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在1948年秋组建华夏公司后，购买了自己的第一条轮船，命名为“东方号”（Oriental）。经过修整，这艘载重量为3500吨的二手船焕然一新。

1949年2月底，“东方号”首次航行大连，刘双恩任船长，亲自指挥。其他海员还有：白立新、白文爽、陈双土、周清栋、白金泉、黄国昌等，于凡也在船上。

华夏公司“东方轮”号上华夏公司“东方轮”号上的第一批船员，1949年初摄于香港

3500吨货轮满载，主要物资是：印钞纸、桶装汽油，还有一些杂货。白立新和白文爽共同回忆了这次航行。

白立新说：“印钞纸超过一半，估计有2000多吨。有1000多吨汽油；另外，40个客位全满，好多是文化名人和归国华侨。开船前，我问刘船长：船开哪里？刘船长说：开日本。”

前面我们提到过，华润买了很多印钞纸，为解放区统一货币而印制钞票。

为了保证东方号首次航行成功，他们利用下午时间与港英有关机构办理开航手续，并在傍晚时分离港，航线是通过台湾海峡，沿朝鲜西海岸航行，造成去朝鲜镇南浦的假象，到了镇南浦外海才转向大连。途中，夜间航行尽量灭灯，减少暴露目标的机率。

到大连后，趁卸货的空闲，大连市委领导欧阳钦来看望大家，并安排大家参观大连造船厂。

正巧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也在大连，厦门集美高级水产学校是陈嘉庚投资创办的，东方号上的船员多数是集美校友。陈嘉庚知道后请大家一起吃饭，席间合唱《集美校歌》，大家热情高昂，表示愿意为新中国而奋斗。

东方号回程所载物资主要是东北大豆，有3000吨。白立新说：“东北有很多大豆，由于战争，卖不出去，老百姓用大豆烧火取暖。我们运大豆，麻袋供不应求，全散装。”

完成卸货和装货后，东方号先由大连开往朝鲜镇南浦，并办理结关手续，以此表示该轮是从镇南浦港开到香港的，而不是从大连启航。返回香港时，刘双恩计算好行程，通过台湾海峡时刚好是夜间。

东方号的第一次航行对于华润公司及其子公司华夏公司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华润拥有了自己的轮船，而且，它还标志着我党拥有了自己的远航公司。那时，我军还没有海军，这条普通的客货两用船，还部分地兼有运送战略物资的用途。

此后，华润华夏公司的东方号轮船满载着解放区所需货物，不断航行在香港一大连、香港一天津之间，一方面为刚刚解放的城市提供恢复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一方面为前线将士提供药品等战略物资，同时，又把国内出口物资运到香港。

1949年，华润公司领导及员工上船参观：前排中戴黑框眼镜者为杨琳，右一为王应祺(华夏公司总经理)

东方号上党员较多，杨琳决定，成立华夏党支部，华润系统内，另外还有广大华行支部。华润支部改为“总支”。

华夏第一次支部会遇上了台风。

那是1949年夏季。杨琳、袁超俊、王兆勋乘坐小汽艇上船，召集党员开会。会上，三位领导先后讲话，讲述大家所担负的重要使命，告诉大家：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我们要运工业设备回去；为了稳定货币，我们要运钞票纸回去；为了繁荣经济，我们要运商品回去；为了扩大宣传，我们要运新闻纸回去，等等。还要护送民主人士，在海上，随时可能遇到国民党军舰的拦截、盘查甚至扣押，遇到这种情况，每个党员要讲党性，讲气节。

随后，每个党员都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开会的过程中，刮起了大风。由于没有台风预告，大家以为是一般的风雨，会议继续进行。

傍晚时分，杨琳等准备下船时才发现，船已经移位，浮筒被拔起。东方号锚链和一艘法国轮船的锚链绞在了一起。

马上用电台通知刘恕设法营救。可是，直到第二天台风停了以后，香港港务局才派救护船赶来，此时东方号已经被台风刮到了昂船洲一带，还好，没有出事。

经过学习，加上东方号第一次航行在大连的所见所闻，华夏全体员工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使命，此后，东方号担负了很多重要的运输任务。

