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率军北伐，攻克镇江，直逼江宁，但最终兵败远去台湾。局势平定后，清朝下令追查投降郑成功的人，一律以“通海”罪论处。当时的金坛县令任体坤趁机诬告之前联名控告自己的10名儒生，意图公报私仇。后案件查明，10名儒生得以释放，但通海案却远未平息。清朝为防止郑成功卷土重来，严查牵涉人员，历经数年，涉案人员近于千人，魏耕、祁班孙等人先后被捕，或被处死，或被流放。其间被冤枉者，也不在少数。这起发生在清朝顺治年间的事件使东南沿海地区都受到了波及，对之后清朝的历史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哭庙案”事起于苏州吴县。顺治十六年（1659年），朱国治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其人字平寰，辽东抚顺人，隶属汉军正黄旗。江苏是士绅集中之地，也是欠税最重之地，巡抚衙门所在地苏州是重中之重。朱国治秉承朝廷意志，大力催逼钱粮，暴戾程度甚于天灾，故苏州百姓称之为“朱白地”，意即凡朱所到之处，万物灭绝，只留下白茫茫大地一片。朱国治如此卖力，属下官员自然要更为加码，其中尤其以吴县知县任维初最为突出。《哭庙记略》记载：“顺治十七年庚子十二月朔，新任吴令任维初，山西人也，由贡生为学谕，迁秩吴门。莅任之日，谒郡侯余公。至府门，左右请步入。恚曰：‘彼亦官也，我亦官也，何以步为？’左右惧，置之于门曰：‘宁受责，不敢抬进。’余公闻之笑曰：‘新任吴令是一呆者。’谒司理高公亦然。高公怒，不与相见。至署，升堂，开大竹片数十，浸以溺，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

顺治十五年（1658年）五月，为了彻底改变江南士绅地主倚势常年拖欠朝廷赋税的不良局面，顺治帝下令清查江南一带历年拖欠的赋税数目，并让地方官员采取有效措施催征钱粮，缓解国家财政压力。顺治十八年（1661年），一道更加严厉的谕旨被朝廷予以下发。显然，此次朝廷对催征江南一带拖欠钱粮一事引起了重视，一场江南绅衿与满清统治者之间的血雨腥风即将被掀起。

朝廷的命令传到了江苏吴县，时任吴县知县的任维初为了完成朝廷下发的任务便对一些拖欠赋税的当地士绅穷追严逼，甚至滥用私刑。据顾公燮所著的《丹午笔记・哭庙异闻》记载：“欠数金者，责二十，欠三星者亦如之。责稍轻，反责隶。有痛而号呼者，则怒，令隶扼其首，必使无声。故受责者皆鲜血淋漓，俯扶而出，不能起立。自是以后，待杖者逡巡不敢上。”

顺治十八年（1661年）初，任维初出任吴县知县，上任伊始，为了催征钱粮，不惜大施酷刑，不过几日，便有人因欠税款被活活打死。

任维初显然相信了知府的话，由此开始了一场无情的征税行动。他拷打那些不能立即完纳的百姓，试图尽快完成定额。他甚至从常平仓中征用米谷并贩与商人，以充实钱粮。江南百姓对任维初的行为愤愤不平，地方社会上层的很多人决意抗争。他们抗争的方式有两种，即后来所称的“哭庙案”和“奏销案”。

什么叫哭庙呢？这是苏州地区流传的一道地方习俗。苏州经济发达，繁荣富庶，文风鼎盛。许多秀才来自殷实富裕的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较高，对社会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遇到当地官府作出了不法、不义的事情，他们就要自行集合在文庙里，用一篇《卷堂文》来向儒生的祖师爷孔子哭诉，号召更多的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彰显正义，打击不法。

在明朝时期，苏州当地官府对秀才们的哭庙很重视，因为官员们得罪不起这些秀才背后的士绅力量。

苏州秀才薛尔张、丁子伟在文庙管理人员处请来钥匙，打开了文庙，开始在孔子画像面前哭诉。100多名读书人闻讯而来，鸣钟击鼓，声势搞得很大。后来，又聚集了1000多人。紧接着，他们又浩浩荡荡地来到江苏巡抚衙门，请见江苏巡抚朱国治，跪进揭帖。江苏巡抚朱国治听了读书人们的哭诉，不但没有产生同情心理，反而震怒。任维初是他的下级，深得他的赏识和信任。苏州秀才们痛骂任维初，难道就没有指桑骂槐的意思？就算没有，也犯了“打狗不看主人”的大忌。朱国治当即派兵将1000多名读书人全部驱散，拘捕了在场5名带头的秀才。

