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延安（1937年）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不是中共七大）在福建龙岩一所中学召开。有四五十人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民主且热烈，甚至有些过火。对毛主席、朱德直接点名批评不说，刘安恭甚至脚踩板凳，对着主席进行激烈的抨击。朱德一改往日隐忍的作风，作了长篇答辩，还激动地说：“我讲得不对，你们可以打我500屁股！”

倒是平日言语尖锐的主席表现克制，发言简短。除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外，也承认自己以往态度不好，并对 很多意见保留看法，留待实践证明。

陈毅作为代理前委书记，对朱、毛二人“各打五十大板”——

他批评主席有四条缺点，如对马列主席信仰不够，有个人英雄主义，脾气不好，爱发火，等等。

对朱德的批评有两条：一是“八月失败”后未作检讨，二是不应该重用刘安恭。

最后，由陈毅起草，大会形成了了一份书面决议，对朱、毛二人各提出七条批评。并对林彪、刘安恭给予了相对来说比较严厉的批评。

决议还作出“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的决定。

对这个决议，朱德没什么意见，毛主席则非常不满意，表示可留待时间证明。

七大还做了一件后来让陈毅挺后悔的事，就是改选前委领导班子。

按陈毅的想法，选举还会选出原来的领导班子，毛主席仍然是前委书记。可是多数前委成员由于受到决议的影响，既不选朱德，也不选毛主席，而是选了“中立派”陈毅。

这下陈毅慌了，连说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前委书记。”但木已成舟，他根本无法改变事实。

对朱德而言，虽然与毛主席有很多分歧，但内心还是愿意主席继续主持前委工作的。

毛主席则对选举结果很感意外。他这个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红四军也是他呕心沥血缔造的。此前虽然负气要辞职，却不是真的不干了。如今一下子没了职务，失去了贯彻自己政治主张的主导地位，对他来说无异于一个深重打击。本已重病多日的他，病情更加重了。

思来想去，主席向前委请求，暂时离开部队，以特派员身份去闽西视察和帮助工作。事已至此，前委不好挽留，就同意了。

几天后，主席带着已怀孕3个月的贺子珍等一行6人，以及一部分部队，黯然离开红四军。

7月，陈毅将红四军近期工作详细写了一份报告送到上海中共中央，并说自己即将到中央汇报工作。

七大刚一结束，国民党又组织了一次“三省会剿”，准备一举歼灭红四军。

陈毅要求召开前委会，确定御敌方案，朱德则建议还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于是朱、陈及前委成员赶到上杭蛟洋，与主席一起开了前委会议。

这次会议，有人提议主席和陈毅一起去上海汇报工作，但主席表示，不愿住上海像班房一样的亭子间。陈毅请主席仍回前委主持工作，主席说身体不好，对七大的做法也不能同意，不愿随随便便回去。于是，会议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这样一来，陈毅去了上海，主席去了上杭，红四军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

1937年8月摄于延安

在朱德的主持下，红四军针对国民党“三省会剿”的会议，仍然采取“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各纵队领导自由发言。

可是大家都为自己的纵队着想，吵个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朱德一人又调和不过来，最终形成了错误决策，红四军离开人地两熟的闽西，出击闽中，导致损失300余人，100多条枪和一门火炮。

主席听说后，写信给前委，建议部队再回闽西。结果回到闽西的红四军，一改被动挨打的局面，连战连捷。在主席抱病遥制下，第一、第四纵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于9月21日与二、三纵队会合，一举拿下上杭。此战后来被称为“红四军成立以来的最大胜利”。红四军由此扩大到7000多人，闽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

9月下旬，红四军在上杭召开八大，主席托病没有参加。

由于实行极端民主，八大并未形成任何正式决议。此时，朱德和其他一些同志，终于认识到主席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毛主席。有人提议请主席回来重新主持工作，朱德立即表示同意，并起草了一封请主席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的信。

可是主席回信说：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毛泽东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打倒“陈毅主义”，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我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次大会了。

即使如此，主席仍在两天后坐着担架来了。此时的主席，已被恶性疟疾折磨已久，病情非常严重。当然，心里有气也是一个因素。

看到主席病成这个样子，朱老总很难过。他把主席安置在上杭最好的一个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

