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啦，今天继续说多尔衮下剃发令的原因，先来说一下孔闻謤的冠服之争。
清军入关后，在冯铨、洪承畴的大力倡导下，多尔衮十分推崇孔子的儒家文化。
顺治元年六月十六日，多尔衮遣官祭先师孔子，是为清军入关后首次祭孔。
听闻清军的态度后，顺治元年九月初一，孔子的嫡传六十四世孙孔胤植上《初进表文》给多尔衮，表示自己愿意归顺清朝，文曰：
“万国仰维新之治；乾纲中正，九重弘更始之仁，率土归程，普天称庆。恭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极，以德绥民，瞻圣学之崇隆，趋跄恐后；仰皇猷之赫濯，景慕弥深。”
多尔衮也相当给面子，顺治元年十月初二，也就是在顺治帝行定鼎登基大礼的第二天，清廷以孔胤植仍袭封衍圣公，兼太子太傅；孔允钰、颜绍绪、曾闻达、孟闻玺仍袭五经博士。这次册封在加封、表彰多尔衮之前，可见多尔衮自己对于孔子家族的重视程度。
颜绍绪是孔子的弟子颜回的后裔，曾闻达是孔子的弟子曾参的后裔，孟闻玺自然就是孟子的后裔。
这个衍圣公，是为孔子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始于北宋至和二年，历经宋、金、元、明，孔子后裔一直享有此封号，且越来越尊贵。
在宋朝时，衍圣公相当于八品官，元代提升为三品，明初是一品文官，后又“班列文官之首”，这次多尔衮又给他加上了一个正一品的虚衔太子太保，并承认衍圣公在明代享受的全部特权。
这个特权那是相当特，特到高于老朱家的一堆藩王们。像衍圣公所居住的衍圣公府，在明代的规模即高于一般的藩王府邸，是全国仅次于皇宫的最大府第。
如此优厚的待遇，傻子才不投降。
顺治二年六月初八，多尔衮又亲自谒孔子庙行礼，赐师生银计二千二百余两，算是相当给孔家面子了。
然而，也不是全体孔家后人都认同这种举动，有两个人就不买账，即孔闻诗和孔闻謤。
这两人同为孔子六十二代孙，从辈分上讲，这两个“闻”字辈还是衍圣公孔胤植的曾祖辈。但由于不是嫡系，他们还得靠自己的努力当官。
天启二年，孔闻诗与孔闻謤同榜考上了进士。孔闻诗先后任中书科中书舍人、吏科给事中、井陉兵备副使等职，跟后金军交过手，后在崇祯十六年因与镇守太监意见不合而辞归乡里。
清军入关后，多尔衮召孔氏后人入京授官，孔闻诗被迫入京。进吏部报道时，他假装患了青盲，在登上台阶时摔倒，于是避免了被逼做官。
孔闻诗回家后，不剃发、不易服，即：
家居箨冠野服，绝无时制所著，帽常缀一崇祯钱。
是条汉子！对得起圣人后裔的身份。
再说说孔闻謤。相比孔闻诗，孔闻謤就有点曲线救国的意思。
孔闻謤，字观生，一作观我。先为礼部行人司主事，又升任礼部郎中，崇祯七年出任河西道副使，后因为丁忧回乡，再未致仕。
清军入关后，他也被召进北京，被以原官授予陕西河西道的职务。多尔衮废止第一道剃发令后，他就上疏：
“贵国既得中华，当用中华冠服”。
你要注意，孔闻謤的意思并不是让多尔衮停止要求汉人剃发，而是让多尔衮和其他关外来人皆采用明朝的衣冠、发饰，让这些人蓄发易服。
你要知道，此时的多尔衮并没有要求孔家剃发，还封衍圣公，还允许这拨人享有在明朝的所有特权，作为一个实际掌权的少数民族同胞，很可以了。
而现在呢，孔闻謤却跳出来说，你们既然尊孔，那就不仅不能推行剃发易服，还得按照我们的规矩来改变自己的传统。
这就有点太过了。
此言一出，还是出自孔家之人，算是有了榜样了。于是那些没有剃发的投降官员纷纷上疏，将剃头一事引申为“礼乐制度”，其逻辑是孔子定了礼乐制度，那么明朝的发饰、衣冠才是正统的礼仪规范，而关外来人（其中有半数为辽东汉人）的发饰、衣冠，是无礼的表现，必须改正。
而部分南人党的官员则借此事打击已经剃发的北人党，一时间奏疏纷呈，朝堂互骂。
为平息局势，多尔衮随即下令，革孔闻謤职。
而上一篇讲到的孙之獬的上疏，恰是针对孔闻謤的上疏。
孙之獬所言即：
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这句话恰是多尔衮的心里话，通俗点说就是，我打下来的江山，凭什么按你们的老规矩走？而且孔闻謤的激进要求还有个副作用。本来多尔衮认为满汉是可以兼容的，像入关后的官吏制度、工装订做，都是满汉各理，各自按照各自的传统。而现在呢，孔闻謤跳出来说了这些，让多尔衮意识到，如果不同文化、习俗上同明朝划清界限，那么八旗早晚被同化成明朝的样子。
咱们现在以为这些关外之人都是野蛮人，其实人家还瞧不起明朝庙堂上那些人呢。
多尔衮就曾说过：
“吏谨而民朴，满洲之治也”；“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
而明朝呢，则是：
