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到清不过2133年，但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已经更替迭换了70个王朝。其中能让二十五史（算上还没修完的《清史》）单独拿出一本书来说事的，就有28个之多。王朝兴替如此频繁，自然每家活得都不太长——最长寿的唐朝也不过才289年国祚，其次是同为276年的明清，再次是218年的辽和210年的西汉，此外就再也没有能熬过200年的了。

各王朝是怎么来的咱们先不去管他，怎么没的倒是可以总结出两条普遍性的共同点，即财政崩溃和军权失控。

秦和西汉的死因可以归纳为前者，从东汉到隋唐基本都是后者的典型症状。至于宋元明清这几朝挂掉的原因就比较复杂了，但说是死于财政崩溃和军权失控引发的综合征也不为过。

就比如清朝，官方的说法是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直接引发了各省独立和清帝退位，“我大清”就这么没了。但实际上呢？

在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的兴中会、华兴会以及由两会合并成立的同盟会至少发动过12次大规模的武装反清起义，但无一成功。典型如黄花岗起义，中山先生算是把家底都压进去了，甚至曾自陈“是役也，集各省GM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建国方略》）。但结果还是惨败而归，各路大佬死的死、逃的逃，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在所有党人的头上。

此时武昌起义已在策划当中，但几乎没人觉得有戏。事实上当时同盟会投注的重点项目，是已经一杆子支到3年后在两湖及江浙同时起事了。说白了就是做个PPT以安人心、拉投资。

而那时的武昌起义，说难听点连上PPT的资格都没有。

事后看来，当时的GM党就像个初创公司，到处拉投资、投项目，试图一飞冲天。结果他们砸钱最多、倾注心血最多、受到关注也最多的几个重点项目无一例外都哑了火。眼瞅着公司就要黄了，突然间一个纯属凑数甚至是糊弄的冷门项目莫名其妙就火了，而且火得一塌糊涂，直接把公司弄成了全国顶流，你说这让人上哪儿说理去？

所以武昌起义成功后，GM党的大佬们在最初的兴奋欲狂之后，就剩下捶胸顿足了。为啥？因为此时的他们要么在东洋、南洋躲通缉，要么在西洋拉投资，几乎就没有在国内的，还怎么领导GM、享受胜利果实？所以哪怕他们豁出命去买车票、船票，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回国，但在事实上已经来不及了（比如孙中山就是在武昌起义两个多月后才抵达国内的）。

因为一大批早就等不耐烦的强大势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摘走了武昌起义催熟的大部分桃子，只给GM党剩下了个虚名和些许残羹剩饭。

这些人，就是清末的军阀。

本文说刺马案，但好像从一开篇就跑题，其实不然。因为不说明白清末的军阀，那么刺马案就依然是个奇案。可要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甚至连案情都无须详解，一切皆可真相大白。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特殊的王朝。因为立国初期在处理民zu问题上的简单粗暴以及亡国之前解决国际问题上的软弱无能，使得后人对这个王朝很难提起好感。于是被戏说、胡说、瞎说的也最多——连皇帝的血统都被鬼扯成了三流狗血剧，历朝历代里边都再找不出第二个。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最后的一个帝制王朝，清朝的统治者非常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同时又极擅根据自身需要搞创新。可以这么说，在传统的内治外交的范畴内清朝算得上集历朝之大成，在成就上无一朝能出其右。

就比如在历朝历代末期都令人头疼不已的财政问题，清朝简直就是朵奇葩。要知道在其最鼎盛的康雍乾时期，朝廷的年岁入大概也就4000万两白银左右，而从康熙末年起由于取消人头税导致农业税失去增长空间，朝廷财政收入逐年下降。像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岁入4359万两，看上去好像比80多年前还多了几百万两，但要是再考虑白银贬值的因素，实际收入下降幅度接近了5%。

嘉道年间清朝国力下降，年财政收入下降到3000万两的区间。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屡战屡败且不停丧权辱国的清政府在财政方面非但没有就此崩溃，反而逆势疯狂上扬——短短20多年后的同治年间（1862～1875年）就冲上了6000万两大关，再到甲午战争（1894年）又迈过了8000万的关口，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突破了2亿两。甚至在其灭亡的前一年（1911年），清廷年岁入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0191万两银子。

