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14日和16日，毛主席接连对广西的剿匪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

“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

毛主席这样对一省的工作做出严厉的批评，无疑是少见的，而且还明确提出要求广西省委领导对有关工作进行检讨，提交中央，这样的情况则更是少之又少。这背后发生了什么？

翻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其中大篇幅收录了毛主席对广西剿匪工作的一系列批示，足以看出毛主席这一时期对广西剿匪工作的重视。

他之所以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一省的剿匪工作上，和当时国内外的局势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毛文稿》记载，当时中央根据可靠情报得知，蒋介石计划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出动20万到25万兵力攻占厦门、汕头。

当时，抗美援朝已经开打，我国的用兵重点在东北方向，蒋介石此时搞这个大动作，无疑是料定我军在东南方向兵力不足，想要趁虚而入。

事实上，我军在东南的兵力确实存在着不足的隐忧。

1950年8月底，毛主席指示中南局，让他们考虑从西边调一部分兵力和炮火加强东面，一定要确保潮汕、海陆丰一线的海防，而且应该有一个军级干部亲自坐镇。

9月中旬，毛主席又指示中南局，要求将江西的1个军和湖南的2个军集结起来，在51年春天之前集结于广东。

但是，根据中南局的报告，江西的48军在赣西南的剿匪工作非常繁重，一时间难以调出；而湖南的2个军，46军也在承担剿匪任务，47军要在不久后作为第二梯队入朝作战。

21兵团眼下兵没有作战任务，但这个兵团是陈明仁将军率领的起义部队改编来的，名义上是一个兵团，但只下辖2个军4个师，编制其实不满，战斗力也有限，正在进行整训。

眼看湖南、江西等地都调不出兵，毛主席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了广西。

当时的广西驻扎着大量的部队，在1950年初，此地的部队包括13兵团的3个军（38军、39军、49军）的13万人，45军的5万人和41军的一个师，总共有18万。不久后，13兵团主力部队入朝作战，广西仍然维持着10个师十余万人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共计22万人。

这么多的部队驻扎在广西所为何事？答案是剿匪。

以广西军区的兵力，显然是有能力快速结束这个任务的，但因为种种原因，这项工作的进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以至于驻扎在广西的两个主力军——45军和49军，以及湖南的一部分兵力，实际上被牵制在了广西，无法按照中央的部署去增援广州。

广东防御兵力不足，无疑是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毛主席为此深感不安，因此在电报中严肃地对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出：“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1个军增强广州……你们必须统筹两广，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单位，不要只顾一省。”

看得出来，毛主席是很急切的，但是与此相对的是，广西的剿匪工作却不是非常顺利。尤其是1950年7月部队夏休之后，剿匪工作实际上陷入了半停顿，匪情在此期间发生了恶化。

据地方史料记载，这年7月到51年3月，广西县以下的政权机关，遭到的袭击围攻多达220多次，被杀害的县以下的干部、民兵、群众多达7000多人！被抢去的枪有1200余支，粮食达1800多万公斤、牲畜5万多头、民房被焚毁者多达1.2万多栋！全省大部分的公路和桥梁都遭到了破坏，水路陆路陷入半瘫痪，狂妄的匪特甚至一度占据了省内的5个车站！

陶铸同志在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沉重地写道，在某种意义上，“广西尚处在一种战争状态。”

广西的剿匪工作如此难以开展，和广西具体的情况是有很大关系的，这里民风彪悍，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地形气候不利……这些都给我军剿匪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但主观原因显然也是存在的，而最大的主观原因就是我们的人民军队太善良，太讲政策了。

当时的广西，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枪支，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一部分，部队为了不影响群众的生活，只是号召群众自发上交，并没有明令收缴。有的同志说：“强令缴枪就是脱离群众，逼民众上山为匪。中贫农的枪支一律不能动，部队只负责协助和说服，具体工作让群众自发来搞……”

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我军对“通匪群众”不抓不杀，只是给予警告教育，让其不准再犯；对于投降的匪首，我们不捆不押，而是让他们反省，通过后即可取保释放；对于一些罪大恶极的匪首，民愤极大，但对他们的死刑也非常严格，必须从地委到省委一级级审批通过才能执行。

宽大处理是我党的政策，但过于宽大，乃至“宽大无边”就要犯错误了。当时有很多指战员反映：“照这样剿匪，我看永远也剿不完。”

随着剿匪工作的进行，人们惊讶地，广西最初解放的时候，土匪不过9万，剿了12个月后，已经消灭了14万，但是还有7万。这简直是“越剿越多”了。

眼看我军的剿匪工作已经陷入被动，毛主席专门致电广西领导张云逸、莫文骅等，明确指出：

你们目前的工作重心，应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有步骤地有把握地实行土地改革，严厉镇压反革命，大杀几批匪首、惯匪、恶霸，罪大恶极的会门分子与特务分子。

为了改变广西剿匪工作中的一些不做，11月中旬，毛主席连续发出多封指示电报，要求叶剑英、陶铸等人到广西去指导工作：“希望迅即前往，并在那里留住几个月，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端正政策，确有成绩然后回来，否则不要回来。”

不久后，由于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患病休养，毛主席便提议由陶铸来代理广西省委书记的工作，具体主持剿匪反霸的工作。

陶铸来到广西后，迅速投入工作，他与各级领导多次交谈，听取工作汇报，决定将清剿瑶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作为了剿匪工作的重中之重，计划通过后，陶铸深入基层，到剿匪的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甚至还曾亲自带队参与剿匪战斗。

陶铸11月20日左右来到南宁，到12月31日，广西的剿匪形势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对于陶铸的剿匪工作报告，毛主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报告已阅，甚好甚慰……我们认为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是很好的，值得研究。”

事实证明，毛主席对广西剿匪工作的人事调整是得当的，堪称知人善任的典范。陶铸在到广西前，是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他的能力在此次工作中得到体现，1951年，他担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广东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后又担任广东省长兼省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并于1965年1月调至中央，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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