主席病重的消息传到国民党那里，竟然被传成了“毛泽东死于肺结核”。1930年初，共产国际为此专门发了一个千字讣告，对主席的表示沉痛惋惜。

1929年10月13日，红四军接到福建省委发来的中共中央指示，要部队立即开到东江去。

但是中央来信到达朱德手中时，红四军进击东江的时机已经过去。结果东江冒进，使部队损失1000余人，成为继“八月失败”后的第一次大损失。

而此时的闽西却“风景这边独好”。在主席和闽西特委的领导下，成绩非凡——

根据地由3个县扩大到6个县，共成立县苏维埃205个，区苏维埃2050余个，乡苏维埃20400余个。在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内，80万群众分到了土地；党和各种组织也不断发展，已有工会会员近1万人，农会会员约70万人，党员7800余人。与此同时，闽西工农武装也不断发展壮大，从3月间的800多支枪发展到5000多支枪，赤卫队员6000余人。闽西根据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得知东江失利，主席赶紧写信给朱德，外线作战不宜远离根据地，仍应坚持在闽西、湘南发展，部队重返闽西为好！

陈毅后来感慨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毛泽东不在，政治领导没有确立，这过了头的“民主”也着实害人不浅。我挂帅，的确不行。

此时，部队里多数人都相信主席在的日子，希望他能重新回来主持工作。

再说陈毅。

1929年8月26日，陈毅到达上海与中央接上头。

当时向忠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地秘书长；李立三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29日，陈毅在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提交了若干书面材料，如实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对陈毅说：

你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我看了，这里头很多新鲜的办法和经验都是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从来没有的，的确别开生面。照这些办法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是红四军的创造，是红四军对全国的宝贵贡献。这篇材料，将在《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发表。看来，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而且对全中国都有重大的影响。

李立三也表示，对比着看，城市工作举步艰难；而凡是有红军有根据地的地方，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地方，斗争都在继续，在发展。而红四军的经验尤为成熟。

陈毅听了，为之一震，这是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到的，或是不敢设想的。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人们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个高得多的视点，才能看清自己走过的道路。

陈毅在红四军时也爱红四军，但总觉得毛病不少，纠纷很多。而今到了上海，到了中央，从大城市、从全国的高度回头一看，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是那么坚定正确地走着胜利的革命道路，气呼呼的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即便是前委一些让“朱毛都离开”的一些同志，何尝不是出于对红四军的热爱之情——你们喜欢吵，吵得大家不安宁，那就到别处吵去，别毁了大家辛苦建起来的队伍。

周恩来说，自己之所以这样了解红四军的情况，“要感谢润之兄的那封信”。

当时收到中央的“二月来信”后，主席回信中央，坚决主张不能分兵。周恩来收到信后，不再坚持部队分散转移，也同意朱毛暂时不离开红四军。

而在陈毅到达中央之前，周恩来已代表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的“八月指示”，这个指示，是中央政治局收到福建省委秘密转来的陈毅关于红四军前委争论问题的报告后，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议定的，其主要宗旨，就是要朱、毛站高一点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全国形势中的地位。

“八月指示”，对毛主席的建军主张作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便于作战，战胜敌人。集中制的党，绝不容许极端民主化，要求红四军领导同志要团结一致。

此时，陈毅才领会到周恩来等人的良苦用心——

他们之所以没在他刚到上海时就拿出“八月指示”，是为了让他不受干扰地直抒胸臆撰写材料，客观汇报红四军的真实情况。

让陈毅感到惊讶的是，“八月指示”中，很多话完全是毛主席的口吻，而且还是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

这说明毛主席的高度和中央的高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周恩来眼光之锐利、政治素养之高，简直中外罕见。

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经过研究，决定毛主席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主任，朱德仍任军长。

陈毅则向中央作了检讨：朱毛之争伤了感情，自己有很大责任。之前没有认识到朱毛的优点，没有开好红四军的七大，也没有指出正确路线，回去后要带头检讨，做好工作。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由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

“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充分肯定了毛主席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自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后有争议的主要问题，维护了毛主席、朱德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为开好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最后谈到陈毅的去留问题，陈毅痛快地说，自己摆的摊子自己捡，我应该回红四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要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好，没有把毛泽东请回来，等办好这件事再考虑工作问题。