“明季诸臣，窃名誉，贪货利，树党羽，肆排挤，以欺罔为固然，以奸佞为得计，任意交章，烦渎主听，使其主眩惑，用人行政，顺倒混滑，以致寇起民离，祸乱莫救，覆辙在前，后人炯鉴。”
所以，多尔衮担心所有的事情都遵照明朝旧制，同样会继承明朝的这些弊病。
上面这两个事儿都没完，先放一放，接着说多尔衮下决心推行剃发的第三个原因，即我上一篇提到过的投充。
投充法令开始施行后，陕西道御史罗国士奏：
近有奸宄之徒托名满洲者，或悍仆借之以欺故主；或狡吏借之凌本官；或贱役借之以侮缙绅；或亡赖借之以倾富室。种种为害不可枚举。
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前面讲过，这里再重复一遍。有些奸诈狡猾的人冒充八旗满人，招摇撞骗，四处收纳投充者。
有些比较强悍的仆役投充这些假八旗后，就去欺负之前的主人；一些地方小吏投充假八旗后，就去欺负之前的上司；有些奴仆投充假八旗后，就去欺负之前的士绅；有些老赖投充假八旗后，就去富人家里敲诈。
那么这些奸宄之徒是怎么冒充满洲人让别人相信呢？
答案很简单，剃发易服。
普通老百姓要么束发、要么披发，这些人把头一剃，就去冒充，一冒充一个准。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些假八旗的服饰、发饰与真八旗无异，地方官执法的时候多有忌惮。同时，即便是投充真八旗当包衣的人，也得剃发易服，他们也出来冒充八旗的正式编制。这就导致在没有身份证、户口尚未查清的清军入关初期，基层管理相当混乱。
而在不能快速清查户口、发给名帖的情况下，要解决这种现状，唯一的办法就是统一服饰、发饰。大家都一样了，就不那么好冒充了。
这也是为什么多尔衮后来只要求男子剃发易服却不限制女装的原因，因为妹子们很难出来冒充、诈骗。
下面是第四个原因，即南方的形势。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讲过，明朝社会的统治基石是士绅阶层。士绅阶层拥护哪个政权，这个政权才能站得住脚。
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理论，在普通百姓中没有什么号召力。你换位思考一下，你是个地主家的长工，或是一个丫鬟，天天干活，干不好就要挨打、挨骂，你还会在乎穿什么衣服、剃不剃头？有饭吃、有命活，这才是他们思考的问题，剃头与否都无所谓，无非是冬天脑袋冷一些就是了。
真正在乎这些的，是士绅阶层。他们读过书，受儒家文化熏陶，笃信礼制，凡是与此相违背的，他们就反对。
然而，当时的北方士绅却是另一种状态。
李自成在席卷北方的过程中，对士绅阶层很不友好，到一个地方就抄地主、官员的家，严重破坏了北方社会的基层管理体制。而清军入关后，优待明朝时期的士绅，承认他们的特权，推崇儒家文化，这就赢得了士绅阶层的支持。
所以说，在北方士绅眼中，清军是帮助他们翻身的解放者，他们是一致支持清军的。
而在下达剃发令之前，多尔衮已经实施了圈地、投充、逃人法，士绅们并没有大规模反抗。这里有几个原因。
圈地范围很小，仅限于北京周围。即使圈了士绅的地，由于士绅的特殊身份，县官们也会优先为这些人补齐；至于投充，几乎所有士绅家里都有家奴，投充只是换了个名头而已，没什么区别；后来出台的逃人法，还在客观上帮助士绅管理家奴，所以他们并不反抗。
所以，在这三大弊政实施期间，北方各地的反抗运动多是饥民、流民、逃民发起的，士绅带头造反的几乎没有。
北方士绅的反应这让多尔衮产生了一种错觉，即他如果在南方也推行一些类似的政策，士绅们还会支持的。
然而，此时的南方社会却是另一种情况。
根据万历晚期史料记载，明末的东南地区，那是相当繁华的。
慕名而来的外国传教士们，也是上岸就看花了眼，利玛窦等外国学者们，更是惊呼：“远比欧洲富裕得多”。
花船、花街、花楼，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大家都懂；第三产业远不止大尺度服务业，还有赌博业。顾炎武就曾在他的《日知录》里的痛斥：晚明江南的进士登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聚众赌博，甚至还有“以不工赌博为耻”的奇葩风气。
当官不会赌博？出门没脸见人。
套用明末清初文人陆应旸的话说，那场景简直让人“好不感叹思慕”。
除此之外，江浙一代读书风气盛行，出现了大量的士绅，东林党中很多人即出自江浙。而在南明建立之前，这里几乎没有遭受过战火。这就导致整个南方的基层社会体系并没有被重组，士绅和地方官仍然主导着基层的一切。而后来南下的清军，在他们眼中是入侵者而非北方那般的解放者。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误判了南方的形势。
