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博士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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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期的原始习俗一直是人类学家和民俗史学家所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这个遥远的历史时期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最有趣的历史时期之一，为未来的时代奠定了更高的发展基础。

在这个时期，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克服了许多困难，这些困难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服饰是史前时期的重要事象，它不仅体现了其对先民的实用价值，而且是先民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的生动表征。

本文以中国史前考古学的丰富资料为依据，对中国史前先民的服饰习俗进行初步探索。

人类的穿衣习惯并不是与其诞生同时出现的。

考古学资料表明，在十多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我们的祖先尚未掌握原始的缝纫技术，因此他们并不知道衣服是什么。

直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大约距今4-12万年前，生活在我国北方的原始人类发明了骨针。这一发明是通过将动物肢骨截断并磨制而成，长度约为5-8厘米，并用对钻方法或尖状器挖成针眼。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和辽宁海城仙人洞这两个地点共发现了4枚骨针，表明早期人类已经掌握了这一技术并逐渐成熟起来。

除了这两个地点，宁夏水洞沟和河北虎头梁等北方地区的晚期旧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了钻孔的装饰品，这表明当地的先民也已经掌握了制造骨针的技术。

通过利用骨针穿过用兽筋或兽皮线缝合的兽皮，先民们终于穿上了最原始的衣服，这使得他们能够有效地抵御寒冷和恶劣天气的侵袭。

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史前时期，与北方不同，尚未发现任何与缝纫或装饰有关的遗存。这可能与当时南方先民采用“卉服”有关。

类似的传统在现代台湾岛民中仍然存在，他们使用衣椰树皮、芭蕉叶等材料来遮盖身体。南方地区现今仍有使用的蓑衣，是这种传统的残留。

这表明，服装的制作和使用在远古时代已经受到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这也说明服装的实用性是其产生的直接原因。这种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史前时期服装制作和使用的一个显著特征。

“新石器革命”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因此更加丰富多彩。

几乎每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都会发现完整或破碎的骨针，而用于纺纱的纺车也成为必不可少的文物。

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发现的木制品中，有一些被认为是原始织布机的部件。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我们的原始祖先在7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穿布料做的衣服了。

葛纤维是我们的祖先最早用于纺织的植物纤维之一。据《韩非子一五蠢》所述，尧时代人们在冬天穿麋裘，在夏天则穿葛衣，这说明早在数千年前，人们就已经掌握了使用葛纤维纺织衣物的技术。

实际上，考古学家在对一些出土文物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些古老的葛布残片，这些残片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例如，在1972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就发现了三块葛布残片。

这些葛布是使用双股经线纺织而成的，尽管这些葛布相对来说比较粗糙，但在当时已经足以制作出用于穿着的衣物，这是纺织史上一个重要的创举。

竺麻是我国史前先民早期利用的另一种植物纤维。竺麻是我国特产，在国外也有盛誉，被称为“中国草”。

竺麻所织成的夏布，具有“去汗离体”的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所喜爱的夏季衣料。

《诗经·陈风》中提到“东门之池，可以沤竺”，反映了商周时代人们已经掌握了沤竺脱胶、分离纤维的生产技术，这是可考的制作夏布的最早记录。

考古发掘表明，这种纺织技术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的先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制作夏季衣料的技术。

养蚕取丝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据古代传说，黄帝妻螺祖发明了养蚕，用于织丝茧制作衣服。

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传说将养蚕的发明归功于妇女。一些学者认为，最初养蚕的起因是因为人们食用蚕蛹，后来才发明了扯蚕抽丝。

最早发现的丝织品出土于郑州青合遗址，已有5500年历史。而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残片，丝帛的经纬密度各为48根/厘米，表明当时的缥丝、合股、加拈等丝织技术已有一定水平。

丝绸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纺织品之一，使世界各国的人们受益，这无疑是我国史前先民为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

