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种文明的基因

1、文明的基因型与表现型

基因一样的生物，会在外界的不同环境下表现出不一样的形态，有时会让人误认为是两种不同的生物。文明也是如此，在不同的环境下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南橘北枳”说得也是这个道理。

比如美国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其人口结构的大比例都是痛恨英国的爱尔兰人、德意志人，所以其就表现出了生产文明的一些特性，在一战之前美国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并且将这顶桂冠一直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但是由于美国毕竟从属于昂撒国家体系，所以其贸易文明的基因没有改变。在冷战之后的放松状态中，美国就回归了昂撒贸易文明以劳动为耻的本来形态，最终又步了当年大英帝国靠殖民地垄断贸易坐吃山空的后尘，自废武功的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美国最终将世界第一生产国的桂冠让给了中国，进入了如20世纪大英帝国一样的国运衰退期。而此时美国就逐渐向军事文明的行为靠拢，开始好乱乐祸，四处出击，从世界警察变成了世界的动乱之源。所以贸易文明面对外界的压力时，其表现就会像生产文明靠拢，而其外界压力彻底解除后，则会向军事文明靠拢。这就解释了美国在冷战时的理智与独霸世界后的疯狂。

而苏联作为军事文明则正好相反。在其外界的压力解除后的放松状态中，会向生产文明靠拢。比如苏联解体后不再面临政权被推翻的威胁，其自废武功试图融入西方世界，虽然屡遭算计饱尝屈辱，但是比起美苏冷战之时其压力骤然减轻，于是现在的俄罗斯就以油气资源的生产为国家的主要工作，围绕这个生产任务生成了现在的政治格局。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苏联立国打赢了白军后，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于是列宁就提出了“电气化社会主义”的立足于生产型国策的发展模式，招商引资放宽政策，更好地平衡了国与民的资源分配。而军事文明在外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就会向贸易文明靠拢，试图利用军事优势来控制某些物资的供给，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在美苏冷战的时期，苏联就一直利用原油的贸易，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身上汲取贸易利润，以此扩充军备抢占地盘，成为我们反对的“大国沙文主义”。而苏联此时抢占地盘的目的，比如阿富汗，都有着比较明显地控制世界原油产地及贸易路线的用意。比如苏联侵入阿富汗，同时结好叙利亚，其实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中东。所以这就是中东国家本来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而集体反美，在冷战后期转变为亲美的原因，就是因为苏联试图以武力控制中东，虽然是军事手段，但是其目的却是维持贸易优势。

而中国作为生产文明则是在压力下向军事文明靠拢，在放松时向贸易文明靠拢。比如中国在武德充沛吊打整个东亚游牧民族的汉唐时期，就会远通丝路，控制西域。再比如中国在冷战后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面对和平与发展的世界环境，就进行了大裁军，在经济上广泛发展外贸。举全球之物力，成就了中国的现代化。而军事压力大的历史时期，比如在蒙元、满清的时期，华夏文明则会接纳富有军事色彩的游牧军事集团来成为统治集团，将华夏生产文明改造为军事形态。应该注意，在此时中原的主体民族仍然保持人口的绝对多数，并且延续着华夏文明的传承。所以元、清虽然是游牧军事文明凌驾于生产文明，但仍然从属于华夏文明的体系，因为华夏文明的基因没有更改，只是迫于环境使得组织形态发生了改变。这就像是一个公司虽然选了一个外人当总经理，但是其股权占比很小，所以公司的所有者没有发生变化。这也是华夏文明能够同化这些游牧政权的主要原因：政权仍然依赖华夏文明而立，其统治基础仍然以华夏为主体，只有融入中华民族才能维持其统治。所以元帝国和清帝国相较于其他纯粹的军事文明，就有着更强的军事扩张能力。元朝及其前身蒙古帝国，基本上征服了亚欧大陆，这离不开中原汉地的物资支持以及先进军事技术的导入，如火器就是如此。而满清其统治集团其实也是以军事化了的汉人为主体，而满清也在生产文明的加持下，有效地控制了从新疆、西藏、东北、蒙古、台湾等边陲领土，为近代中国的版图贡献了法理基础。在乾隆时期，中国的军队曾跨域喜马拉雅山远征尼泊尔，达到了封建史中的兵力投射巅峰。