他们的揭帖《哭庙文》是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所写。金圣叹在揭帖里将矛头直指任维初，怒斥他：“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江南生员为吴充任维初，胆大包天，欺世灭祖，公然破千百年来之规矩，置圣朝仁政于不顾，潜赴常平乏，伙同部曹吴之行，鼠窝狗盗，偷卖公粮。罪行发指，民情沸腾。读书之人，食国家之廪气，当以四维八德为仪范。不料竟出衣冠禽兽，如任维初之辈，生员愧色，宗师无光，遂往文庙以哭之……”在金圣叹的生花妙笔之下，任维初被骂得淋漓尽致、体无完肤。

任维初是他的下级，深得他的赏识和信任。苏州秀才们痛骂任维初，难道就没有指桑骂槐的意思？就算没有，也犯了“打狗不看主人”的大忌。朱国治大为震怒，当场逮捕了倪用宾等五名秀才。后来被逮捕的十一名主犯中，有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介、叶琪等人，其中并没有金圣叹。四月二十七日，金圣叹、丁子伟二人才被逮捕，金圣叹高呼先帝，被掌二十巴掌。朱国治将哭庙文的起草人金圣叹作为首犯拘捕，冠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之罪，最后倪用宾、沈琅、顾伟业、张韩、束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薛尔张、姚刚、丁子伟、金圣叹、王仲儒、唐尧治、冯郅等十八人被判死罪，七月十三日立秋，在南京三山街执刑。临刑前，圣叹大叹：“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

朱国治

巡抚朱国治密切关注着哭庙案中的举动，并制造了一场针对江南地区拖欠钱粮者的牵涉广泛的政治事件。朱国治令府县两级官员仔细查核赋税编审册并将拖欠者之名上报。在一些地区——如常州府和嘉定县——地方官和绅衿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因此将拖欠的钱粮债务迅速偿清，以免遭到报复。但是在江南的许多地区，拖欠钱粮仍在继续。巡抚朱国治在送往京城的奏疏中称，共计13517名地方绅衿和254名吏役仍有拖欠钱粮之罪。朱国治又称士子闹事只是为了规避完纳钱粮，特别是金圣叹，他不仅“震惊先帝之灵”，还是与郑成功相勾结的逆贼。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秀才们被捕后，因为事涉任维初，这位知县也被拘审。最终生员控告任维初的揭帖被证实，知县任维初确系盗卖过常平米仓粮食。任维初对于自己贪污公粮之事供认不讳，而且说明，所得银钱是为了应付巡抚衙门索贿的。任维初供认“本官粜米与书办无涉，但所经手者止四百石，得银三百二十两，与本官是实。”问：“为何私自转卖粮食？”任说：“犯官到任，止二月，抚台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为之耳。”

这一来，巡抚朱国治便被牵连其中。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深知朝廷风向的朱国治便立刻以“震惊帝灵，聚众倡乱，蛊惑人心”为名将此事进行上报。在此之前，清政府已明令禁止民间结社订盟，更何况此次参与结社订盟的成员还是朝廷刚刚予以打压且仍存戒心的江南士子。由此可见，朱国治在书写奏折之前就能预料到此案的后果。据史料《研堂见闻杂录》记载：此案“重辟者七十人，凌迟者十八人，其余绞者数人。”《清史稿》记载：“又以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二百四十人，请敕部察议。部议现任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革，衙役照赃治罪有差。以是颇有刻覈名。”

正是由于朝廷以催征拖欠赋税为名发起的“奏销案”，才导致了江南绅衿们的强烈不满，而知县任维初盗卖粮食一事则仅仅是这些原被打压的绅衿们向统治阶层正式发起反抗的一个导火索。因此，从这一角度上看，任维初的种种不良做法在整个过程中除了加速了案情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真正影响到此案正常发展的人则是江宁巡抚朱国治。金圣叹和其他士子被反复审问拷打。有一次，金圣叹在被鞭打时高呼先帝救他。满洲钦差将此举视作其罪状之一，说道：“上初即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皇躬耶？”最终，满洲钦差和朱国治认为他们掌握了足够的证据，遂向京城上疏，奏称金圣叹及其余十七人不仅罪在抗税，还密谋造反。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1661年8月7日），南京目睹了一场大规模屠杀，金圣叹及其余十七人被处斩。据《辛丑纪闻》记载：“至辰刻，狱卒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旌，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俄尔炮声一震，一百二十一人皆毙死。披甲者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哭庙纪略》记载，沈大章由其叔收尸，倪用宾、薛尔张、周江三人由顾予咸收葬；其余十四人则由亲人收葬。