我们聪慧的祖先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多种纺织技术，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衣服和头饰文化，为我们后代的文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虽然这些易腐的成衣无法流传至今被发现，但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出土的一些人物陶塑、玉石雕像等艺术品，稍稍了解他们那时的衣饰文化。

衣服是服饰文化中最基础的要素。《尔雅·释名》中说：“衣，依也，人所依避寒暑也”。甲骨文中的“衣”字形状是交领上衣的象形，反映出殷商时代衣服的常见款式。

目前可以参考两个实例来了解原始先民的服装样式。其中一个实例是在安徽含山凌家滩址出土的玉雕立人，虽然该人物的衣服褶皱无法看清，但从腰部系一条宽带的方式来看，可以推测这个人穿着衣服，并且上衣和下衣已经有了区别。

另一个实例是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上的图案，其中三组十五个舞蹈人物都穿着至膝的长裙。

凌家滩的玉人留有胡须，可能是男性，而上孙家寨的舞蹈人物则身着轻盈的长裙，可能是女性。

这些实例反映了可能存在着性别和地域风俗的服装差异，但需要更多的实物证据来加以确定。

在先秦时代，冠帽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如头衣、冕、弃、冠、巾等。除了防寒防暑外，帽子还被用来束发，如《释名》所说，冠为“贯也，所以贯韬发也”。

这些称呼表明，上古时代冠帽的形制是多种多样的。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冠帽形象可以追溯到约6500年前的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早期，这是一件半浮雕式的陶塑人头，表现了一位头戴圆形平顶帽的成年男性，帽子上的针脚清晰可见。

据人类学家推测，人类穿鞋的历史可能比穿衣更为悠久。最早的鞋子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当时人们将树皮或兽皮绑在脚底板下，这种鞋子可以算是最简单、最原始的。

据《世本》所载，于则作扉履，这大约发生在新石器时代。《诗经·葛履》的注解中写道，“凡履，冬皮夏葛。”

这描述的是西周时期的情况，但早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皮革和葛草就已经广泛地用于制作衣物。因此，穿戴皮履或葛履在那个时代也是很普遍的。

综上所述，自至少距今30-4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原始的缝纫技术，穿上了最早的衣服。

到距今约5-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经出现了多样化的服饰文化，在服饰风格上表现出地域差异，包括头饰、身衣、鞋履等。

这些服饰类型已经完全确立，早先的“原始”特征已经消失，很难与后来“文明”人的服饰区分开来。

衣服只是文化习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各种人体装饰品则构成了文化习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装饰品多数由耐腐蚀材料制成，如玉石、骨头、贝壳、蚌壳和陶土等，因此容易保存下来并被后人所发现。

这些装饰品大多数出现在古代墓葬中，或者被埋在古人的身体附近，这使得我们能够了解它们的装饰部位和佩戴方式。

与史前人们的服装相比，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体装饰品的了解更加深入丰富。

类似于原始缝纫术的出现时期，我国最早的人体装饰品也出现在距今约三、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些装饰品主要分布在属于温带的华北地区，例如辽宁小孤山仙人洞、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和河北虎头梁等地。

在原始人的有限视野中，闪闪发光的物件是最具有装饰价值的物品之一，而大自然可以慷慨地提供这些材料。

在这个时期，装饰品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石头、骨头、牙齿、贝壳、蚌壳以及鸵鸟蛋壳等。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器出现之前，史前先民用于制造装饰品的原材料并没有超出这些种类。

装饰品的种类也从最初的少而简单到后来的多而复杂，呈现出一种逐渐演化的趋势。

通常认为，与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相比，农业民族更注重头发的装饰艺术。

然而，在山顶洞人的头颅附近发现了制作精巧的穿孔小右珠，这表明最早的头饰已经出现。

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发笄是出土数量最多、使用地域最广泛的发饰，几乎在全国各地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发现。

这表明“椎髻”是我国原始先民较为普遍的一种发型。与历史时期不同的是，史前时代不仅女性着笄，而且男性插笄也很常见。

这在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几乎成为通例。骨笄多为圆尖形或一端有帽，扁锥体的较少，只存在于中原仰韶文化先民中。