但是生产文明的军事化，对于文明的发展其代价也是巨大的。现在流行于很多领域的“奴才文化”，就是满清军事文化的“遗毒”，当被征服的心态与西方的文化相结合后，就构成了特殊的“逆向民族主义者”群体，其成为西方强势贸易文明的拥趸，反对华夏文明，反对新中国的自主性，将满清的愚昧僵化套在华夏文明身上，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不行，这种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对于文明的形态没有深刻的认识。

2、文明形态的转换

（以上为三种文明的转化图）

这三种文明的转化，其实也有着更深层次的道理。

文明的放松过程，都是追求稳定的过程：

生产文明追求稳定的过程中，自然会希望将贸易的不确定性消除，所以其外敌消弭、国力强盛之时，自然会深入管理物资的流通过程，以此建立自己的主导的贸易体系，由此实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直销体系”。这就是华夏文明在汉唐时的状态，所以这两个朝代都控制了西域这个亚欧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

贸易文明追求稳定的过程中，自然会希望获取垄断利益，所以通过军事手段控制了原材料的产地和贸易路线，就自然可以不劳而获收取垄断利益，这就是美国现在金融集团干的事情，一方面在大宗商品领域坐地起价，另一方面将军事基地遍布于全球去控制商路。在两代的盎撒贸易文明的“得志期”，英国和美国都是这么做的。所以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脱实向虚的国内道路和依靠军事实力盘剥天下的外部竞争策略。

军事文明追求稳定的目标，自然是能够找到“长期饭票”，靠着军事暴力去奴役生产者，以此免于军事斗争的流血付出。当其靠暴力消除了敌对者，就可以通过威慑力建立起一套生产秩序。这种不平等的生产秩序是以消耗威慑力为代价的，而威慑力是以消耗军事文明的“生命”为代价的。当军事文明在完全消耗尽了其能量之后，就会迎来“屈辱平静的死亡”。比如清帝国以铁骑入关、剃发易服、大肆屠杀开局，在全社会普及了“强权即真理”的奴性文化，以文字狱钳制思想凡二百余年，最后对内却在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中完成了“准联邦”形式的分权改革，将地方治理权力拱手让给汉人督抚，通过将权力下放来延续了政权寿命；对外也通过不断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来出卖国家利益以获得苟延残喘。血腥暴力开国的清帝国最后是在软弱与屈辱中迎来了终点，这就是军事政权的特点，以暴而兴，以弱而亡。苏联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对内政策也是广布寡头以瓜分国家，甚至解体以奉地方豪强；而对外则奉行投降主义政策，“量苏联之物力，结西方之欢心”。军事文明其善于让别人当奴才，所以也善于自己当奴才，如果无法继续靠威慑力建立奴化体系，那么就会光速切换到投降主义向敌人投降，以将自己贬为奴才而讨主子的欢心。这也是一种奇妙的历史因果轮回现象。

文明处于压力之时，都需要压抑其本性而博取生存：

生产文明一旦处于压力之中，面对生存威胁之时，就会进入到军事形态。因为当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压力时，越努力的生产，就越容易被抢掠。所以必然要把生产的力量集中到军事领域，这样才能避免“邻居屯粮我囤枪，邻居就是我粮仓”的可悲局面。所以汉初文景之治虽然休养生息了很久，但却没法一直保持下去。这就是因为在匈奴的威胁下，只有进入到汉武帝时期的军事动员状态，才能解决掉生存的威胁，让文明延续下来。

贸易文明一旦处于压力之中，由于其没有实力建立垄断的贸易体系，那么就必须靠自己来承担生产工作，以此形成“前店后厂”的半内循环型态，以此对冲掉其他贸易对手的打击，积蓄自身的实力。如美国就在英国称霸于世界的年代，致力于“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希望通过将整个美洲建立成一个封闭的内循环体系来抵御英帝国全球贸易体系的盘剥。甚至在决定美国命运的一战、二战中，美国都存在着严重的“不掺和欧洲的那些破事”这种典型的孤立主义思潮。而英国在没有独霸海洋的时代，也得和西班牙、荷兰竞争海洋贸易路线，那时候英国也是大力推动本土的制造业，以此获取稳定的财源去参与到国际博弈之中。

