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在北京最风光的一天。这一天袁世凯出任北洋政府大总统，他的座位还没捂热，财政大臣就火急火燎的跑来求助了。
“大总统，满清留下了一屁股烂账，现在洋人来讨债，您看我怎么回呢？”
袁世凯心想，清朝在皇位上坐了这么久，一定积攒了好些钱，那些欠款早该还得七七八八，怎么也轮不到他来清账。
财政大臣噼里啪啦地打起了算盘，口中还念念有词：“欠了4亿5千两，按 39年分期支付，本金加利息一共9亿8223万8150两白银。清政府还了10年，现在还剩7.3亿两白银。”
袁世凯听得头大，连忙让财政大臣闭嘴：“让他们管清政府去要。”
“不行啊大总统，人家说了，要想在中国当权，就要对赔款负责到底。”
袁世凯脸色一沉就要发怒：“这帮洋人蛮横起来忒不讲理，这么大数目，我就是把紫禁城卖了，一时间也凑不齐。”
清朝的欠下的赔款，不单单让袁世凯犯了难，在清朝灭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7.3亿两白银的账单，也是压在中国大地上的一片愁云。
这笔欠款是怎么来的，最终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签订辛丑条约，背负庚子赔款
李鸿章一生签署过无数条政令，其中签的最艰难的，要数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和八国联军侵华战后的《辛丑条约》。
在与列强进行谈判前，李鸿章正在广州奉旨视察，接到清政府召他回京的消息，李鸿章认为现在时机不合适，回京恐怕要面对艰难之事。
于是李鸿章多次借口推托，不肯回京。但是慈禧太后的命令一封接着一封朝广东飞来，催促李鸿章尽快北上回京，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
李鸿章眼见推托不得，只好收拾行装北上。在路上，李鸿章一边走一面打听各国使节消息，时刻担忧北京局势。跟随他的部下，都劝他不要再往北京去了。
“马关条约是前车之鉴，宁可抗旨不去，也万万不可再陷入与列强谈判的境地，背负千古骂名。”
“大人您年岁已高，舟车劳顿，称病停车在此休养，太后也会体谅。”
其实李鸿章也知道此行不会有好结果，但是各地大臣都仰仗李鸿章，盼着他尽快赶回京，早日平息事宜，安定朝野内外。
1900年10月5日，李鸿章从天津乘船前往北京，一路上，都被俄军以护送之名看管着，如同俘虏一般，受尽了耻辱。
与八国列强的谈判，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列强单方面对中国财力进行压榨。
虽然李鸿章据理力争，认为割地是无理要求，但清政府软弱，作为清朝大臣又有什么倚靠去和各国列强争辩。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清廷在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上签上了姓名。两个月后，李鸿章就因重病难愈身亡。
《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要赔偿组成联盟军的八国和“受害”的六国军费。
李鸿章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的是江河日下无法挽回的清廷政府，面对的是咄咄逼人压榨中国的强盗列强，得到的是一份极尽屈辱的卖国条约。
为了偿还巨额赔款，清政府提高对各省各地的赋税，将沉重的欠款转移到了人民身上。直到清朝覆灭，还留下7.3亿万两白银的欠款。
庚子赔款从延付到停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协约国为了遏制德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发展，开始游说中国加入战争。
协约国提出，如果中国参战，英、法国和俄国会延缓收取辛丑条约的赔款。支付清政府留下的赔款给北洋政府带去很大负担，见协约国都同意缓付赔款的约定，北洋政府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参战后，就停止对敌对国德国支付赔款。一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家的德国被迫同意放弃索要中国赔款。
按照一战时的约定，俄国同意中国缓付赔款。后来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建立，苏俄宣布清除外债，取消各国的赔款支付，中国也在其中之列。
给俄国支付的赔款，是庚子赔款中占比最大的赔款。1924年，中国和苏俄签订协约，明确了苏俄放弃庚子赔款中的俄国部分。
庚子退款除了同意中国停止支付的赔款的国家，还有许多国家退还了已经支付的赔款。
最先发起退款的是美国，事情的起因，是清廷官员与美国官员商量如何支付赔款。世界各国的货币不统一，虽然辛丑条约规定了各国汇率，但在用什么货币支付上没有详细规定。
清廷驻美国公使梁诚受清政府委托，与美国协商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来支付赔款。与梁诚进行交涉的，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
不管是用黄金计量，还是用白银计算，中国赔款的金额都是天文数字，海约翰为中国赔款而震惊，言语中不自觉表达出认为赔款条约实在是很过分。
梁诚察言观色，敏锐地捕捉到了海约翰的情绪。于是一改之前在金银上同海约翰锱铢必较的攻势，采取软化策略。
梁诚唤起海约翰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将赔款一事升华到大义和名誉的高度，成功说服海约翰帮助他游说总统，为减少中国赔款尽己所能。
在争取美国当权者支持的同时，梁诚还善于利用舆论，梁诚在美国政坛有影响力的阶层中呼吁退还战争的不义之财，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支持。
美国的多个报刊都有文章讨论赔款的道德性，不少文章赞同美国退还中国已经支付的赔款。
在梁诚的努力下，美国国会同意了退款的方案，并将退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1908年和1924年，美国分两次将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
美国先例一开，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通过各种方式将退款归还给中国。
在庚子赔款转变为庚子退款的趋势下，日本仍然逆势而行。
1923年，日本通过决议将赔款退还中国，用于在中国发展文化事业。但是实际情况是，日本发展的文化事业，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没有好处，对中日文化交流也没有益处。
日本的文化事业，其实是利用战争赔款在中国实行文化侵略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还利用这些钱扶持汪伪政府派遣留日学生，加深日本对中国的控制。
日本从未将这些战争不义之财归还给中国。
退款支持教育
庚子赔款很多都以支持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的形式退还给中国。一大批中国学生就是通过庚子退款的资助，前往西方学校学习深造。
除了派遣留学生，退款在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上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就是由美国庚子退款办学的一个典型例子。
英国拨款给香港大学，还在图书馆、博物馆事业，教科书出版，资助研究机构，开办职业学校，留英学生教育事业上分配赔款。山西大学就是用英国的退款创办的。
法国、意大利、荷兰、苏俄等退还的赔款，都不同程度的用在了中国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上。
在中国国家处于内战的混乱时期，这笔退款也在一直发挥作用，使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中断。
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西方国家之所以这么热衷于退款兴学，其实不全是处于好意。中国地大物博，近代史上数次侵华战争已经证明了，想要控制中国，不是一时的武力镇压可以做到的。
西方国家想要通过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方式，影响中国一代人，从而扩大自己国家的影响力。
文化改变不是在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但是这些教育投入确实影响了一代人，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
清华大学的学生曾经将清华的起源看作国耻，反思自己在国耻中受利，激励自己应当担负特别的责任，勿忘国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全面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谈到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对外交往应当保持什么态度时，用了三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这三条基本方针为中国建立起全新的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否认了国民党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对国民党继承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全面废除。
从此以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在中国再也没有生存余地，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也被全部取消。
中国彻底摆脱了过去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民族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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