刻，他们接到了撤退至汉江以北的命令。师部迅速做出反应，开始组织撤退行动。撤退并不是简单的后退，它涉及到复杂的行军和物资搬运，尤其是在敌军密切监视下进行撤退更是考验指挥官的调度能力和士兵的应变能力。

撤退行动开始不久，两路敌军突然发起了协同攻击。一路从前方压来，强大的火力使得第180师的前线阵地岌岌可危；另一路敌军则从侧后方穿插，试图切断第180师的撤退路线。这种双向夹击的局面，迅速使得第180师的撤退行动陷入混乱。

随着敌军的持续压迫，第180师很快被迫从有序的撤退转为临时防御。士兵们在指挥官的指引下，利用现有地形迅速搭建简易的防御工事，试图阻挡敌人的进攻。然而，敌军的火力和人数优势明显，第180师的阵地被逐步压缩。

到了5月26日，第180师已经完全陷入敌军的重围之中。师部及其所属的各个单位被迫分散在不同的防御点，与敌军进行肉搏战。此时，六十军军长韦杰通过无线电向第180师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固守当前位置，等待援军。但随着敌军压力的增大和外界联系的逐渐断裂，韦杰很快意识到仅仅固守是不够的，于是下达了突围的命令。

突围的命令传达到每一个单位，第180师开始尝试分散突围。这是一次绝望中的自救行动，每个小队都尽可能利用夜色、山地和丛林等地形来遮掩行动轨迹，试图摆脱敌军的包围。然而，由于敌军的密集封锁和空中侦察，第180师的突围行动遭遇极大阻碍。

在激烈的战斗和突围中，第180师损失惨重。伤亡人数迅速上升至三千余人，近四千人被俘。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一次组织士兵冲击敌军阵地时被俘。部队的物资几乎耗尽，许多士兵在缺乏弹药的情况下只能使用冷兵器或简易爆炸装置来抵抗敌人。

这场突围战斗持续了数日，第180师的部分单位依靠地形优势和夜间行动，最终突破了敌人的重围。但大部分士兵和指挥官，包括吴成德在内，都未能逃脱敌人的追击。

180师的处理与历史评价

战后，志愿军司令部针对第五次战役的表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这次战役的失利被认为是多种因素结合的结果。彭德怀元帅作为最高指挥官，直面这次的失败，他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主动承担了失误，并将其纳入个人军事生涯中的四次重大失误之一。

毛泽东主席对这场战役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战场情况，反复询问战况的细节，并对战斗结果进行评估。

在对第180师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后，兵团领导决定对师内部进行严格的整肃。这次内部整肃不是简单的惩罚，而是一种旨在彻底调查和纠正存在问题的措施，整肃的时间定为一年半甚至更长，显示出了决心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年底时，兵团总结出的正式结论指出，180师在突围战斗中未经严重战斗便导致了巨大损失，其本质上是由于师内部的政治动摇和部分人员的贪生怕死。这种结论虽然指出了战斗意志问题，但明确说明了并非是军事指挥层面的重大错误。这一定论的提出，对180师及其成员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这一结论，180师的师长和副师长被撤职，表明了军方对于战斗意志薄弱的严肃态度。此外，团级以上的多名干部被留党察看，这是对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的一种党内的纪律审查。行政上，涉及人员也遭到了降职或撤职的处理。

这些措施的实施对第180师及其成员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些被处理的成员在军内的晋升和职务分配上受到了明显的限制。

《历史的回音》里的辩诉

在180师的历史和成员中，对于战后官方给出的“政治动摇、战斗意志出现了问题”的结论，许多师内的官兵并不完全认同。他们认为这样的结论过于简化了实际面对的复杂情境和多重困难。尽管在表面上看似接受了这一官方结论，但在师内部，很多人仍对此持有异议。

多年后，当《历史的回音》这本书成书并出版时，薄一波为之作序，对180师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和评价。他在序言中提到180师是一支拥有悠久而光荣传统的老部队，这种评价与战后的官方结论形成了鲜明对比。

关于时任师长郑其贵的指挥方式，60军参谋长关志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郑其贵在指挥过程中表现出过于机械化地执行命令的倾向，关键时刻未能灵活处理战场变化。他进一步分析指出，自从1947年24旅升编为野战部队，即180师的前身，这支队伍主要执行的是内线作战任务，长期以来缺乏面对外围合围作战的经验。这种战术经验的不足，在他们面对敌军全面合围时显得尤为突出。

关志超认为，由于整个师从上到下都普遍缺乏针对合围战的应对策略和战场嗅觉，因此在遇到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时，指挥官和官兵们往往难以作出最有效的应对。这种情况在第五次战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敌军进行多方位夹击和围攻时，180师的指挥层未能及时调整战术和策略，导致了最终的重大损失。

军长韦杰的决策存在争议

在第五次战役中，军长韦杰的决策过程备受争议，特别是关于是否迅速抢占马坪里以确保战略优势的问题上显示出了明显的犹豫。这一战术选择的迟疑，成为了战后分析中的一个关键点。在战场上，时机和速度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韦杰的犹豫直接影响了战局的发展。

与此同时，副军长查玉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派遣179师和181师打破敌军的包围圈，前来接应被困的180师。查玉升的计划是在一定程度上冒险的，但也可能为180师提供了一个脱困的机会。然而，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而是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战术，这导致了后续一系列不利的结果。

180师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设法突破到了鹰峰地区。他们期待在此与友军会合，共同打破敌人的围困。然而，当他们抵达这个预定地点时，却发现预期的援军并未到达。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不仅打击了官兵的士气，而且使得整个师的战斗力进一步受损。围困中的180师，面对着源源不断的美军攻势，不得不在缺乏补给和援助的情况下继续战斗。

在这场混战中，战略误判显而易见。由于指挥层对情报的解读存在偏差，以及对战场形势的误判，韦杰、王近山以及郑其贵均认为一旦北渡汉江，180师就能够获得安全。然而，实际情况远比他们预期的要复杂。180师在撤退过程中遭受了持续的敌军攻击，三面敌军的围堵使得他们处于极端不利的位置。由于连续作战和资源消耗，师里的弹药和物资几乎耗尽，重型武器亦大量损失，使得他们失去了进行有效防御和反击的能力。

这场战役的结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指挥决策的迟缓和不准确导致了战术上的失误，加之战场信息的匮乏和解读错误，造成了对实际情况的严重误判。这些因素相互叠加，最终导致了180师在没有得到有效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参考资料：[1]陈忠龙.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回撤中的第180师[J].中共党史研究,1993(2):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