所以可以确定的是，清朝肯定不是穷死的。哪怕从南京到辛丑，清廷签了一大堆需要赔钱的条约，总计赔出去的银子（含本息）超过了12亿两，但毕竟可以分期嘛，还可以继续借款，以清政府的财收水平应付起来绝对不是问题。

所以像朱由检那样因为借不到20万两银子的军费，导致京城都被李自成拿下的故事，是不可能在清朝重演的。

那清朝是怎么亡的？答案是被军阀逼的。

哪怕在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但此时清政府在名义上掌握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对于GM党而言仍是压倒式的。如果此时南北内战爆发且清廷方面能够万众一心的话，那么战争的结局不会有什么悬念，“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大概率仍只是个理想，或是句空话罢了。

所以面对北方大军咄咄逼人的攻势，GM党根本没有正面硬干的想法——说大实话就是心知肚明打不过。

所以他们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和谈上。更确切的说，是寄托在了袁世凯的身上。

后来无论国共都指责袁世凯窃取了辛亥GM的胜利果实，其实就是在欺负人家老袁挂得早，而且徒子徒孙不争气以至于没法自辩。事实上甭管当时袁世凯打的是什么算盘，反正当他带着北方大军气势汹汹的南下时，GM党唯一能想到的应对之策就是对其喊话——只要你“火线起义”，大总统就给你做，我们都愿意给你当小弟。

甚至在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老袁拍电报，告诉他我这个大总统是临时的、不算数。只要你说话算数，我立刻退位让贤：

“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

于是袁世凯践诺逼宫，隆裕太后被迫颁布退位诏书，“我大清”正式寿终正寝。然后就轮到GM党兑现承诺了，那就是改选袁世凯为大总统。

明明是人家靠本事去抢的，还犯得上去“窃”？

所以说从本质上，让清朝挂掉的袁世凯，跟欺负柴氏孤儿寡母的赵匡胤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时代变了，老袁没办法直接黄袍加身，只好先拿大总统过把干瘾。

但袁世凯只是清末军阀中最幸运的那个，却还不是最恶劣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在慈禧太后向西方列强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随即在铁路大臣盛宣怀的奔走策划下，由上海道台余联沅出面与侵华八国达成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随即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以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封疆大吏纷纷加入，使得“东南互保”的范围扩大到清朝的半壁江山。

那么何为“互保”？简单说就是互保派认为清廷的宣战诏书是义和团在“矫诏”，所以是“乱命”，可以拒不奉诏。因此他们宣布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既不参战，同时也要求参战各国不要进入他们的辖区。作为回报，他们会继续保持与参战各国的经济往来，同时保护其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甚至张之洞曾提出过一旦北京失守，即由李鸿章出任“中国大总统”来主持大局的主意。为此，李的幕僚刘学询还致信孙中山，邀请后者届时出任“李大总统”的助手。

这算什么？甭管在古今还是中外，只要是个不算草台班子的正经国家，所谓的“东南互保”都是彻头彻尾的叛变、资敌的叛国行为。为首者就算不被诛九族，也逃不过挨上当头一刀的下场，更不用说还得遗臭万年了。可偏偏是这回，还有数不清的人在替互保派辩护，说什么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维护辖区的安定团结、经济发展，还挽救了无数百姓的生命云云——这样的立场要是站得住，那我们是不是得先给秦桧、汪精卫们拨乱反正、平反昭雪一下？

你可以认为慈禧和光绪皇帝向十一国宣战这码事是疯狂和离谱的，更可以商榷和反对，甚至直谏、死谏乃至兵谏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个前提，那就是这些事在战前可以做，战后也行。可一旦战争打响，特别是在帝国的首都已经沦为炮火连天的战场时，这个前提就已经不存在了。

作为一个清国人，还是受无数民脂民膏供养同时向皇室宣布效忠的封疆大吏，哪怕还残存着最后的良知和职业素养，能干出这么恶心的事来？

试想一下，当我们的祖国面对外来侵略，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有个家伙跳出来说你们打你们的，不要耽误我赚钱，更别想耽误与交战国做生意——请问，这种玩意应该叫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汉~奸。

然而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似乎也没见谁管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之辈叫过汉~奸。相反这些人的名声还挺不错，时常有人为其鼓与呼，其中还不乏成了某些人口中的忧国忧民的爱国者的。