1929年10月1日，陈毅离开上海，10月21日，在松源与朱德见了面。

朱德提心吊胆地把主席在八大时写的不打倒“陈毅主义”就不回来的信拿给他看，想着他肯定会大发其火。

没想到陈毅看完后哈哈大笑：“我赞成这封信，润之说的对，我陈毅七次大会犯了错误，犯了政治上的大错误，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助长了错误思想。我这次回来，准备向他作检讨。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朱德听了非常高兴，陈毅的想法，和他最近的思考和认识竟然高度一致。

1938年，52岁的朱总司令

随后，陈毅代表前委给主席写信，诚恳地向他承认错误。

1929年11月26日，主席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昌陪同下，回到了红四军。 朱、毛、陈会见，自然是一团欢喜。

朱德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早就盼望你回来。”

主席说：“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现在我撤销这封信。”

当晚，陈毅自掏腰包备下酒菜，宴请朱毛二人。陈毅非常诚挚地谈了到上海以后对毛泽东、朱德这两位战友的新的认识，并且当面作了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保证，并转达了周恩来、李立三等同志对毛泽东健康情况的问候。

朱德也诚恳地说了对于部队极端民主化的感想，觉得部队组织松懈确实是问题。毛泽东也表示诚恳接受中央的批评（“九月来信”对朱毛都有专节的批评）。

三人越谈越是畅快，彼此隔阂，一扫而空，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鸡叫二遍，仍在畅谈。

11月28日，在毛、朱、陈都出席的前委扩大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气氛融洽而热烈。会议一致通过三项决议：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

光明磊落的陈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倒了自己的“陈毅主义”。朱德的豁达大度，宽人严己，促进了红四军领导阶层的团结。

朱毛二人又紧紧地走在一起了。

1929年12月28日，在陈毅主持下，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大会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中共党史上大名鼎鼎的《古田会议决议》，后经中央肯定，成为全国红军的建军规范。

九大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毛主席仍任前委书记。对于陈毅的工作，主席不假思索地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不久，陈毅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红六军党代表，该军军长是黄公略。

“朱毛之争”以冲突开始，以团结告终，而且是以更紧密的团结告终。“朱毛之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思想成长的过程，也是老一辈革命家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

“朱毛之争”的完美结局，使红四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大进一步，堪称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个典范，并且从此有了一个无产阶级军队建军的纲领。党的绝对领导与无产阶级政治建军问题的圆满解决，奠定了此后二十年人民军队胜利的基础。

在这场通过争论逐渐确立无产阶级军队建军纲领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每一个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朱德、陈毅、彭德怀（兼红四军副军长），甚至林彪，都做过不懈的努力与探索，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作出了贡献。但相较而言，毛主席的眼光最远大，贡献也最巨大。

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李立三，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指示，及时发现毛主席建军思想的正确，及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得到贯彻执行和发扬光大，充分显示出成熟的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是非判断能力。

1950年6月

主席是这场风波的中心人物。“吹尽黄沙始见金”，正是从这时开始，毛主席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逐步为党内同志所认识乃至后来达到一致认同，从而成为一位集中国革命之大成的伟大革命家。

他在对敌斗争和党内纷争中，始终保持相对清醒的头脑，高屋建瓴且脚踏实地，牢牢地把握住“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个重中之重，把一支近乎于“乌合之众”的队伍，整合成为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而且还在他的主持下，确立并完善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路线和制度。在人民军队的初创阶段，的的确确非常非常了不起。

朱德在红四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缘于他豁达大度、无私无畏的革命家的胸怀，缘于他对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创造、红四军战斗力的形成的贡献和作战指挥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主席后来对朱德有个很著名的评价：“意志坚如铁，度量深似海。”

陈毅令人肃然起敬的磊落坦荡充分体现在他代周恩来起草中央“九月来信”，以及回到红四军纠正自己的错误，自己打倒“陈毅主义”之中。勇于承认错误，勇于纠正错误。

没有陈毅不带任何偏见的客观汇报，没有陈毅准确领会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李立三的正确指示且熟悉红四军的各种情况撰写的九月来信，没有陈毅在红四军上上下下细致耐心的工作，古田会议可能不会如此成功，毛泽东的复职可能不会如此顺利。

作为这场争论的见证人之一的谭震林，在1954年华东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红四军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虽然期间陈毅犯了错误，但是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从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的开始，对红四军的贡献，除了毛主席之外主要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