军事文明一旦处于压力之中，由于其需要大量的物质资源来支撑其军事斗争，所以就会选择来钱最快，最简单的贸易模式，以此筹措军费去外部扩张。比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就是一边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卖原油赚外汇，另一边大肆进行军事扩张，用美国的钱反美国。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清帝国的身上。在清帝国入关以前，一直与中原的晋商通过贸易获取大量的军备物资，用明帝国的物资“入关”明帝国。甚至在乾隆时期，也通过给盐商提供强制性贷款来赚取利息，以此在维持“永不加赋”祖训的情况下，获得大量的军费来支持各种大型远征。蒙古帝国与花拉子模的开战之因，就是因为成吉思汗想要与其进行贸易以获取物资去攻击金国，但是花拉子模斩杀了使团抢掠了财物，这才导致蒙古改变了战略方向开始西征。

3、三种文明基因的本质

生产文明、贸易文明、军事文明，本质上对应着物质的产生、物质的传送、物质的消灭这三个过程。

当世界的资源突然失衡的时候，那么就是善于探索的贸易文明进入强势期，如新大陆的发现，各种能源革命等。

而当世界适应了这种冲击，人类的资源总量进入稳定期后，那么善于组织的生产文明来构造一个家国天下的稳定秩序，如汉唐时期、信息革命以及可能的智能革命（这些都没有增加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总量，但可以改变人在劳动中的角色，都是一种调整社会相对关系的技术革命）。

而当人类的可利用资源整体减少的时候，就是擅长毁灭的军事文明登场的时候了，如北宋至民国阶段、小冰河期等即是。

（在农业社会，气候决定了粮食产量，进而决定了人类生产物质的总量）

所以为什么华夏文明在宋代以后至新中国以前就陷入到了反复为军事文明所乘的情况中，这就是因为当时的气候寒冷导致中原的力量减弱，军事文明的力量不断趁势而起。在当时不光是华夏文明沦陷于军事文明之手，基本亚欧大陆的古文明都处在沦陷当中，比如奥斯曼帝国就是在15世纪“入关”成功，消灭了延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则是游牧军事文明在16世纪建立的；明朝则是17世纪为清帝国所灭亡，可以说近五百年来，一直是军事文明肆虐于亚欧大陆的时期。

而直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使得贸易文明兴盛起来。这是因为新大陆的资源加上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世界资源处于了极度不均衡的状态，先进的技术及全球的资源都在欧洲集中，这就使得欧洲的文明体系跳跃式发展，与世界各地形成了代差。于是欧洲的殖民势力遍布四海五洋，开始了西方的“大圈地”运动。

但是由于贸易文明极度不均衡的世界资源分配体系，导致了世界的矛盾不断积累，最终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欧洲数百年的积累毁于一旦，两个西方体系中原本边缘的国家，美国与苏联成为了西方路线的两个代表，这对阴阳矛盾斗争许久，最终前后脚开始衰落。这是因为无论是西方文明的主流还是贸易文明的特点不但在全球会制造出极大地不均衡，连一国之内都会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因为贸易的本质就是从物资或者信息的不平衡状态中去获取收益，如果各国都物资均衡不假外求，信息技术都是一个水平没有先进落后之分，那么贸易文明无疑是无以立足的。但是问题在于，如果生产文明强盛起来，那么自然是贸易文明衰落的开始。这就好比是厂家与中间商，如果厂家众多且弱势，那么利润自然归于控制了商业渠道的中间商，但是如果厂家兼弱攻昧联弱为强，且有自己专属的原材料购买和销货通道，那么中间商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4、信息革命为什么是中国的“主场”

工业革命的作用于社会，一方面是生产模式的改变，另一方面是组织模式的改变，有的工业革命对于前者的作用更大些，有的对于后者的作用更大些。比如蒸汽革命、电气革命，就是提高了能源的利用效率，进而对生产模式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而如信息革命这就是对组织模式起到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只要发生工业革命，是一定会对社会生产率起到提高作用的。

对于华夏生产文明而言，当工业革命主要作用在组织模式上的时候，就到了中国的主场。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一向以能在各种不同的生产力模式下找到最优的组织方案为特色。所以在信息革命期间，虽然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在美国，但是在全社会应用最好的却是中国。就拿移动支付来说，基本上中国的进展超过了美国、日本这些国家。

这是因为信息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去中介”的革命。因为信息化是建立一个整体的信息富集分发机制，去除的是信息壁垒，这就消除了信息中介的生存空间，反向加强了整体协调机制的力量。