东方号第二次航行，运的是石油，去大连，那时我国很缺石油。

第三次航行去的是天津，除货物外，船上还有很多民主人士和回解放区工作的党员同志。卸船后转到东北的营口装货。那是1949年4月28日，东方号离开香港，开往天津，为刚刚解放的天津运送生活用品和恢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潘汉年、许涤新、夏衍乘船回北京。许涤新回忆道：东方号“靠近船头的餐厅设备相当好，站在餐厅里，可以遥望海天一色的天际”。他们三人经常在餐厅里聊天。5月4日，轮船抵达塘沽。

第四次仍跑大连。

解放初期，即1949年10月、11月之间，东方号两次从大连装木材运往青岛。东北木头质地坚硬，用途广，可民用，亦可军用。

在东方号开始航行的同时，华润的另一艘轮船Orbital也开始航行了。张祥霖回忆说：“我于1949年6月25日到达华润，也是刘双恩船长从集美学校要来的。到华夏公司后一个星期，我就上了Orbital，Orbital刚从大连回来。7月，Orbital第二次航行，也是去大连，船上主要是客人，货比较少，当时北平正在筹备全国政协会议，我们的客人中，很多都是从海外回来的学者和著名人士。Orbital回程运的是大豆。”

张祥霖在船上任三副，他说，Orbital第三次航运，船上全部是印钞纸，3000多吨。

张祥霖等海员随Orbital先后驶往大连、青岛、天津。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华夏船只的停靠港口在不断增加。

退休后的张祥霖

华润公司从联和行时期起，就一直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从事海外贸易，一方面坚持统战工作，两者同等重要。

在贸易工作中贯彻统战精神，这是华润的成功经验，比如，通过爱国华侨扩展香港和海外的市场，同时在生意上和债权上给对方一定的好处，让对方做出口物资的经销商等等。

在实践中，华润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出口模式：出口货源在国内，国内有专门的机构如东北贸易总局、中华贸易公司等负责组织货源；华润负责承运、报关、批发、储存等；华润在香港商人中寻找可靠的经销商，不同的货品交给不同的商人经销；总经销商可以再次批发给分销商或者转口到其他国家。在香港，凡是做大陆贸易的商人，都与华润保持着密切关系。

在华润的努力下，在香港市场，一个以商品的类别为主导，以“总经销商”为批发部门（或兼零售），以“中小商铺”为零售终端的经营网络逐渐形成，如中药、猪鬃、豆类、兽皮、煤炭等等，不同商品都有各自的销售网络和销售渠道，相互配合，互不影响。

按市场规律办事，这给华润的出口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每次轮船到港，不需要现找市场，商人们会主动前来提货。华润在价格上给出参考价，商人一般不会随意加价或减价。

在出口工作的链条上，上半段实行计划经济模式，统购统销，价格指导；下半段实行市场经济模式，香港商人以自愿为原则，自行组织松散的经销协会。

与出口工作不同，进口采购有多种渠道，一是自己寻找货源，自己购买；二是通过中间商或洋行；三是购买期货。

前面我们提到，从1948年9月到1949年建国前，在一年的时间里，华润先后用客货两用轮船护送了20批民主人士、文化名人、爱国华侨回国，也就是说，来回运送了40船物资，所租货船还不在其中。那一年，华润的轮船究竟运了多少船物资，我们无从统计。

解放军打到哪里，华润公司就把物资运送到哪里。他们运回的物资包括战略物资，如前线需要的药品、军鞋、棉花、纱布、无线电器材等等，也包括恢复生产用的原材料、工业设备、零部件、五金矿产等。