大汝口文化先民还用由猪撩牙制成的新月形“束发器”作为发饰，一般不与骨笄一起使用，但可能具有相同的作用。

大汶口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都使用骨梳或象牙梳做发饰。仰韶文化先民则使用饰带束发。考古学家在辽宁牛河梁遗址属于红山文化的积石家中，发现一种形状奇特的玉质头饰，考古学家称之为“箍形器”，出土位置均在头骨之下，斜自向下横置于脑后。

这种发饰可能是该地区特有的，其用法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需要指出的是，在史前墓葬中出土的发饰并不占多数，这可能是因为随葬习俗、墓主人的年龄、性别和身份等因素所导致。

此外，当时的发型可能流行着其他款式，不需要用发饰来固定，如辫发和披发。

关于前者，例如前面提到的大通上孙家寨彩陶盆舞蹈人物的脑后垂发辫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关于后者，不仅有文献上的记载，如《礼记·王制》所记载的西戎和东夷都有披发的习俗，还有出土实物的印证。

例如甘肃秦安的大地湾出土了一件仰韶文化彩陶瓶，瓶口呈人头形，后脑头发自然垂落，有人认为这正是西戎人披发习俗的生动反映。

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雕像也描绘了东夷人披发的形象，其侧视的“人面”或“神面”图像都有长发下垂，发梢自然卷曲的形状，这也证实了披发习俗的存在。

耳饰在上文所引述的陶塑和玉雕人像中，有些展示了穿耳孔并佩戴耳环的形象，这为我们提供了形象直观的证据。

考古学中出土的耳饰主要分为环、块和坠等类型，多数是由玉石制成。在我国东南部的东夷先民中，也有磺、珠等材质的耳饰出现。

在我国史前先民中，鼻饰的出现相对较为罕见。考古学家通过《后汉书·杜笃传》中记载的羌族祖先佩戴鼻饰的习俗，以及在甘肃玉门火烧沟墓中发现的面部饰物，复原了一位头插骨笄、双耳佩环、鼻左侧佩戴一环形鼻饰的成年男子形象，从而重现了古羌人的原始习俗。

然而，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尚未发现佩戴鼻饰的证据。

在人体上，项颈是最适宜安置装饰品的部位。在我国史前文化中，颈饰不仅出现的时代早，而且样式也最为丰富。

早在山顶柯文化时期，人们就已经将兽牙穿孔制成项链，佩戴在颈项上。

到了新石器时代，各地的原始部族在项链的制作上极为用心，他们选择最华美的玉石、牙骨等材料，经过切割、磨光、钻孔等工序，制成单体的珠、管、坠和动物形状的装饰，然后按照自己的审美观点进行排列、组合，创造出形式各异的成品。

在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中，项链常见于女性和儿童墓葬中，这表明佩戴项链已经有了性别和年龄上的要求。

在各地史前部族中，东夷先民尤其注重颈部的装饰，他们不仅使用其他地区常见的珠、管串饰，还佩戴由多种坠饰组合而成的复合挂饰。

腰饰虽然出现较晚，但腰带的出现为佩挂腰饰提供了可能。考古学家在墓葬中发现了形制不同的腰部饰物，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尤为典型。

这些饰物通常由石斧和骨锥制成。在一些成年男性的腰际上，出土了镶嵌着绿松石的骨质或象牙质雕筒，以及佩挂龟甲的腰饰。

值得一提的是，腰部的环状饰品最初可能是为了实用而设计，用于防止腰带松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饰品发展出了带钩的形式，而过去认为带钩是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时才传入中原的观点需要重新审视。

肢饰作为一种装饰习惯，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它包括手镯、臂钏和脚腕部的珠串佩饰等装饰品。

戒指作为手指上的装饰品也已经问世，其中镯的种类最为丰富，各地使用的材料和样式也不同。

在仰韶文化中，流行圆形、螺旋形、齿轮形的陶制手镯，并且还会施以红、黑彩绘。

在甘肃广河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墓葬中，死者的腕部佩戴着使用黑色胶状粘物将许多小骨片连缀而成的手镯，具有独特的风格。