这从社会组织上来看是一种集中的趋势。在决策层、中间层和大众层三者的结合模式中，中国比较擅长的是决策层与大众层直接联系，如秦朝的郡县制就是如此，而西方比较擅长于中间层成为决策层与大众层间的“超级中介”，如原来西方的领主-骑士制度，美国现在的普选-民主代议制都是如此。

对于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来说，自古以来权力掌握在国家的中央政府手里，当权力下放到社会的中间层，即各大家族或者地方势力中时，基本上就是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或者明末清军入关的至暗时刻。而西方则不然，常年是大企业大财团这些当代社会的“大家族”来组织社会的运转工作，或者就是地方势力很大难以整体协调（美国的开国就是原来大英帝国里的“地方势力”独走的案例）。所以西方的普选制及分权体制的社会基础就在这里，因为权力分散所以必须通过高成本的协商机制来解决问题。

所以华夏文明的权力主体一直是国家，而西方文明的权力主体往往是“家族”（摩根、洛克菲勒、罗斯菲尔德等本质是披着现代公司外衣的“家族势力”）。

但是一旦信息的富集与发送的成本大幅降低，必然催生出削弱中间层的加强决策层、充实大众层的社会组织模式。因为原来决策层的垂直管理的成本较高，而有了覆盖全社会的信息集成发布系统后，自然就可以在不损失效率的情况下扩大决策层组织的规模与深度。所以中国在信息时代完成了在产能上对西方世界的“弯道超车”，就是这个道理。在疫情时期，中国是生产组织度最高的国家，这就得益于一系列的信息化管理技术的应用，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信息化与大数据是息息相关的，而如果数据为层层私有产权所限制，必然难以汇集成为“大数据”。而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事实上数据是公有制的。所以自然就组建了一个符合于信息时代的强力整体协调机制，这使得中国的决策层与大众层的联系空前加强，并且利益紧密结合。在诸多社会热点问题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直接民主的反馈机制，比如“昆山龙哥反杀案”，就是社会的民意推动了司法的完善。在封建时代可以由中间层筛选和挑选信息，但是在信息时代，一个社会的热点信息是很难对顶层屏蔽的。

信息时代对于美国的影响也很大，但是是有害的影响。比如奥巴马时期的TPP政策，打算铁壁合围整合盟友给中国来个“六国合纵攻秦”，气势汹汹想要拿下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但是由于互联网新媒体的崛起，使得美国传统政治模式不再有效。原来美国是资本通过控制媒体来决定选举的结果，但是传统势力没有完全控制住互联网类的新媒体，结果就让与美国政治传统相违背的特朗普趁势而起。最终特朗普废除了TPP，在其任内对奥巴马的主要政策尽行废黜。这使得美国的国家战略受到了极大地挫折，最终让中国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在没有电商的时代，许多日用商品的利润中渠道商都是占大头的，比如服装、化妆品、快销品等，生产商可能只能获得总利润的10%-30%，中间渠道商能获得总利润的90%-70%。这悬殊的利润倒挂比例，使得生产秩序非常扭曲，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吃亏，而且二者不能直接沟通反馈，导致供需关系极度扭曲。但是在电商崛起之后，虽然电商也是嗜利的经营模式，但是毕竟原来要跟各处大大小小的中间渠道商打交道，现在只要过一道手就可以了。

这种依靠信息化，削减中间层，完成去中介的模式，在中国、美国的经济进而政治领域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哪个领域发生了信息化的革命，哪个领域就会形成集中式直接联系的机制，即一个超大规模的组织体大量淘汰原有的中间层。

但是这对于中国是好事，对于美国却是坏事。决策层与大众层的直接结合，是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模式。从秦朝起中国就致力于不设置中间层，即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制。而西方国家则一直是各级领主自行其是的封建领主制，这大概是我国商、周时期的国家组织形式，结果也是如商周一样，小国林立没有完成大一统。

所以华夏文明历来以“国”的形式存在。正如亨廷顿所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而西方尤其是昂撒文明和犹太人的组织，历来是以“家”为核心组织单位的。这个“家”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可以如摩根财团（扮演美国“私人计划委”的角色，操纵金融价格）一样的大企业，可以是如科赫家族（扮演美国“私人组织部”的角色，操纵人事任命）一样的隐形执政者。犹太人可以一直没有国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们化整为零，在各国都以“家”为组织形式而存在。