东北的出口物资不久就增加了鸡、生猪等畜禽类产品。

华润公司在香港做生意信誉良好，据华润公司会计黄美娴回忆：“华润与香港各银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汇丰银行开信用证可以不付定金，付了定金他们会给华润计利息。另外，华润跟外汇管制署也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所需要的外汇许可证都得到批准。”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胜利后，来不及抖落身上的泥土，就再次开赴前线。22日，周恩来致电华北局和华东局：东北野战军近百万大军即将入关，华北及华东渤海区应准备相当一部分的粮食供应。

此时，南京、上海还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国民党军队在败退时，一路破坏，铁路干线几乎瘫痪，这给粮食调集工作造成极大困难；而且，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解放，各解放区的粮食能保证自给自足都很难，实际上，只有东北解放区还有部分粮食可以外运。

华润公司的轮船担负起从东北运粮到关内的任务，他们从大连装船，把支前的粮食分别运到秦皇岛、烟台。东北盛产粮食，大豆、小麦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关内，配合当地政府的粮食征集工作，一则供解放军使用，一则也缓解了新解放区老百姓的吃粮问题。

1948年11月下旬，中央召开医药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说：今年9月，辽沈战役之前，我们估计打垮蒋介石需要三至五年时间，现在看，再有一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垮蒋介石是有把握的。战场大，伤员多，现在能做到70%伤员治愈归队，说明医卫工作成绩很大。

70%的伤员治愈归队，这个成就的取得也有华润公司的部分贡献，因为，采购药品一直是华润公司的首要任务之一。

华润的轮船随着解放军前进的步伐而从北向南延伸：1947年11月到1948年9月，主要是停泊朝鲜的罗津港；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就增加了大连港；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又增加了天津港；几乎同时，淮海战役结束，华润的轮船就开到了青岛港。

前面讲过，1949年春季，华润曾运回天津1800吨电解铜，还有大量钞票纸和道林纸。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先后结束，我党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

人民解放军准备南下。

华润公司为了配合渡江战役，在香港、东南亚和美、英等国，采购了大量救生圈、划子、软木、军鞋等，采购量之大，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同时，华夏公司出面从国外进口了若干油轮、油船以及航运仪器和设备。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斗中，很多战士的身上都有华润提供的装备。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随陈云奔赴上海，参与接收上海、恢复生产的工作。

1949年7月，陈赓的部队打到广东，广州解放；叶剑英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润公司总经理杨琳从香港到广州，参加了建立新政权的工作。

解放初期天津、上海两市之间的通行证。照片为徐慕兰通行证照片

接着，陈赓一路南下，解放了海南岛。陈赓任云南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海南岛解放之际，粮食紧缺，为解燃眉之急，华润从泰国进口了5万吨大米，海南市场大米充足，保证了海南岛新政权的平稳过渡。

周秉鈇随华夏的轮船去过大连、青岛、上海。他回忆说：“解放军没有飞机，铁路瘫痪，只好用船。那时，华夏运了很多钞票纸、钢丝绳、工业急需产品，包括火车头，运到东北。我们一路一路运，把粮食送到新的解放区。”

同时，华夏又增租了苏联的两艘轮船，名字为“汤姆斯基”和“竹喜玛”。

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从朝鲜运送物资到我国港口，当时的朝鲜成为我国的后方之一，对中国出口了不少物资，包括战略物资。

上海、广东先后解放，华润公司派人直接参与了这两个城市的接收城市、建立新政权、恢复生产等工作，对这两个城市，我们分头叙述。

先说上海——帮助上海解决“两白一黑”难题。1949年4月10日，周恩来致电在沈阳的陈云同志：速来中央工作。5月10日，陈云抵达北平，11日，同朱德、刘少奇等讨论中央财经委员会机构设置等问题，后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21日，约曾在香港生活过的人士谈话，接受他们的建议：向香港商人购买棉花，作为恢复上海纺织工业的原料储备。此时上海还没解放。上海解放后不久，不法商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

