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代朝阳北塔天宫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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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缘分：封闭天宫中的铜人朝阳北塔辽代天宫位于第十二层塔檐中部，塔心室顶盖上方，1988年11月上旬清拆第十三层檐后即予发现。由此考古人员对天宫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在封闭环境中出土精美辽代铜人一枚。意义重大。
在天宫宫室内置有一方形石函（辽人称 “石匣”）。石函虽狭小，但随葬物品却很丰富。见下图所示文物分布状态：
其放置情况大致为：后部正中置木胎银棺，棺内装舍利金塔，“七宝”装饰而成的宝盖罩在银棺四周，棺前供养经塔，前部近门处有鎏金银塔，其它遗物如银菩提树、香炉、玻璃瓶、瓷净瓶、盘、碟等均置于经塔和鎏金银塔两侧，因石函狭小，许多文物分层重迭放置。这种以存放于金舍利塔中的佛舍利为核心，据学者分析，天宫的整体设计，包括器物的空间分布与图像配置方式，表现为密教金刚界曼荼罗的佛教艺术。朝阳北塔本身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密宗曼荼罗。北塔塔体外的砖雕的内容及布局、天宫中重要供奉物如金舍利塔、鎏金银塔、金银经塔的制作和安放均是按照密宗曼荼罗仪轨制成。
学者认为，天宫石函内，以鎏金银塔、经塔和盛藏银棺、金塔、玛瑙舍利罐的七宝塔等为主位南北排列，两侧放置各式供奉器物，应是严格按照一定的佛教仪轨进行布置。
在封闭的虽遭天火而失序但幸无人为扰动的天宫中，发现了一件十分珍贵的铜人。依《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介绍，本铜人在天宫出土文物的第19序号。文字介绍如下：“铜戏犬童子像，1件，铸制。为一童子戏二狗形象。童子胖圆脸，头蓄发三绺，穿窄袖长衫，阴刻衣纹。站在仰莲圆座上，双手抚摸狗颈部，二小狗抬头翘尾，二嘴相咬，前腿按在球上，作嬉戏之状，造型生动自然，生活气息浓厚，通座高4厘米”。
既然朝阳北塔天宫重葬于辽重熙十二年，则此铜人下限即为辽代中期。此在辽代时限，在辽代辖区之内的准确出土文物，具有标准器的作用。具有考古意义。
2、朝阳北塔所在霸州的佛缘
朝阳北塔所属辽代霸州乃节度州，号彰武军（非河北霸州）。辽早期因战争，迁移燕地民众至霸州者甚众，这也是辽人将外族迁移充实强化契丹中心地区的一贯做法。一方面，为了怀柔汉人，同时，也由于辽代皇室主导，霸州佛事活动频繁，建寺造塔盛行。而辽代建佛寺之始的后唐天复二年（902） 开教寺，就在龙化州，而龙化州乃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服代北，迁移汉民而建。所以，佛教的信仰与汉民的迁移存在非常深刻的关联。自然，作为古燕之龙城，唐之营州，本来就是佛教兴盛之地，北魏冯太后氏乃为祭奠先祖弘扬佛法，“立思燕佛图于龙城，刊石立碑”。“思燕佛图”成为北魏在东北地区建造的唯一一座皇家佛寺，之后，朝阳北塔就在此基础上重建。天禄元年（947）辽世宗即在霸州凤凰山敕建华严寺 。统和二年（984）章武军管内观察使、霸州刺史姚汉英在佛塔地宫中供养释迦佛舍利一粒和净光佛舍利十八粒。开泰六年（1017）辽景宗长女楚国大长公主施财重建朝阳东塔 。太平五年（1025）33邑人施游休地建立寺院，太平九年梁氏兄弟建造灵感寺和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等等。大辽霸州佛事延绵。辽兴宗重熙十年（1043）霸州升格为兴中府，本区名寺延昌寺（朝阳北塔所在）得到重修，期间曾举办两次由辽上京僧录宣演大师蕴珪主持的佛事仪式，绝大多数霸州官员都参加了活动。辽兴宗朝对朝阳北塔的重修，由此造就了今日朝阳北塔大辽宝藏重见天日的前提。