所以贸易文明讲究的就是一个社会的主导权要在“家”这个层面，所以要三权分立，所以要普选制，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的权力要附属于“家”的权力。所以面对信息革命带来的社会集中化、直接化的结构革命，就非常不适应，特朗普就是这种“不适应”的具象化表达。“国”所对应的的“公”与“义”在信息化革命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对应的就是“家”所对应的“私”与“利”极大地萎缩。这就是中国在信息化革命中一马当先的隐藏原因：在新技术的加持下，谁的整体协调机制更强谁就发展得更好。

5、智能时代的“新法家”

智能时代本质上是沿着信息革命的路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其目前在西方世界的应用还没有体现其价值。目前如美国Chatgpt等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大致是按照商业逻辑是往提供“拟人服务”方向发展的，即让AI来当一个类似“保姆”、“秘书”等生活辅助的角色，这确实符合自发的商业逻辑。但是人工智能真正的用武之地，应该是以国家为主体推行的行政无人化和军事智能化。简单来说就是让人工智能来“当官”和“当兵”。

行政无人化：大量的行政工作，其实都是人工智能结合大数据非常适合的应用场景。程序不会贪污腐化，人工智能也没有利己的动机，行政无人化可以极大地延展中央政府的组织能力，使得一个社会的整体协调机制由规模越大损耗率越高变为规模越大边际成本越低的新模式。这对于2000年前就进行统一管理的中国来说，无异于消除了国家组织管理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极大地提高了组织规模的上限。

军事智能化：军事智能化时代一旦到来，会使得全世界的军事斗争与国家的产能规模高度相关。因为军事智能化意味着分布式军事系统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比如核武器的拦截体系，如果是成千上万个智能的滞空飞行器去拦截一枚带有核弹头的导弹，无疑成功率会大大增加。当分布式智能反导系统成熟之时，必然是核平衡被打破之日。此时哪个国家的智能军事战斗机器的生产规模大，哪个国家受到的核威胁小。即使不需要侵略别的国家，只要获取了核攻击的“免疫力”，就自然称雄于世界。而另一方面，一旦卫星导航、航空器、潜航器等都实现了智能化与集群式的部署，那么现在美国的航母、战机等积累了大量技术资源的高成本低数量的武器就成为了无用之物。所以军事智能化很可能会带来核平衡的变化，以及世界军事力量的颠覆性变革。

法家是强调的是尽可能的按照规则来执行组织工作而不徇私枉法，这其实正是人工智能的工作模式。人工智能本质是程序，其没有私心，没有怠惰，没有争权夺利，没有感情变化。对于一个行政无人化的系统，很难通过行贿其中的某个环节来牟取私利，因为中间环节都是无人化的，这样行贿的成本就会大大增高，行贿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

商鞅变法建立的秦制，重视的就是“耕”与“战”。耕田，就是那时候的生产工作；战争，就是那时候的对外博弈工作。将这二者突出并结合起来，自然就会获得对外的国力优势。所以秦制下的秦国，可以经受无数次打击而迅速恢复，但是其他六国则往往会一蹶不振。这就是因为秦国通过法家的规则化组织模式，把国家的力量调动起来并集中起来了，所以就获得了针对其他对手的代差级组织优势。

6、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以在智能时代，人类的组织模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一种国家为主体的、在行政和军事领域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实现了无人化与智能化的“新法家”制度早晚会出现。当这种组织模式成熟之后，世界就迎来了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是生产文明将成为世界的主宰。

贸易文明是采取“以利诱之”的方式来改造世界的：对于国内的封建领主，是工业革命用增量赎买其权力；对于世界各地，是拉拢其上层以实现间接统治。所以贸易文明的死穴就在于“总体战争”：因为一旦发动国家的全部力量举国相争，那么依靠豪强的治理模式就失效了，以利诱之的收买之策就没用了。所以“总体战争”这四个字就是贸易文明的催命符。在鸦片战争中，英国的部队只要击败清政府的一小部分军队，就能完成对庞满清帝国的侵略。这是因为清帝国认为汉人的威胁大于外人的威胁，所以宁可丧权辱国也不愿发动人民展开总体战。

但是到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这套就不好使了，一战丧了元气，二战彻底解体。这是因为一战与二战打的都是总动员的现代化战争，不是决斗式的精兵对决。而美国也是一样，面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可以直接用利益对其“斩首”——培养扶持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去夺舍苏联。而面对中国，无论是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样的“武斗”，还是如贸易战这样的“文斗”，基本都是以败北告终。这就是因为新中国实际上始终用“总体战争”的模式来应对威胁：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的状态，但是面对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举全国之力与之相争，最终以弱胜强取得胜利。