月16日，陈云致电东北的李富春和叶季壮：上海煤粮两荒，请研究可否挤出粮食15万至20万斤，支援上海。

东北局接到指示便着手落实，华润公司派轮船负责运输，从大连港运粮食到上海港，东北大米和小麦一船一船运到上海，有效地打击了不法商人。当时上海有400万人口。

上海建立新政权工作受到巨大挑战，反动分子投机活动异常猖獗，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7月19日，陈云赶赴上海，在他的随行人员中，有华润公司董事长钱之光；工作人员中有华润公司副书记林其英。

22日一行人到达上海，27日，召开上海财经会议，作出系列重大的经济决定，包括成立“上海花纱布公司”，恢复工业生产。

1949年8月13日，在钱之光抵达上海后不久，见到张平，张平随拍电报给香港华润的袁超俊和刘恕：

存货可全部运沪、津，港存全部要，轻柴油亦急要，请即发动工商人士经营及自运沪、津、连云港，部分贷款、刀现款、易贷均可，沪贸局派钱乃正在津办转运等事。

出口存贷有生丝、纱布、布匹、绢丝绢、纺绸缎、盐、猪鬃、五倍子、黄狼皮、桐油、樟脑粉、棉籽油、萤石、铁砂等。

8月5日，陈云从上海致电周恩来，建议用轮船从香港运至上海10余万吨棉花。

在钱之光的部署下，香港的杨琳密切配合，很快，华润公司用苏联货轮，把10万吨棉花运到上海。上海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基地，有了棉花，就可以恢复生产，市民就能安居乐业。

华润公司的祝华从香港押运棉花回上海后，被钱之光留了下来，出任上海花纱布公司副总经理。

9月22日，钱之光受中财委委托，召开全国棉花会议，华润公司的张平、林其英、王华生参加了会议，29日会议结束，钱之光参加了开国大典，会议代表也在御河桥边参加了观礼。

华润为东北和上海进口棉花的工作持续了很久。

1949年冬，东北局派贸易部长黄达等三人来华润坐镇，专门研究扩大大豆出口事宜。华润通过怡和洋行签订了向英国出口100万吨东北黄豆的合同。100万吨，这在当时不能不算作一个大买卖。

1950年2月1日，香港《大公报》报道：（华润）用大豆换取印度棉花，首批棉花15000吨，二批正在谈判中。

1949年8月8日，陈云指出：除粮食、棉花外，需要运到上海的最大宗物资是煤炭。那时，铁路运输有限，内河航运和海上航运成为主要手段。随即，华润派出轮船从秦皇岛运煤到上海，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51年。轮船在上海港口卸煤后，再由卡车分别运到上海的用煤地，当时的上海有“军车让煤车”的佳话。

开始，华润派出的运煤船是租来的。从1949年底开始，华润公司派出自己的“碧蓝普”轮船，专门负责往上海运煤，持续了一年多。

“碧蓝普”（又名“雪堆山”）是英国造的，13000吨，挂英国国旗。当时国民党军舰在台湾海峡和黄海、东海海面对我军实行封锁，给华夏的航运带来很大威胁。但是，他们不会干扰外国轮船，因此，碧蓝普上的海员主要是英国人，华夏海员刘辛南、许新识、陈源深在船上只能当助手。刘辛南从大副变成了普通海员，但是，他们都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

1950年冬季，渤海湾近海结冰，结实的冰层把轮船撞出一个小洞，煤卸完后，小洞刚好露在水面上，英国船长和刘辛南等海员想了好多办法，才把小洞堵上。

粮食、棉花、煤炭，这就是解决上海经济难题的突破口，后人总结为“两白一黑”。

但是，直到2005年，在纪念陈云诞辰百年的时候，学者们都提到两白一黑，却谁都说不清这“两白一黑”物资最初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运到上海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华润公司还属于海外的一个半公开的机构，华润的轮船挂的都是外国旗，这些运输工作只有少数人知道，相关的华润档案也没有解密，因而，研究人员和学者无从了解这些史实。