随着工艺的进步，人们开始大量使用质地坚硬、色彩艳丽的玉石来制作装饰品。

在华东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中，手镯的制作工艺尤其精湛。

例如，余杭瑶山出土的一件“龙首镯”，内璧平直光滑，外璧以浮雕和线刻琢刻有四个对称的龙首图案。

这种曾被称为“蚩龙环”的装饰品，一度被认为是商周时期的作品。

但随着考古新发现，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000年的史前时期。对于当时尚未掌握金属工具的原始人类来说，制作这种手镯需要耗费极大的力气和时间。

在史前时代，戒指的使用并不常见。然而在大汶口文化中，人们有佩戴戒指的习俗，而且有些戒指还嵌有绿松石，非常精美。

在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发现有人骨左手无名指上戴有精致的蚌质戒指，这与现代人的佩戴方式完全相同。

在齐家文化中，人们还开始佩戴铜戒指，这种戒指出土于青海贵南的尕马台墓地。当时，金属作为一种贵重物品刚刚出现，就被用来制作装饰品，这表明人们对于人体装饰的看重程度已经开始显现。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古代史前先民对于人体装饰品的需求非常广泛，涵盖了人体各个部位。

在原始社会中，生产装饰品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这些装饰品很难只是为了满足审美需求。

实际上，人类学家研究了各地“蛮族”的人体装饰习俗后指出，这些装饰品还具有实际的生活价值。其中一个作用是吸引异性。

例如，在澳大利亚，土著人会佩戴装饰品来让女性欣赏，因为如果一个男人有了这些装饰品，女人就会“内心激动得颤抖”，从而提高了求爱的成功率。

当然，有些人体装饰品也是为了“拒人”，但是对于本文所涉及的人体装饰品来说，它们似乎并没有在战争中起到威吓的作用。

但是如果考虑到“凡为同性所嫌懼的,往往为异性所爱慕”这一事实，那么所有的人体装饰品都具有引人和拒人的双重目的。

此外，装饰品还可以作为“灵物”用来避邪。

例如，安达曼群岛的人最初用骨链作为灵物，而一些澳大利亚土著人则认为雕刻有精美花纹的项链具有“巫术力量”。

大汶口文化的人佩戴龟甲腰带，这无疑反映了他们对“龟灵”的崇拜。现代社会的人们在佩戴戒指、手镯和项链等物时，也会表现出禁忌和避邪的观念，这些观念可以追溯到上古原始时代。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人体装饰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成为身份和阶级分化的象征。

在一些规模更大、等级更高的墓葬中，墓主拥有的装饰品数量远远超过了他们个人的需要。商周时期，人们广泛使用玉璧、玉琮等祭祀天地和鬼神的礼器。

这一时期随葬随葬品也超出了单纯的装饰和实用功能。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器时代，很少有装饰物和生产工具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墓葬中，装饰所反映出的等级观念和阶级观念是不言而喻的。

从距今大约四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我们的祖先掌握了原始的缝纫技术，使用骨针缝制最早的皮衣，并且开始使用贝壳、蛋壳和磨光的骨珠制作人体装饰品，这开启了中国服饰史的第一页。

随着定居农业经济的出现，原始服饰文化也发生了质的变革。

祖先们不仅开始利用植物纤维为原料纺织原始的葛布和麻布，而且还发明了养蚕取丝，生产出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充分展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这个时期的人体装饰品不仅种类齐备，几乎覆盖了人体各个部位，而且选料讲究。

除了使用天然的贝、蚌和兽牙外，他们还广泛使用硬度高、制作难度大的玉石作为装饰材料，制作出器形规整、雕刻精细的装饰品，令后世的玉工惊叹不已。

然而，随着私有观念的出现，人体装饰品开始成为区分身份和阶级的标志之一，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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