军事文明是采取“以力迫之”的方式来改造世界的：对于内部以武力压迫消灭反对者，对外用军事手段去实现国家利益。如苏联，虽然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其非但没有解放全人类的觉悟，实则行的却是军事霸权之实。如布拉格之春、匈牙利十月事件，都是苏联用军事手段直接强行干涉盟友的情形。一旦无法使用军事手段，如戈尔巴乔夫面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民众抗议表明了不会用兵，结果其就直接独立脱离了苏联。

苏联对中国也是如此，明明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非要破坏平等原则去试图控制中国的主权，自然中国是不会答应。结果导致冷战中美国与中国结成统一战线，使得不可一世的苏联军事帝国竟然拱手而降，并且是投降了还被肢解了。这就是军事文明以强力改造世界的问题，耗竭式发展，力竭则亡。

无论是贸易文明还是军事文明，其本质都是将人群分化的组织模式。让一小部分获取优势地位，而后用这些资本家和实权派去利诱或者威逼剩下的大众。

汉朝也是从自由经济开始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发展自然经济，而后盐铁专营与迁徙豪强于茂陵，集中天下之力以争匈奴。而英国、荷兰包括现在的美国就是只知自家揽财，不顾国家之利益，让资本流入敌国以成其势，弱国以盈利。这就是生产文明的贸易状态与贸易文明的区别，都是放权发展，一个是为了强大国家整体实力，另一个就是为了纯粹的积蓄财富。前者豪强起时则国家抑制，有国家的任务（对外征伐匈奴、对内均输平准）向全社会发放，使得大众始终有出头之日，后者就是贵族盘根错节，权钱相结而固化。

对比一下秦朝按军功授田授爵，和清朝按八旗身份授粮的政策，就可见其区别，前者是生产文明的军事模式，就是举国皆兵，后者是军事文明凌驾于生产文明，就是军事贵族制。前者是按劳分配，后者是按出身分配。这就是军事文明与生产文明军事状态的区别，都是军事当先，秦帝国是消除出身的差距，全社会崇尚平等；清帝国就是世袭的军事贵族，严格的防范社会大众。

所以生产文明的本质，是一种整体协调与社会同化的发展模式。正所谓“家国一体，义利兼顾”，是一种阴阳协调的“中道”。其既有开通商路的贸易本领，也有攻伐不臣的军事手段，但是其无论是用“胡萝卜”还是“大棒”，本质上都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生产环境，是为了达到一种平衡的“稳态”。所以生产文明的特点就是人格的平等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社会整体的统一协调——“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

如果说贸易文明在经济的角色是一个类似中间商的角色，那么军事文明就是拦路抢劫的强盗角色。这二者都是以劳动为耻，以巧取豪夺挣买路钱为荣的。所以其无论倡导何种主义，最终要么是资本搞垄断，要么是权力搞垄断。其社会都是呈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只不过是资本搞得分化还是权力搞得分化之间的区别。它们总是愿意搞一些小团体小集团来治理国家。所以从文明的角度来讲，美国的贸易文明与苏联的军事文明都是侵略性强，掠夺性强的行为模式，所以其二者才构成了一对矛盾。

而生产文明就是一个生产厂商的角色，讲究的是“劳动致富”，追求的是自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攫取他人之利，这就使得中国的战略决策是立足于自身的。所以中国能从苏联、美国处都得到支持，又不依附于任何一方。作为生产文明的中国，本质上是兼取美、苏之长的，既会贸易也会军事，既会搞市场经济也会搞计划经济，既擅长轻工业也擅长重工业。这种模式下，一个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出现了：生产文明强势崛起，自成一极。

一旦厂商做大，完成了产能的大一统，自然就没有中间商牟取超额利润的空间了。因为厂商可以自己建立一套由生产秩序主导的贸易体系，你再便宜能比厂商更便宜吗？你再囤货能比厂商的货权更重吗？这两个不能就是美国霸权的催命符。所以美国无论怎样超发美元，它只是掌握了币权，而货权一旦不配合，那它的这个美元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在比拼生产力的时代，军事文明就没有实力上的优势，因为技术与产能比好勇斗狠的军事技能更重要，这就是奥斯曼、俄罗斯、清帝国都沦为笑柄的原因。而在核平衡时代，更是军事文明的绝路：核大战不能打，地区性战斗赢了也改变不了世界格局，输了就丧失军事威慑力，纵然囤下为世界大战预备的武器装备，也只能在核平衡时代慢慢看着军械变为废铁。