为啥？因为以上这些在清末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本质上都是军阀。不过在当时他们冠冕堂皇的亮相给世人看的身份，都是士大夫，甚至是大儒——在上述提到的互保派中除了个异类奎俊是旗人（姓瓜尔佳氏，是荣禄的堂叔）外，剩下的大多都是进士出身。就连在我们印象中就是个纯粹的武夫的袁世凯，人家也是熟读四书五经的，而且水平不俗，号称“竟是上中美材”（《袁氏家书·卷五》），还是有资格参加乡试的，只不过没考中罢了。

有了士大夫这个身份，那么甭管做了什么恶心事都会有人跳出来给他们打掩护。毕竟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笔杆子都是握在士人手中的。而除了被逼没辙了（比如秦桧）或本身就是对头（比如北宋的变法派和保守派）外，人家基本上从不说自己人坏话的。

所以清朝的军阀非常特殊。从秦朝的章邯、赵佗到汉末的曹刘孙，再到两晋南北朝的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以及后来的李渊、王世充、朱温、李克用、吕文德、范文虎、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以及吴三桂、左良玉等人，绝大多数都是纯粹的武人出身。就算偶尔有文武兼资的如曹操、萧衍，也很难用纯粹的文人标准去衡量他们的成就，唯独清朝不一样。

就比如张之洞，一度曾贵为清流领袖，领导士林舆论，还积极参与过戊戌变法，怎么看都是一副标准的文臣的样子。可一旦封疆一方且长期军政一把抓了（张之洞曾连署两广、湖广、两江总督20多年），哪怕他没有当军阀的本意，也避免不了同流合污的结局。

是的，在清末——具体来说是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只要官至封疆且能在那个位置坐上10年以上，几乎个个都是军阀。就算他们自己不这么认为，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而这一切的发端，都是由那个被誉为晚晴第一大儒、名臣的曾国藩而起的。所以东南互保那阵子张之洞为啥要推荐李鸿章去当大总统而不是自己干？因为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刘坤一都出身湘军系。而湘军虽然早就撤销解散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一系统对晚清的军政格局影响太大了。可以说正是湘军让清朝的军政权力首次落入汉人的手中，也正是湘军成了近代以来一切军阀割据的源头。

简单来说，就是非湘军出身的张之洞再怎么想，也是白想。那个位置只有后湘军时代的领袖李鸿章能坐。

曾国藩，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他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自幼读书，但连续两次科举未中。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终于登第，但仅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所以曾国藩一直坦陈天赋平庸，更曾自嘲“比贼笨”——这说的是他小时候在家读书，一天夜里背诵某篇文章，结果照例怎么都背不下来。于是他就不停的背，直到天快亮了还背下前头忘后头，结果从房檐上跳下来个贼。贼说我本想等你睡着了偷东西，可你背的这个破玩意我个文盲都记住了，你咋还背不下来呢？笨成你这样的，还是别读书了吧。

然后贼把那篇文章完完整整的背了一遍，扬长而去。

跟形同天之骄子的进士相比，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同进士在官场中的地位形同小妾，基本没什么前途。可曾国藩这个既不聪明又没什么关系的同进士，却在进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官居从二品的工部左侍郎，那么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就是运气好——当朝红人、军机大臣穆彰阿不知为何看上了这个不起眼的湖南士子，于是在朝考（清朝科举除会试、殿试外还有朝考，并以此确定新科进士们的任职、去向）中曾国藩理所当然的被评为一等第三名。而道光皇帝也很给穆彰阿面子，又亲笔将其提拔至第二名，于是曾国藩顺利的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进了翰林院，就意味着成了天子近臣，动不动就给皇帝讲课，那关系能差了？再加上曾国藩很擅长讲学，性情又拙朴踏实，很受道光皇帝的赏识，所以官要是升得慢了，那才是见了鬼。

咸丰二年（1852年），已经荣升吏部左侍郎的曾国藩因母丧归乡守制，结果正赶上太平军进攻湖南，他的人生旅途就此转折，走向了一条事先谁都无法想象的道路。

话说当初满洲人杀进山海关的时候，靠的就是八旗兵。那么八旗兵有多少人呢？据顺治五年（1648年）清廷官方编制的《旗编审壮丁册》所载，当时的八旗壮丁总数仅有55330人。