辽制，五京之下，地方设有二府，分别是隶属东京的黄龙府和隶属中京的兴中府。府的行政、战略地位次于京、高于州，与现在的特区类似。兴中府位于今朝阳市。朝阳在十六国时称龙城，曾为前燕都城，唐朝称营州。它位于中京东部大凌河流域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辽在兴中府设绫锦机构，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锦、灵、显、霸”四州织锦产业带，是皇室锦缎用度的供应基地。
辽代至兴宗朝，不仅佛法繁盛（兴宗之父圣宗在北宋眼中已具“国主奉佛”的评价），兴宗同样奉佛，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兴宗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兴宗将佛教引入国家信仰，将“诣菩萨堂”放在了首位。兴宗本身也皈依受戒，铸造银佛像，编刻大藏经，多奉佛事，常常饭僧。召名僧宫廷说法，优遇赐爵。时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政事的达二十人。兴宗不仅奉佛，而且以华夏自居的意识也日渐隆盛，重熙七年，兴宗“以有传国玺者为正统，赋试进士”。兴宗以前，每次朝廷的活动，“北面臣僚并国服，皇帝南面臣僚并汉服。干亨五年，圣宗册承天太后，给三品以上法服，自是大礼，虽北面三晶以上亦汉服。”兴宗重熙五年，“册礼皇帝服龙衮，北南面臣僚并朝服。自是以后，大礼并从汉服矣。今先列国服，而以汉服次于后焉。”兴宗不仅模仿中原王朝的传国玉玺，大汉礼服，还模仿中原王朝给前代诸帝封号。重熙十三年，罕嘉努上疏言：“先世约尼斡汗之后，国祚中绝，自额尔奇木雅里立苏尔威，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约尼氏同。后世之君，以礼乐治天下而崇本，追远之义兴焉。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昔我太祖代约尼即位，乃制文字、备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后累圣相承，自额尔奇木呼哩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额尔奇木达鲁犹以名呼，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鸿业有光，坠典复举矣。”兴宗允准。重熙二十一年七月，“追尊太祖之祖考妣为帝后，九月追上诸帝后谥”。兴宗依唐典追封契丹四祖，即是以华夏自居的呈现。可见，日渐以华夏自居的辽兴宗，重修延昌寺，除了弘扬佛法，巩固政权，也可能存在笼络北地汉人、整合各族的意图。事实是，辽代以朝阳北塔大重修为契机，朝阳地区兴起建造八大灵塔的热潮。
3、重修朝阳北塔的国家动机
朝阳北塔是在辽代佛教最为隆盛的辽兴宗时所重修。佛塔天宫内安置的木胎银盒四面都刻有线图，盒子侧面刻着一幅说法图，图中有听佛说法的帝王，身穿长袍，双手捧笏，头戴冕旒冠，据说冠中刻“王”字，这位帝王有人认为是现实中的辽兴宗耶律宗真 。而考古报告中则指称为作帝王状的梵王与贵妇。见下图所示 ：
辽兴宗于景福元年（1031）登基，重熙三年因政见冲突，将其生母法天太后放逐于庆州七括宫幽禁。其后兴宗听讲《报恩经》时不忍感悟，重熙八年遣使迎母回宫，在此前一年的十一月临寺受菩萨戒 ，明确表明自己是佛门弟子。也有学者认为，兴宗修塔，有尊佛奉母之意。