而在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时代，则“智能秦制”与“新法家”相结合，谁最先建立起大规模的智能化集群式反导系统，谁就能跳出核平衡而统御世界。这比拼的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能力了。

五百年来，贸易文明逐渐兴起，军事文明逐渐衰落，而生产文明也趁机彻底拜托了军事威胁开始崛起。在今天，贸易文明到达顶点开始衰落，而生产文明则开始逐步接管世界秩序。而生产文明建立的世界秩序，将扭转五百年来的人类分化趋势，让天下大同的模式成为主流。这意味着一个义在利先的转化，一个国与家一体的模式。生产文明收获的季节来临了。

在未来，如果是按照现在的节奏向智能革命的方向发展，那么大概率未来的世界要在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体系下来运作。那将是一个比贸易文明下的世界秩序和谐、稳定得多的文明体系。

因为贸易文明的规则，是以“钱”为本；军事文明的规则，是以“权”为本，而只有生产文明的规则，是以“人”为本：无论是钱财还是权力，都是身外之物，财富取之于社会亦要用之于社会，权位越高而责任与风险越大。对于生产工作来说，“钱”对应着物资，“权”对应着组织，只有靠“人”把物质有效的组织，才是生产工作的核心，所以华夏生产文明建立的世界秩序，就是一个以人为本，以均衡为宗旨的世界秩序，这与现行的贸易文明国际体系和原来的军事文明国际体系比起来，无疑是人类更加光明的一条出路。

二、华夏文明的基因为什么是生产文明

天行健，自强者不息。这是周易乾卦的卦辞，周朝将商朝的官方哲学体系《归藏》中的坤、乾排序做了颠倒，形成了今天《周易》乾为首，坤为副的格局，自此华夏文明的乾坤既定。坤卦的卦辞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故而乾坤之道合起来，就是说先自强而后蓄德，强者亦需德为辅方是正途。故而民族国家之生存，需兼用乾坤之道，但要以乾道为纲。乾者，阳也，动者之属，亦可类比于人的劳动；坤者，阴也，静者之属，亦可类比于物质的积累。所以中国人的信仰自古以来就是天地之间人为本，物贱而人贵。所以新中国所独有的天下为公、独立自主、按劳分配的国家精神，是华夏文明的精髓所在，亦是传承了3000余年的华夏信仰。新中国，就是现代化的华夏文明实体。中国人之所以在清朝灭亡后的“武力选举”中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诸多现代思想中与华夏文明最匹配的。

虽然马克思是德国的犹太人，但是他的辩证思维模式与西方的主流思想迥异，而独与华夏有相近之处。其所倡导之公有制及社会化大生产在西方鲜有存在，而在中国自秦国起就是历朝历代的“标配”：

商鞅变法就是一次公有制改革，其将世袭贵族之领土尽数收归国有，故而才能以土地来作为军功爵体系的奖励。而军功爵体系，也正是战国相争时代的特殊“按劳分配”体系。按照战场上的功劳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授予相应的官衔和田地，这实际上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全国之人参与到统一事业中的积极性。秦帝国的武器装备，皆由流水线完成，其一甲一刃，皆非一人之功，而是众人之合力，故其生产力为一时之长。秦之统一，论其组织思想则来源于魏国，论其兵器则箭刃精良不及韩国，论其士兵则骁勇善战不及赵国，论其国力则人口雄厚不及楚国，论其财富则经济发达不如齐国，而能一扫六国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匹配之故耳——秦帝国在农业时代达到了工业时代的动员比例，并且创立了唯一一个封建体制下的垂直管理体系：郡县制，自此把统一刻进华夏文明的基因。

秦帝国的胜利，是先进组织体系的胜利，而不简简单单的军事的胜利。在六国相争的战国时代，战争形式都非常类似于一战二战这样的现代化总动员的战争，基本上与后来的全世界封建时代的战争都很不一样，动不动就是几十万人的大战，基本就算是农业时代的动员极限了。所以长平之战秦赵最后比拼的是后勤能力，赵国后勤不继粮草告罄，自然只能换下稳健的廉颇改用赵括去出击以求速决。而秦灭楚，更是倾全国之力出动了六十万人的军队，这在农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规模。所以秦灭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秦制下的生产组织力与其他六国形成了代差，这种强大的整体协调机制——秦制，最终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代表。自此以后，华夏文明就始终具备着强大的整体协调机制，所以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变迁，但是中国总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来适应之发展之，正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