江南奏销案的影响深远且广泛。江南地区许多人被褫夺科举功名、财产充公。据一项统计，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及溧阳县共有11346人被革去生员功名。江南地区一些大名鼎鼎的士人和官员因奏销案之故而被斥革职衔。浙江有位知府描述了邻省的情形：“除降革有司不论外，其乡绅生员之被褫革者，小邑累百，大县盈千。三吴素称衣冠之薮，自经奏销以后，不特冠盖寥寥，县署之门无复缙绅车辙，即学道按临考试，每学不过数人。”

张采

哭庙案实际上是一起清初文人学士领导的反贪官的群众运动。为何震惊全国？主要是因为“腰斩”《水浒》的金圣叹死于“刀斩”。

所谓“通海案”，就是一桩涉及勾结海寇的案子。在明代嘉靖年间，我国东南沿海曾经倭寇盛行，苏州寒山寺边上的铁铃关就是当时苏州府同知、兵备佥事与苏淞兵备道副总兵任环抗倭的遗迹。他虽没有戚继光、俞大猷那么出名，却也值得载入史册。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有其身影，并有“裹创击贼，开城纳民，怒涛沧海，雷霆不闻”十六字评价。

清初为了防范汉族人民以沿海岛屿为依托进行反抗，杜绝“民夷勾结”,危害清朝统治,厉行海禁, “寸板不许下水”。具体来说当时的海寇便是此时仍然在沿海坚持“反清复明”的郑成功、张煌言。

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由崇明进长江，与南明兵部侍郎张煌言相会师，率军北伐，连克江南数郡，经丹徒、焦山、瓜州，围逼南京城，一时间东南震动。江南各地的明遗民多有响应者，清廷查处这些响应者的案子，便被称为“通海案”。

明室遗民暗中接应，准备恢复明室。金坛县令任体坤谎称金坛士民造反纳降，溧阳抚臣信以为真。七月二十四日，郑成功兵败镇江、瓜州，乘船远去台湾。

苏州文庙

后清廷以“通海”论处，下令追查，株连甚广。任体坤与王重、袁大受利用这次机会诬陷蔡默、于厚、周生等十名儒生及其他仇人，共列具了38人黑名单，又金坛诬告富绅于元凯。尽管江南按察使姚延著秉持“不欲于无事中生事，更不欲以灭门事发于黉宫，恐株连不已”，仅判处知县任体坤一人。但是，此事毕竟给朝廷上下一个不小的惊吓。

恰在其时，金圣叹所犯的“哭庙案”爆发，便被强加上“通海”的罪名，才不得不死。而实际上，金圣叹并无反清复明的作为，他率众“哭庙”，只是为了反对“奏销案”而已。哭庙案中18名诸生之死，完全是由通海案影响波及所致。

在朱国治的包庇下，哭庙案的始作俑者任维初免议释放，官复原职。不过，“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第二年，朱国治因父亲去世，悄悄辞官回家，被朝廷革除官职，江苏巡抚由韩世琦继任。韩世琦知道任维初民愤极大，找了一个借口，将任维初斩杀于南京三山街。任维初被斩杀那天，苏州老百姓不顾路程遥远，纷纷赶往围观，拍手称快。

其实朱国治也没有好下场。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国治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被吴三桂设计杀掉——据说他死得很惨。《研堂见闻杂记》说：“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又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故事：隶旗下者例不丁忧，守丧二十七日，即出视事。公守丧毕，具疏请进止，朝议许其终制，另推新抚韩公世琦。尚未莅位，朱恐吴人为变，仓猝离位，轻舟遁去，吴中为幸。朝议以大臣擅离汛地，拟降五级，而严旨切责，革职为民。后于康熙十一二年复抚滇中，值吴三桂变，提去开膛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