哪怕八旗兵真的凶悍到了能以一顶百的程度，哪怕对面的南明以及各路汉族义军都烂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想靠五万多人就打下这个天下依然是痴心妄想。所以就像元朝最终是靠汉军灭南宋一样，清朝也是以投降的明军——比如后来的三藩为主力，才坐稳了江山。

也正是因为满洲人的人口太少又在中原的花花世界里堕落得太快，所以三藩才会生成取而代之的野心并付诸实施。这说明了啥？说明了清朝从破关而入中原的那一刻起，就面临着此前历朝通常是到了末期才发生的军阀割据的威胁。

只可惜吴三桂徒有枭雄的野心却不具备与之相匹配的能力。要是他在南下的途中就反了，估计留给满洲人最好的结局就是乖乖的再退回到东北老家去、维持个“南北朝”的局面。只可惜那时候吴三桂没这个胆子，等到他终于壮起胆子了，结果又遇上了爱新觉罗·玄烨。

从玄烨到胤禛再到弘历，康雍乾三代皇帝几乎是抡着鞭子、拎着耳朵又把已经烂在泥潭里的八旗子弟再给拽了起来。在那将近150年的时间里，平三藩、战沙俄、灭噶尔丹、平回部、讨缅甸、伐金川、逼降廓尔喀……若非八旗兵爆发出空前绝后的勇气和战斗意志，以近乎透支未来的代价大杀四方、震慑不臣，别说康雍乾盛世了，大清朝就此亡国都一点也不奇怪。

但还是前边那句话，满洲人实在太少了，就算他们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更承受不起任何损失。像雍正九年（1731年）的和通泊之战，八旗兵一共阵亡了4583人——这是个无论在哪朝哪代都不值得大书特书的数字，却足以让北京城里的满洲人家家戴孝、户户招幡，更令雍正皇帝胤禛痛彻心扉。

所以他们不得不仰仗汉军作战，也就是绿营。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虽然是汉人发明的，但不意味着外族就不懂这个道理。尤其是开国之初三藩之乱带来的深刻且惨痛的教训，更令清朝的统治者对于军阀、尤其是汉族军阀始终怀着巨大的警惕和戒备。哪怕是有人稍稍露出点苗头，比如年羹尧（汉军旗），都要立刻一把掐死。哪怕忠诚如岳钟琪，功高到了“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一人而已”（《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六·列传第八十三》），也动辄被拿“误国负恩”等莫须有的罪名扔进大牢、敲打敲打。

所以自三藩之乱后，清朝的就再也没了军阀，更不存在军阀存在的土壤——满洲人里出不了军阀是因为人口太少，撑不起场面；汉人里出不了军阀，是因为被看的太死，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

直到曾国藩的出现。

其实曾国藩可能并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军阀，他也是被逼的。

自乾隆末年国势日衰，清朝就进入到过一天算一天的混日子状态。甭管嘉庆、道光两位皇帝往自己的龙袍上打多少道补丁，也扭转不了大局。具体到军队上，甭管八旗还是绿营都在一天天的烂下去，大多数已经无可救药。就算少数还能撑撑门面的，也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消耗殆尽了。

所以当太平天国兴起且又是在几乎不设防的内地闹得天翻地覆时，清廷突然发现自己连平叛的兵力找不到。不得已之下，只好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

此时在乡守制的曾国藩，因为在湖南人中算是官做得大的，所以威望很高，成为当地士人争相结交的对象。再加上他又爱讲学，所以很快在身边聚集了包括胡林翼、左宗棠在内的士人团体，在后来被称作理学经世派。

所以太平天国打过来时，就算曾国藩不想出头都不行了。湖南的团练只有他来办，才能让所有的人心服口服。

于是曾国藩召集他的好友、学生、亲戚拉起了一支队伍，当时叫湘勇。后来湘勇越打越大、越打越强，，所以人们更习惯叫他们湘军。

湘军是一支非常特殊的军队，而且这种独特性大到了在中国历史上都堪称独一份的程度。为啥这么说？因为湘军的领导层以及绝大多数中层军官都是士人出身，而且都是湖南人，深受湖湘学风的影响，尊奉程朱理学为正朔的同时，主张学以致用。