秦制可谓华夏文明之阳极，然而孤阳不长，最终汉承秦制，以黄老自然之道与民休息，经文景之世，以坤道之厚德待民，故物用丰饶而民气旺盛。汉初的黄老之道，与全球化中所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同源的，都是放任民间自由发展，以少干预少管理为宗旨，也基本达到了同等的效果，那就是物质充沛而豪强跋扈。汉文帝曾经连铸币权都下放到民间，与如今美联储一样。但是这个后果就是一方面社会的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就是地方豪强财阀并起，掀起了吴楚七国之乱。

文景之治是为阴极，阴极而阳生。最终汉武帝确立起了外儒内法的体系，把秦制用于管理国家机器，把儒家的集体主义用于梳理社会关系，二者表里协调，华夏生产文明自此成型，周而复始，始终能定期通过“武力选举”筛选出强力的政治集团来让华夏文明与时俱进。直至清帝国以一姓之私屏蔽了华夏文明的国际视野。清帝国在中亚都设有情报站，其对于西方世界颇为熟悉，如乾隆就是被砍头的法王路易十六的笔友，其派遣使者的计划被法国大革命所打断而泡汤，至今乾隆的书信仍保存在法国的卢浮宫。在大航海运动开始上百年后，清朝对西方的认识难道能反不如明朝，这种反常的现象明显不符合客观的发展规律，如明末的《天工开物》一书就详尽介绍了当时世界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但是却为满清的文字狱所困，于中国失传，反倒是在日本流行开来启迪民智，这种文化倒退的现象，恰似罗马为蛮族所灭之后的黑暗中世纪。

所以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恰恰不是华夏文明的原因，这在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华夏文明的生命力的几十年间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中国的落后就是军事文明凌驾于华夏生产文明所致，这使得华夏文明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信仰去顺应生产力而顺畅地调整生产关系，这种调整的机理被锁死，自然会陷入到清末那种麻木僵化的状态中去。

秦汉第一帝国的发展，是经历了完整的“元、亨、利、贞”四个阶段的。

“元”者，初始之意，四季应之以春。秦王扫六合，是为始皇帝。华夏之始，即是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秦制。其革除之力尤为强劲，所以完成了大一统的历史任务，开创了华夏文明在农业时代的基础模式。然其烈度虽甚，而持久之力稍缺。

“亨”者，壮大之意，四季应之以夏。汉高祖以高龄建国，合众人之力，故而分封与郡县并行。继之文景之治，与功臣勋将共治天下，行黄老自然之经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故而国力大涨。然其放任豪强，国势略有所分。

“利”者，收获之意，四季应之以秋。汉武开边，安南、朝鲜、河西、南越、西南夷进入华夏，倍增国土而远逐匈奴。此中国与周边成发展代差之势，华夏生产文明穷极地理之机，家国天下至此成型。迁徙豪强而聚之于茂陵，均输平准而物货应之于军争，此天下之势集之于国家，举国相争于外，拓展华夏伸展之空间，外卷而不内卷。经济之利用之于国家之义，此华夏之秋也。

“贞”者，坚守之意，四季应之以冬。昭宣之治，内明而外简，承前代之功业，守正而养德。静欲养身，谨行守常。自是严冬虽至而华夏之力得存。前代实践为后代相承，起伏曲折而向前进，螺旋相交而向上升。

此“春”，“夏”，“秋”，“冬”，则华夏文明周期之四个相位。此即为华夏文明强大生存能力之奥妙：于周期震荡中而存在，以周期去除存量之阻碍，四时之特征不同，而其前进之方向不变。故此虽历经冲击，于变幻莫测之形势中得以顺势变化而得生存。

从清朝的“既济”，到民国的“未济”，再到新中国的的自强不息。“乾”之道，正是新中国贯彻了华夏文明的本源之道。新中国与周朝乾坤之义相合，是华夏文明三千年来不忘初心的文明力量。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虽是文明古国，然而对于当今的世界来说，中国却承担着“革故鼎新”的人类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