华润还从大连为上海运去了许多原木，用于建设。

碧蓝普还多次去苏联东部的库页岛等港口，运回卷筒新闻纸等紧缺物资。也曾运送出口物资到加拿大，回程运煤到上海。

再说接收广州——帮助广州解决饮水问题。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的第二天，毛泽东批示：9月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需要干部以3万名计，需马上作出计划。

广东解放前，华润公司就开始参与广东新政权的建设工作，华润派出数名干部参与经济工作。杨琳自己也到了广州，与叶剑英领导的广东省委一道昼夜守在指挥部里，常常是几个星期顾不上回家，忙于接管城市，保证市场供应，粉碎特务的破坏活动等等。

接收广州后，最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供水系统。

广州市很多地区的供水系统和下水道遭到严重破坏，华润公司为广州购买了大量水管、水龙头，运到广州，并派人指挥安装。广州南部属于贫民区，那里根本就没有自来水系统，市民喝河水。华润为他们购买了全部设备，贫民窟很快就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广州报纸报道了这件事。

那个时候，华润人把内地称为“家里人”，华润的老人们回忆说：“家”里边什么东西都要，战争刚结束，祖国大地千疮百孔，建设需要物资，华润人白天采购，晚上装运，很少有休息时间，一直忙。

在杨琳忙着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他的女儿也在忙。

他的女儿叫秦文，此时16岁，读高中。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她瞒着父亲，参加了解放军，跟着陈赓的部队南下了。她的母亲王静雅几天不见女儿，急了，找到杨琳询问，杨琳也不知道，他估计女儿一定是参军了。地方与部队的电报是不通的，杨琳把电报打到中央办公厅杨尚昆那里，通过杨尚昆联系陈赓，才找到了女儿，她正在陈赓的部队里当宣传员。

秦文1951年在昆明军区，18岁

杨琳与陈赓是老战友，曾共同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历程。1933年，陈赓从南京越狱后就在上海杨琳家养伤，当时杨琳的女儿秦文刚刚出世，陈赓还抱过她。谁会想到，16年后，这个女儿也成了军人，随着陈赓打到海南岛。

海南岛刚解放时缺少粮食，华润及时把进口的5万吨大米运了过去。杨琳和陈赓这对老战友，再一次肝胆相照，无私地谱写着历史新篇章。

广州解放后，华润的轮船就开进了由北到南的各大主要港口，包括：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有人开玩笑称五大港口是“广大上青天”，还有一些小港口，如秦皇岛、烟台等。

1949年，巢永森于香港华夏公司

解放的喜讯不断传来，香港人民也喜气洋洋。随着华润公司业务的不断扩大，所需人手也日渐增多，华润开始招考香港员工。

1949年7月1日，巢永森进入华润，巢永森是香港人，毕业于皇仁中学（孙中山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他1937年入党，抗战时期他的家就成为我党的联络站。他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英文极好，从进入华润那天起，就担负起重要使命，成为华润“股东”之一（代持股）。

1949年7月11日，许莹进入华润，高士融是主考官，杨琳拿出一份英文报纸让许莹和考生们翻译，再考英文打字。

此时华润公司已经在毕打行办公了，已经叫“华润”了，但是，巢永森和许莹都记得，公司使用的信纸上面印的字还是联和进出口公司，杨琳签字还写Liow。

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人进入华润，他叫邱文敏。

邱文敏1922年出生在厦门，1935年随家人移居菲律宾。1943年5月1日在菲律宾加入共产党，在华侨党委工作。1949年夏季，菲共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决定调他到香港工作，9月进入华润。他懂得机电，负责五金贸易。

1949年春季，华润公司的员工迅速增加，业务量也迅速扩大，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脚步，华润的贸易支前工作和统战工作都进行得有声有色。

左起：邱文敏、巢永森、郭里怡、徐景秋。两个孩子是张文、张静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华润公司一边进行贸易支前，一边扩大统战工作，成功地组织了招商局“海辽号”轮船(原名海闽号）的起义。

