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俊杰笑书郎

编辑 | 俊杰笑书郎

据《清史稿·刑法志》记载，历朝凡有皇帝登基、升祔太庙、册立皇后、皇帝五旬以上的万寿、皇太后六旬以上的万寿以及武功克捷之类，例有恩赦。

恩赦的诏书内开具：

“官吏居民人等有犯，除谋反、大逆、子孙谋杀父母、内乱、妻妾杀夫、奴隶杀家长、杀一家非死罪不赦外，军务获罪、隐匿逃人及侵贪入己亦不赦外，其余已发觉未发觉、以结未结者，咸赦除之。”

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除“十恶不赦”以外，其它罪行不管是否发觉、是否完结，皆可免罪。

恩赦外还有恩旨，恩赦是死罪以下皆免其罪，恩旨则是死罪以下罪行的刑罚减等。

恩旨诏书即颁，刑部则检查成案，根据案件分类成准减与不准减，开单奏定，名为减等条款。刑部还专门设置减等处来处理减等案件。

恩赦和恩旨构成了赦宥的主要内容。

“恩赦之内容，有赦原及降刑之别，赦原为全免其刑，降刑乃减轻其刑。此不但对主刑而言，对从刑亦有此区别。”

虽然赦宥是对犯罪刑罚的免罪及减等，但并不是所有的罪行都可以获得赦宥，赦宥也有其限制条件。

对犯罪刑罚的减免是大赦诏书中的主要构成，但由于不同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和政策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大赦对刑罚减免的内容存在一定差别，但大体来讲，清前期大赦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等级：

1. 除“常赦所不原”等“殊死”罪行外，其它罪行一律赦免。

如顺治元年十月，顺治帝即皇帝位，颁诏大赦天下，曰：“非叛逆十恶死在不赦者，罪无大小咸赦除之。”

康熙六年，“罪非殊死，咸赦除之。”

2. 除“常赦所不原”外，其它死罪减等处理，军流以下罪行则一律赦免。

如：顺治十七年正月，顺治帝颁赦令，“官民除十恶死罪外，悉减一等，军流以下，咸赦除之。”

3. 除常赦所不原罪行外，其它罪行一律减等。

如：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康熙帝颁布大赦诏书，曰：“内外现监重犯除十恶及贪官光棍外，概予减等。”

乾隆十一年五月，乾隆帝行赦宥之典，下令：“除情罪重大及常赦不原者无庸查办外，其余著大学士会同刑部，酌量案情轻重，分别请旨减等发落。其军流徙杖以下人犯，一并分晰减等完结。”

乾隆二十年六月，颁布大赦诏书，“除谋杀故杀外，如原无仇隙偶因一时忿激相殴伤重致死者，将凶犯免死决杖一百，照例追银给死者家属。军流以下概予减等。”

为了更好地窥探大赦刑罚的减免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特举两则大赦中死罪（非常赦所不原死罪）赦免与减等的案例：

《抚吴疏草》卷三十五《左得胜一案迟悞各官疏》载有民人左得胜威逼奸淫致死逢赦免罪的案例：

左得胜素窥隔河居住的沈科之妻张氏，并蓄心奸淫，于是等到沈科上班时潜入张氏房内，用强逼的手段奸淫张氏后跳窗过河离开。

张氏难以接受这等侮辱，遂“饮恨将情出诉本夫，自缢身亡”。

这一案件中的案犯左得胜理应被判死刑，抚臣也将左得胜拟斩题奏，但因为左得胜犯事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赦前，又其罪行不属于十恶死罪，故将左得胜“相应免罪，仍追埋葬银二十两给付沈科收领”。

《驳案新编》卷十四《福建司》载有乾隆年间大赦减等案例：查乾隆十一年正月初三日，乾隆有旨：“所有刑部及各省已经结案监禁人犯，酌量情罪轻重，分别减等发落，其军流徙杖以下人犯一体分晰减等完结。”

结果，刑部鉴于“今孙六因嘉美荣向伊扭打，还殴致毙，并非常赦所不原”，尊旨将绞犯孙六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并照例追埋银二十两给付给被害人嘉美荣亲属。

与大赦相比，曲赦对赦宥条件的限制较小，程度更广。

查阅《清实录》发现，顺治时期的每一次曲赦都有免罪的内容，并且诏书规定，有以赦前事相讦告者，以其罪罪之。如：

顺治二年三月曲赦陕西犯人，诏称：“无论大小、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并文武伪官等罪，咸赦除之。有以赦前事相讼告者，即以其罪罪之。”

顺治二年六月曲赦河南、江北、江南等地犯人，诏称“无论轻重大小、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有以赦前事相讼告者，以其罪罪之。”

康、乾时期的曲赦，则多以减等为主，且根据各地情况曲赦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十恶外罪行皆可减等。

如：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曲赦陕西，云：“凡陕西巡抚所属今年秋审情实、缓决人犯内，除十恶及军机获罪不赦外，其余自谕到日，通著免死照例减等发落。”

其二，死罪减等余罪皆行宽释。

如：康熙十五年曲赦奉天等地，诏云：“奉天系祖宗发祥重地，奉天府、宁古塔等处，除十恶罪不赦外，凡已结未结死罪，俱著减等。其军流徙杖等，俱著宽释。”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曲赦山海关、宁古塔等地囚犯，诏曰：“山海关以外及宁古塔等处地方，官吏军民人等，除十恶死罪不赦外，其余已结未结、一切死罪，俱著减等发落。军流徙杖等犯，悉准赦免。”

乾隆八年九月曲赦奉天府、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囚犯，诏称：“除十恶死罪不赦外，凡已结正未结正，死罪俱著减等，其军流徙杖等罪俱著宽释。”

其三，死罪以下减等发落。

如：康熙四十四年四月曲赦浙江、福建两省罪犯：“凡犯罪诏款不应赦者不赦外，其余死罪以下已发觉未发觉，俱著减等发落。”

其四，只予军流以下罪行减等发落。

如：乾隆十三年三月曲赦山东、直隶两省罪犯，诏称：“监候斩绞人犯，五次缓决者，著该督抚查明，分别情罪，奏请减等。其军流以下罪犯亦著查明，减等发落。”

乾隆十五年九月对河南的曲赦：“所有河南军流以下罪犯，著查明减等发落。”

与大赦的“除十恶不赦等常赦不原罪行不予赦免、其它罪行咸赦除之”不同，顺治帝时曲赦的程度似乎更广。

从上表曲赦的恩诏内容可以看出，曲赦恩诏一般开列“官吏军民人等有犯，无论轻重大小、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曲赦“咸赦除之”的前缀由大赦的“十恶等罪除外”变成了“无论轻重大小”，可见顺治时期的曲赦程度之广。

但顺治时期的曲赦也不是真的将所有罪行一律免罪，其也有一定的赦免限制，如顺治二年三月对陕西的赦免诏书就写到：

“其隐匿在官及民间人口、牲畜、财物者，许自首免罪，各还原主，如被人告发，不在赦例；

官吏贪赃最为民害，自本年二月初一日以后，该省抚按司道各府州县镇协营路军卫等官，并书吏、班皂、通事、拨什库、粮长、十季、夜不收等役，但有贪赃枉法、剥削小民者，俱治以死罪；

凡讹言妖术煽惑平民、聚众烧香、伪造符契兵仗，其傅头会首怙恶不悛者，自当严辑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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