所以别的书生打仗就是瞎胡闹，而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就带出了一支虎狼之师。

事实上在操办湘勇之前，曾国藩对于军事完全外行。尤其是对于如何组建一支新军并将其操练成一支铁军，他更是一头雾水。但曾国藩最大的特点就是性格坚忍不拔，认定一个目标就头撞南墙也不回头。就像在那个“比贼笨”的故事里表现的那样，曾国藩在战争中因为缺乏经验、犯下低级错误失败过很多次，最惨的时候被逼得险些跳水自杀。可一旦重获生机后，他照旧埋头苦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就像那个著名的、曾遭到无数聪明人嘲笑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法，就太符合曾国藩的“笨人”性格了。也只有他愿意打这么笨的仗，最终也只有他活活的把太平天国给笨死了。

当然，“笨”只是曾国藩的多面性格中的一面，或许还是他最愿意展现给世人的那一面。而在错综复杂的战争中，曾国藩显然不可能一味的笨下去。而此时的他，非但不笨，反而比那些自诩为的聪明人要聪明得多，也要灵活得多、现实的多。

比如如何激发士兵作战的勇气？曾国藩一不讲大道理，二不拿老乡套近乎，三不搞严刑酷法，直接砸出比朝廷高一倍的军饷——想不想拿？想拿就去给我玩命！

可这样一来问题又出现了。高薪是曾国藩承诺的，又不是朝廷答应的，所以这个钱只能他想办法去搞。开始曾国藩打算以保乡卫土的名义向乡绅摊派，结果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高估了这些土财主的思想觉悟。不过对付低觉悟的，曾国藩也有看起来很低级的办法——他找他的皇帝学生要了几千张监生的空白文凭和虚衔官职的空白委任状，只要谁能掏出足够的钱，马上就能拿到大清最高学府的毕业证，或者晋身为一名光荣的大清公务员。

一时间应者如潮，曾国藩很快就招募了1.7万名士兵，还装备上了好几百门洋炮。

而对于那些对金钱不怎么敏感的汉族士人，曾国藩对他们一不讲忠君，二不讲济民，直接拿他和他们的祖师爷说事：

“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讨粤匪檄》）

于是又是一大拨的应者如潮，无数的圣人门徒哪怕倒贴钱，也要跟着老曾去弄死“长毛鬼”。

从咸丰四年（1854年）2月湘军正式出师，到十年后的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湘军攻破天京、彻底灭掉了太平天国，曾国藩用他的笨与不笨，创造了一个形同神话的奇迹。

曾经有人形容湖南人的性格是“耐得烦，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这十二个字无论是放在湘军还是曾国藩身上，都非常贴切。

但对于四面冒烟、八边着火，大半截身子已经入土的大清朝廷来说，这支军队和这个人都让他们越看越讨厌，越讨厌就越恐惧。

原因前边已经说过很多遍了，那就是自从三藩之乱以后，满洲人就非常警惕军阀，尤其是汉人军阀。

只要露出点苗头，就要马上掐死。甚至有时掐死了还觉得不够，恨不能诛九族。

但曾国藩却不好杀。毕竟人家刚立下擎天保驾的不世之功，等于是把大清朝从断头台上给拽回来了。这时候你给他一刀，信不信朝野上下都会寒心，以后还有谁愿意替你卖命？

更麻烦的是，曾国藩这家伙对自己的要求严格至苛刻的程度，无论为人、为官，治学、治世的品行和成就都让人无可挑剔，有口皆碑。像常公凯申就将这位“曾文正公”视为人生最大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教员也曾说过“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以这么说，若非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导致儒家走下了神坛，那么近代以来最可能“成圣”的，就是曾国藩。

所以就算清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曾国藩砍了，也实在是找不到罪名，哪怕莫须有都不行。

杀不得，那就只好想别的办法削其羽翼、弱其声势，把他对朝廷的威胁降到最低。

至于具体的办法，要分几步。一是先高高的捧起以来——湘军攻破天京后，清廷立刻给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毅勇侯且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至此，作为一名汉臣，曾国藩已经走上了仕途的顶点，近乎封无可封了。

然后就是第二步，削其羽翼。这边太平天国刚完蛋，那边朝廷就马不停蹄把曾国藩从南方调走，反正是一路向北，直到当上了直隶总督。从表面上看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朝廷的恩赏也从不间断，但实际上不仅他的官越做就离朝廷统治力量最强的地区越近，而且其心腹幕僚、得力部下都被拆开打散，让曾国藩每一次都是孤身上任，逐渐沦为孤家寡人。