朝阳地宫一块题记砖上刻写：“霸州邑众诸官，同共齐心结缘，弟三度重修。所有宝安法师，奉随文帝敕葬舍利”；可见，所谓的再葬舍利，就是再葬隋（通随）文帝敕葬舍利。
隋文帝杨坚时，毁于火灾的北魏“思燕佛图”得到重建，史载隋文帝与佛法渊源颇深，其母于冯翊般若寺生下他，又因算命之说自小在寺庙中长大。传说梵僧曾送他一包佛身舍利，杨坚称帝后，将舍利分赐天下113个州。于是，时营州（今朝阳）官民僧俗奉诏在烧毁的思燕佛图基础上，重新建塔安葬。北塔地宫中辽代再葬时的题记碑文清楚地记载了此事：“霸州邑众诸官，同共齐心结缘，弟三度重修。所有宝安法师奉随文帝敕葬舍利，未获，请后知委。”此即所谓的朝阳北塔的“第三世”。那么，辽兴宗为什么要再葬隋文帝舍利呢？因为舍利作为宗教圣物，在世俗政权面前具有神圣权利的呈现作用。所以从唐代至隋代的迎请舍利的象征性仪式，就具有在大众公共空间宣示政权神祐的意味。隋代文帝仁寿年间的三次颁送舍利的官方活动，其实就是隋文帝借“转轮圣王”名义，在圣物舍利与神授王权之间，构建了关联性。比如，定州是隋文帝仁寿元年第一次分送舍利的三十个州之一。（隋文帝三次颁送舍利有共有113座舍利塔），河北定州静志寺隋代大业二年瘗埋舍利供养，其中，舍利容器鎏金铜函四周有铭文，其中说明，仁寿三年曾经发现前代舍利。
巧了，辽代霸州在隋朝为营州，隋文帝于仁寿二年(602)正月二十三日颁舍利于天下五十三州，营州即为其中之一。而更为巧合的是，这次辽兴宗要修建佛塔，也与隋文帝一样，意欲“发现”前朝舍利。隋文帝发现了拓跋氏“大代兴安二年”的舍利函，而辽兴宗则努力去发现隋文帝的舍利。正是思路一致，传承有序。朝阳北塔的佛缘一直深厚延续，十六国三燕时期，前燕慕容皝筑龙城，即建和龙宫。其宫殿夯土台基即今朝阳北塔塔基。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文成文明皇后冯氏始建木塔于三燕宫殿台基之上，时名思燕佛图。后毁于火灾。隋仁寿二年，营州官民僧俗得到隋文帝颁赐的一颗佛舍利，因而奉诏在烧毁的思燕佛图基础上，重新建塔，隋文帝赐名“梵幢寺塔”。唐天宝年间李隆基下旨令营州刺史安禄山修缮佛塔，在各层塔檐束腰处饰以仿木构建筑彩绘，并更名为“开元寺塔”。辽初年，开元寺塔维修，后更名为“延昌寺塔”。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延昌寺塔再度维修，并最终定型。
所以，辽代修建北塔再葬隋仁寿舍利是在辽兴宗重熙十二年（1043）四月八日，参与此事的有辽提点上京僧录的高僧赐紫沙门宣演大师蕴性。“四月八日午时”，也正是当年隋文帝第二次敕诸州奉安舍利入石函的时间，辽代重修再葬舍利按照这个时间，具有强烈的君权神佑与华夏自居的双重意味。
朝阳北塔天宫石函中的确出土了两粒舍利。天宫中心位置面南背北安放着木胎银棺。银棺中有一座高约十公分的金塔。金塔里有一尊金盖玛瑙罐。罐中装有真身舍利两颗，一颗乳白色为骨舍利，另一颗红褐色为血肉舍利。两颗舍利与五颗鎏金彩珠一起供奉在玛瑙罐中。
根据朝阳北塔第三度重修佛塔题记，辽人曾在佛塔地宫深挖五米，目的大致就是为了寻找所谓的隋文帝仁寿舍利，但是最终未能发现。后来舍利应该被找到，于是安放在天宫石函之中。可惜的是，地宫没有天宫那么幸运，大致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惨遭盗掘。
参与辽兴宗重新发现隋文帝舍利的霸州朝阳北塔地宫，出土了八王分舍利的画像砖。为此做着有趣的佐证。见下图拓片所示：
据鎏金银塔內置的银经卷和铜板中的两则题记，其实重熙十一年已开始准备第一场供养佛事。而绝大多数霸州官员都参加了这两场活动，题记上纪录了主要官员的名录，霸州官员不仅赞助供养佛事，而且参与舍利庄严具的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