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大规模审查旧案，众多老干部老同志得以恢复名誉。

在此背景下，粟裕大将非常着急，他这时身体已有些不好，希望将来能清清白白地走，遂不断给组织写信，希望能获得平反。

1979年8月，粟裕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是叶帅邀请他去烟台调养身体。自从反“教条主义”被批以后，叶帅对粟裕照顾有加，粟裕想趁着这个机会说一说自己的事，便连忙飞往烟台。

让粟裕感到惊喜的是，他还没开口，叶帅就特意提醒了：现在国内形势很好，你当年留下的问题是该解决了，我跟小平同志提过，他同意，你回去后就写个材料报告交上去吧。

这番话让粟裕欣喜若狂，回到北京就立刻把申诉材料整理好递上去，叶帅及邓公、华同志、陈云等领导人也很快做出正面批示，看起来最终落实将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然而，粟裕在家苦苦等了几个月，没看到半点进展。这种被吊着的感受最是磨人，粟裕想来想去决定主动去找军队领导商谈。

当年军中元帅还有四位健在：叶帅支持，刘帅病重，粟裕就想去拜访一下徐帅、聂帅。由于58年批粟时，聂帅是一大主力，粟裕就在1980年元旦刚过不久，登门拜访聂帅，希望能解开彼此心结。

那么，当年聂帅为何要批粟？此次谈话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1951年末，粟裕调入总参担任副总长，这时他的领导就是代总长聂帅。两人携手提升了总参的效率，但在合作之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小摩擦。

粟裕战争年代跟张震配合得很好，进入总参后特意向组织申请将张震调过来担任作战部长。那时粟裕正好分管作战部，两人再次默契地推动工作前进。

据张震晚年回忆，他担任作战部部长不久，聂帅就找到他谈话：

毛主席和几位军委副主席太忙了，他们要处理全党、全国、全军的事务，每天我都能看到他们办公室灯火通明到天亮，这样下去身体会扛不住。所以今后作战部的文件不用事无巨细汇报上去，先送到我这里，需要上报给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处理的，由我批呈。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百废待兴，中央领导们确实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张震觉得聂帅也是出于体恤，没什么问题，便减少了向军委汇报的内容和次数。

但是聂帅忽略了一点，文件是否重要，有时候也比较主观，一些聂帅认为不太重要的文件，可能恰恰是主席需要了解的，等主席想找却找不到时，就会觉得是总参出了问题。

并且汇报次数减少，毛主席也能感受得到。这质和量都往下降了，总参想要干嘛？

最终在1952年7月的军委会议上，毛主席忍不住批评聂帅：你这个代总长想做什么？为什么总参的文件只上报一小部分？剩下的哪去了？

众人的目光随即转移到聂帅身上，但聂帅没办法开口。他是军中高级干部，当着这么多人面，说是关心领导的身体才违背了领导的意愿，那在别人看来，不成溜须拍马之辈了？所以干脆低下头保持沉默。

张震见局面越来越紧张，就主动站出来说明：主席你们的工作太忙了，考虑到有些文件内容缺乏有价值的内容，就只选了最重要的上报，没有像以前那样全部汇报。

毛主席没有搭话，只是盯着聂帅，希望这位负责人给个解释，可聂帅还是没开口。如此态度，让毛主席大怒：这是你的失职，要是你不讲，我就要做组织调整了！

意思是要撤职，朱老总等人听后有些惊讶，连忙出来打圆场，说聂善后会做一个详细的检讨，事情才圆过去。

聂帅回到总参后，在部门内传达了中央的意思，随即就着手开始写检讨说明情况。事情到这里看起来跟粟裕没有任何关系，但随后他做的事却让聂帅记挂在心。

粟裕当时在总参是一个特例，毛主席出于对他的欣赏，要求他每半个月都要单独汇报一次，后来他看总参都做了调整，自己也就没再按照半月一次的频率汇报了。

那场军委会议上，粟裕听完了全程，虽然主席没点名批评他，但他认为那些错误自己也犯了。再加上作战部部长张震都在会上出来担责，自己这个分管作战部的副总长很有必要也做个检讨。

所以在1952年7月25日，粟裕将一封非常深刻的检讨递给中央，不但诚恳说明自己工作的不足，还讲述了接下来总参准备改进的一些方面。

毛主席收到粟裕的检讨时有些意外，看完后特别满意，还送给刘少奇、周总理等人检阅。

7月30日，聂帅的检讨也送过来了，就只是简单说明自己汇报次数和数量减少的原因，没有太多认为自身犯错的意思。

若是没有粟裕的检讨在前，主席可能也会感觉老部下做的也是为自己好，事情就过去了。

但，有对比后就容易出现差距，毛主席看看聂帅的，又看看粟裕的，两怒火又起，把聂帅叫到身边狠狠批评了一顿，并拿着粟裕的检讨让他学习。

这就让聂帅产生了极大的误会。上面明明没提要求，你为什么写？你写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让我有个准备？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你是一把手还我是一把手？

后来批粟时，聂帅仍没忘记此事，说粟裕“很阴”、是“大盗”。

跟粟裕关系交好的张震晚年回忆检讨事件也觉得无奈：这里就体现出粟裕同志人际交往方面的不足，虽然他是检讨自己的违约，本意是好的。

自从1958年被批后，粟裕退居二线，与聂帅少有往来。直到1980年初时，才为了自己的名誉问题登门拜访。事情过去了这么久，恩怨早已烟消云散，聂帅有些感慨地说：

这件事情应该解决，那个时候大家说话都有些上纲上线。但我还未收到总政送过来的报告，等报告过来后，我会为你说话的。只是这件事有些复杂，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听到这个回答，粟裕心里很激动，接着又去拜访徐帅。徐帅当年就没有参与过对粟裕的打击，见面后表示自己会去帮忙说说。

这么多重要人物都出手相助了，按理来说粟裕很快就能得到平反。可现实却是每次报告送上去都卡在总政，粟裕去找人，对方当面答应得好，转身又是石沉大海。

1983年，粟裕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内心唯一渴望的就是得到平反。妻子楚青非常痛心，去找到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商讨。

在交谈中，楚青提到了他们夫妻俩去拜访聂帅的事，说聂帅当初明确说了“这件事应该解决”，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杨尚昆叹了口气回答：当年的问题看似不严重，但牵扯的人太多。不用再问总政那边了，不会办的。言外之意，就还是总政那边的事。

1984年2月5日，粟裕病逝，杨尚昆次日就打电话给遗孀楚青说：粟裕心里有个疙瘩，我没给他办好，心里很惭愧。准备在悼词中解决，从正面讲，把一些话给推翻。

可惜的是，即便杨尚昆出了很大力气、对粟裕在战争年代的评价很高，但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事还是没提。

最终是等到1994年，粟裕的老战友张震已是军委副主席，他与另一位副主席刘华清两人联名在报纸上发表《追忆粟裕同志》，里面有这样一句：

1958年对粟裕的批判是错误的，是历史的一个失误。算是为粟裕平了反，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