第三步就更狠了，说好听点叫弱其声势，说难听了就是故意毁掉曾国藩的好名声——你不是擅于“结硬寨，打呆仗”吗？那就让你去对付来去如风还没有固定首脑和根据地的捻军，结果把老曾弄得灰头土脸，善战之名没少蒙尘；你不是德行高洁、人人称颂吗？那就让你去跟洋人打交道，毕竟在那个年头甭管谁跟洋人扯上关系，下场都没个好。

比如把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是冲着天津教案去的。面对法国领事、神甫和教堂被杀被毁以及“洋大人”强硬的要求拿天津府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将军陈国端抵命的无理要求，曾国藩顶住了巨大的内外压力，保住了三人的性命。但毕竟弱国无外交，最终他还是杀了人、道了歉、赔了款。

这下洋人不满意，朝廷不满意，民众舆论更不满意，所有矛盾焦点都指向了曾国藩。于是他心力交瘁下身染重病，不得不黯然请辞。

解决了曾国藩，湘军这个心腹大患就解决了大半。这下朝廷可以按部就班的对其下手了。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正当曾国藩在天津焦头烂额时，两江总督马新贻突然被一个叫张汶祥的人刺杀身亡。因此案情节过于离奇，涉案的各方势力众多且官方的处置结果遮遮掩掩而显得疑雾重重，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与争论，故而成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

关于刺马案的动机，有以下几种主流说法。其一张汶祥与马新贻有私怨，故而杀人报复；其二是马新贻渔色负友、杀兄霸嫂，引来义弟张汶祥激愤，于是刺马报仇（电影《投名状》就是大致按这个逻辑拍的）；其三说马新贻（回族）通回叛变，张汶祥实为诛杀逆臣；其四是认为江苏巡抚丁日昌买凶刺马；其五称马新贻庇护洋教，遂引来反洋教者买凶刺马；其六曰马新贻大加裁撤纵恣不法的湘军，引来报复。

到底哪种说法更接近于真像？

我们正确看待历史事件的方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史书（请注意，这里仅指正史）中找答案。但问题是隋唐前成书的史料大体靠谱，之后的不能说就全离谱，但值得商榷的地方却是越来越多了。

那怎么办？也不是没办法，只不过有点麻烦，那就是在史书的犄角旮旯里找线索。只要线索找得足，就不难接近真相。

就比如刺马案。按照谁得利最大、谁的动机就越大的原则，我翻书翻出来了从咸丰十年（1860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这四十多年间历任两江总督的个人资料，然后就发现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那就是除了署理——就是前任卸任后，新任人选尚未选出或已选出还来不及上任，由当地官员暂时代管一下的以外，所有的两江总督都是出自湘军系统（包括淮军和楚军）。

唯一的例外，就是马新贻。当然据说马新贻与淮军也有些关系，但即便属实，他也是淮军中的庶出、旁支，总之不会被视作“自己人”。

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回族，山东菏泽人。他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入仕后一直在安徽各地辗转任知县，打过太平军和捻军。同治二年（1863年）因功升任安徽布政使，次年再升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同治七年（1868年）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

在两江总督任上，马新贻大力整编裁撤军队，严惩不法军官和士兵，撤销军队非法设立的税关，并将此前被大量被私人截留的税款统统收缴国库。

上文中出现的所有军队以及军官和士兵，所指都是湘军以及与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军队，比如淮军。

湘军因其“书生加山农”的独特组织架构，决定了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只效忠首领（曾国藩）而不效忠国家的私家军队性质，所以被清廷视为心腹大患。然而在攻破天京之后，湘军占据了全国最富庶的两江地区（辖今上海、江苏、安徽和江西四省市），同时曾国藩又被朝廷越调越远，于是情况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前我们说到军阀的时候，曾打过一个比方——军阀就是个由首领充当头颅进行指挥控制的巨大怪物。但这个头颅能够控制住怪物的前提，是它做出的任何决定都符合怪物的利益。