最后一个原因，是多尔衮的心态。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多铎奏报平定江南。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廷向全国宣布平定江南捷音。当天，借着满汉大学士汇报工作的机会，多尔衮谕令：
“近览章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本朝何尝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 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若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犹自有理；若谆谆言礼乐制度，此不通之说。予一向怜爱群臣，听其自便，不愿剃头者不强。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
大学士等启言：
“王上一向怜爱臣民，尽皆感仰，况指日江南混一，还望王一宽容。”
多尔衮的意思是，这些上奏反对剃发的人，如果说是出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出发点，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剃发之人就是不尊礼乐制度，那么满人在关外上千年都剃发，难道上千年不尊礼乐？
站在客观角度而言，多尔衮的话是在礼的。入关后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他并没有要求关内的人遵循关外的制度，现在以孔闻謤为首的人反而认为满人的服饰、发饰不合礼乐，要求满人改变自己的传统，这是比较过分的。
而且你要注意，多尔衮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并没有用本族和汉族的字眼，而是用了本朝和明朝。所以他的出发点并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朝代更替的问题。而在多尔衮眼里，清朝是要远胜明朝的。
他对明末官员的评价是：
“明季诸臣，窃名誉，贪货利，树党羽，肆排挤，以欺罔为固然，以奸佞为得计，任意交章，烦渎主听，使其主眩惑，用人行政，顺倒混滑，以致寇起民离，祸乱莫救，覆辙在前，后人炯鉴。”
而说起清朝自己的官员，他的要求是:
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
所以，多尔衮担心的是全盘仿照前朝的制度、文化会仍然积弊。
现在，多铎报告灭了南明，平定了南方。也就是说，清朝已经取代前朝了，是时候推行新朝的规矩了。而在之前的一个月内，弘光政权覆灭、左梦庚投降、李自成身死，天下还有谁敢对抗百战百胜的清军呢？
所以，多尔衮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他的剃发要求。
综上两篇所述，剃发令的下达，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背景。
从朝局来看，朝堂上的南人党和北人党正在激烈斗争，多尔衮所倾向的北人党因为剃发无法进入未剃发的投降官员圈子，两派相争势同水火。
从基层治理来看，很多汉人自行剃发，冒充满人贵族，横行乡里；部分投充的汉人也依仗八旗满人，做一些不法之事。
从文化导向来看，清廷推崇儒家文化，但以孔闻謤为代表的一拨人不但要求清军不能推行剃发，还要求入关的满人使用儒家传统装束和服饰。
从宏观形势来看，多尔衮在北方推行圈地、投充并未引发大的动荡，所以他认为大规模推行剃发也没有问题。
从统治者的个人心态来看，多尔衮被入关后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认定清朝不管是制度还是文化传统，都要强于大明。
可以说，孔闻謤的提出的“当用中华冠服”的要求，是导致多尔衮下达剃发令的直接原因。而多尔衮对江南形势的误判和骄傲自满的心态，是剃发令下达的主要原因。
多尔衮不知道，弘光覆灭了，可是老朱家的子孙那是很多的，是没那么容易消灭的；
多尔衮也不知道，李自成是死了，可是他的军队并没有被消灭，他们正在李过、高一功、袁宗第的率领下集结于湖广；
多尔衮还不知道，他的剃发令是道为渊驱鱼的法令，因为不管是大顺残兵、南明政权还是江南士绅，他们都是反对剃发的，这个法令给了他们的联合创造了外部动力。
惊天大乱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