1948至1949年，华夏公司船长刘双恩利用船长身份与国民党招商局海辽号轮船的船长方枕流频繁接触。

刘双恩1945年在重庆海关测量船上结识方枕流，谈话中发现他对国民党有不满情绪，而且很重情感，对目不识丁的原配夫人不离不弃。之后刘双恩经常送他一些进步书籍，交谈对时局的看法。1948年刘双恩曾试探方枕流是否愿意到解放区工作，方枕流表示愿意。1948年冬季，方枕流得知刘双恩在香港华夏公司当船长，就开始打点行李，做好了搬家的准备。

左一刘双恩、左三刘辛南

1949年5月初，海辽轮去上海，国民党招商局通知全体船员做好去台湾的准备。6月，海辽轮到香港，方枕流对刘双恩说：我不打算去台湾。

刘双恩建议他举行起义。

这时上海已经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派代表进驻上海招商局总部，建立于1873年的招商局已经回到人民的怀抱。但是，台湾和香港的招商局还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

方枕流经过认真思考，同意起义。

刘双恩与方枕流开始商谈起义细节。他们设计了几条海上线路，比如把船开到青岛或大连，那里是解放区。

起义的关键难题是：

1、其他船员的工作怎么做?

2、如何获得足够的轮船用油？

3、如何减少或防止牺牲?

招商局对轮船使用的燃料油控制很严，因此，起义前要设法储备一些燃料，准备在海上打游击；与此相关联，还要储存一些罐头食品；船上没有装备武器，要准备一些菜刀、斧头。

1948年9月上旬，方枕流突然乘飞机到香港，告诉刘双恩：台北招商局命令海辽轮从广州驶往香港，添足燃料油后，去汕头运送国民党军队增援舟山。这次可以得到足够的油料，这是一次难得的起义机会，他们计划在香港装油后就开往大连，不去汕头。

刘双恩将此事报告给华夏经理王兆勋，王兆勋又向杨琳作了汇报。杨琳亲自宴请方枕流，商谈细节。

海辽轮报务主任马骏（左）、船长方枕流（中）、大副席凤仪（右）

方枕流回到广州后，召集海辽轮上的积极分子开会，成立了由方枕流、马骏、席凤仪、鱼瑞麟组成的领导小组，做好了起义的组织准备。

刘双恩具体指导了海辽号货轮在海上起义的全过程，包括通知他们电报密码、大连港口的呼号波长。他们还仔细研究了航海线路，决定从香港绕台湾东部北上到朝鲜附近，再转向大连。到大连后与欧阳钦取得联系，欧阳钦当时是东北局旅大区委书记。

他们还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万一被国民党海军发现，就与敌舰同归于尽。万一船上其他船员反悔，他们将依靠骨干，把守驾驶台、机舱、电报房等要害部门，进行强制起义。

船员们连夜突击船体的油漆伪装，将海辽轮漆成“玛丽莫拉号（MARYMOLLER）”，并涂去船舷上的黄色带子。施工时不能拉灯，以防暴露目标。

海辽轮从广州到香港加油，经杨琳、袁超俊同意，刘双恩和王兆勋出面在香港九龙南国酒家为方枕流饯行。饭后，刘双恩、王兆勋在尖沙嘴码头附近看着海辽号驶出码头。刘双恩用手电筒打灯语，祝他航途平安。

刘双恩向华润领导汇报了起义的准备情况。华润致电大连：做好迎接工作。

海辽轮出海后，先向南行驶，在公海上，方枕流指挥船员把轮船上的“海辽”字样涂掉，写上“Marymoller”，这也是刘双恩与方枕流事先设计好的。

1949年9月19日晚9点整，海辽轮宣布起义。起义时间含四个“九”，船员们幽默地说：“四九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9月28日，就在建国前三天，海辽号驶进大连港，起义成功。