如果两者的利益不一致，头颅就会遭到反噬，甚至被抛弃。怪物会自行长出一个新的头颅，甚至会变成个多头怪物。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五代后唐天成元年（926年），时任魏博指挥使的杨仁晸被部下皇甫晖劫持，要求他称帝。老杨不干，就被皇甫晖一刀宰了，然后又找个于军中很有威望的将领继续策反，还不肯，便再杀。皇甫晖又去找效节指挥使赵在礼，老赵闻讯撒丫子就跑，结果还是被抓回来，“晖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礼惧而从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四·后唐纪第三》）。

赵在礼就这么成了乱臣贼子，那是因为他造反失败。可赵匡胤呢？这位宋太祖即便在当上了皇帝以后还曾反复的跟臣子们解释，陈桥兵变的时候他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包括后来的黄袍加身更不是事前策划——很显然，老赵在暗示他遇到了跟赵在礼同样的事情。

当然从来没有人相信过他说的，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假话。

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在筹建湘军的时候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军阀。后来湘军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他应该依然没有当军阀的心思。我一直认为曾国藩的理想就是成为那个“晚清第一名臣”，甚至可能幻想过成圣，但肯定不会对军阀产生任何兴趣。

因为成为那玩意完全背离了他的三观。

所以攻破天京后朝廷把他调走、让他背锅，曾国藩始终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否则以当时清廷的疲弱和湘军的强势，老曾要是赖在两江不走，或者割据一方甚至干脆搞搞“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什么的，谁又拿他有什么办法？

但不肯做军阀，并不意味着他就愿意与湘军发生任何利益上的冲突。

想当初曾国藩筹办团练、发兵平叛的时候，他在湘军中威望确实大到了令出如山、无人敢违的程度。但随着这支军队日益庞大和强大，尤其是他的那些曾经淳朴的友人、学生、亲戚、乡人见识到了湖南之外的花花世界，同时还从一个个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了手握重兵、腰缠万贯，轻飘飘的说句话就能决定万千人命运的大人物时，他们还会像从前那样对曾国藩毕恭毕敬、惟命是从吗？

如果曾国藩还是他们的统帅、带领他们大杀四方，或者曾国藩还能官居两江总督，对他们的为非作歹睁只眼闭只眼，起码也不会因此阻止或者制裁他们的话，答案或许是肯定的

可要是曾国藩挡了他们的财路、阻止他们扩张势力呢？他们、包括亲弟弟曾国荃在内会不会像对待马新贻那样对待这位曾经的统帅兼挚友、老师、尊长？

曾国藩看似拙朴实则看得比谁都清、都远。所以就算朝廷不算计他，恐怕他也自请调任，而且躲得越远越好。

而这，正是他在两难之下最好的选择。

既远离了是非、保存了清名，又给湘军的旧部留下了个自我牺牲、保全大局的深刻印象——看似攻破天京后曾国藩屡遭打击、身影日渐落寞，完全是一副悲剧英雄的模样，实际上无论在朝廷还是湘军那里，他都一直在两面讨好，皆大欢喜。

比如在朝廷看来，老曾不居功自傲，不拥兵自重，受了委屈也不吭声，完全是个忠良臣子嘛，以后应该是可以放心使用了。至于湘军，曾国藩抬屁股就走，而且走了就不管不顾，很可能就是算准了一旦离开他，这支军队必然就会演变成一个多头怪物，谁都控制不了，而且一定会惹出大事来。

到头来无论哪方面，还不得哭着喊着求我老曾回来给你们擦屁股？

果然，自从刺马案发生以后，两江总督就成了给湘军系统专门定制的位置，除此之外谁来都不好使。谁要不服，信不信分分钟让你变成第二个马新贻？

刺马案后，朝廷赶紧把曾国藩请回来继续当两江总督。而老曾一到，矛盾全消——此前吵闹得不可开交的各方当事人，面对曾国藩提出的那个明显是糊弄事的判决结果，居然一点意见没有，只把那个倒霉的张汶祥千刀万剐就算结案。

两年后，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享年62岁。

而此后在清末那个混乱且离奇的舞台轮番登场并成为主角的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以及袁世凯等人，要么是曾国藩的学生、要么是他的部下，要么是他的脑残粉，自然要一路摸着他过河。

只不过人有痴愚明慧，自然学得就有千奇百怪。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可能是在无意间打破了清朝为防止汉人掌军而筑起的那道坚固防线，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间开启了清末军阀崛起、主导时局并最终亡清的序幕。

而刺马案，不过其中的一个小插曲，或者说曾国藩用来借势的一个小时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