起义成功后，旅大市领导将海辽轮全体船员接到大连，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并设宴招待全体海员，祝贺海辽轮起义成功。

方枕流代表海辽轮全体船员，请旅大区党委转交给毛主席一件纪念品，这是全体起义船员在航行途中精心设计、精心制作的，图案由舵盘与救生圈模型组成，铜板上刻着“敬献毛主席：你是新中国的舵工，你是人民的大救星。”中间刻有全体船员名字。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半，方船长命令全体船员在后甲板上集合列队。3时整，伴随着收音机里传来的《义勇军进行曲》，海辽轮上与天安门同步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发来贺电，向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表示庆贺。1949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份电文：

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

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毛泽东

毛主席复电嘉勉

1949年10月初，刘双恩乘华润的“东方号”轮船赶到大连，与方船长长谈，在刘双恩准备离开大连回香港时，方船长写了几封信，其中包括给香港招商局拖轮船船长张士贵的信，鼓励他们起义，尽快回到解放区。

不久，海辽轮全体起义船员发表了告国民党招商局、台湾航业公司及各官僚资本轮船公司海员的公开信。信中写道：“诸位，快些觉悟，把船开回来吧！不要迟疑了。”公开信在全中国的海员中引起了巨大震动。

海辽号是第一条在香港起义的轮船，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对香港招商局、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毛泽东的电文发表后，更增加了大家起义的信心。

此后，华润公司部分党员参与了香港招商局和“两航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10月14日，华润公司董事长杨琳去广州向华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汇报香港招商局和国民党两大航空公司起义工作的准备情况。

那时，香港工委许多干部已先后调回解放区，华润所担负的任务更加艰巨，统战工作的范围已经超越了民主党派、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这个范围，开始深入到国民党领导的经济机构中。

华润机要员徐立人回忆说：“那段时间里很多电报是关于两航起义和招商局起义的，我在杨琳和李应吉身边，几乎每天都有电报，华润的电报分别发给中央机要局和叶剑英华南局。然后，再接受他们的具体指示。”

华润报务员李文山也回忆了这段历史，他还讲述了一些细节，包括华润用多少钱安排香港机场等等。

策反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华润公司、华夏公司的党员很多人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采取认老乡、交朋友的办法，与招商局的海员、与两航公司的飞行员密切接触，通过日常交往宣传我党的政策，那些海员和飞行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腐败行为很了解，他们大多不愿意跟蒋介石去台湾。

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两大公司及其所属的数十架飞机回到人民的怀抱。

1950年1月10日，华润派刘若明去招商局，与招商局经理汤传篪等商定起义计划。14日晚，将准备好的五星红旗送到轮船上。

1950年1月15日清晨8时，香港招商局全体员工及13艘轮船宣布起义，13艘轮船拉响汽笛，在13艘轮船和招商局写字楼上，14面五星红旗同时升起。

这13艘轮船的名字是：海厦轮、蔡锷轮、邓铿轮、鸿章轮、教仁轮、成功轮、林森轮、登禹轮、海康轮、海汉轮、中106LST登陆艇、民302拖轮、民312拖轮。

为纪念海辽轮所做出的巨大贡献，1952年新中国在发行新版人民币的时候，将海辽轮船身的图案印在了五分钱的纸币上。

刘双恩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彰。

13艘轮船起义后，回国的征途仍然充满危险，1950年10月9日，海厦号归航时，国民党特务把一枚定时炸弹安在船上，造成两名船员死亡。

另一艘稍后起义的“永灏轮”，港英政府以“征用”的名义，将船扣住。

为了确保起义人员的安全，华润公司配合“港工委”对起义的人员和机构进行了接收和安置，能回大陆的人员安排回大陆，对需要留下来的人就安排在华润就业。需要保留的企业，清理资产，安排营业。

有趣的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英文译名ChinaResources，与华润英文名相同），其部分资产被华润接收。

《红色华润》 (中华书局出品)吴学先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