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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经毛主席圈阅，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后，邓小平在总参谋部的干部会议上，作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传达了毛主席“军队要整顿”的指示。

邓小平这篇气势不凡的讲话，吹响了军队整顿的号角，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与此同时，这一年也是红军到达陕北四十周年，《人民日报》对此作了社论，并通过电台传播到祖国各地。远在安徽芜湖的王恩茂，在给当地的干部群众做完报告后百感交集，决定给毛主席写一封短信，汇报自己这些年在芜湖的情况……

1969年，已经在新疆工作20年的王恩茂，不得不回到北京，“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之后近两年半的时间中，年近60的王恩茂每天要劳动8个小时，和工人们一起上下班，还主动搞环境卫生。

随着1971年9月，蒙古大漠上的一声巨响，王恩茂似乎看到了重回新疆工作的希望。然而，王恩茂没想到的是，再度掀起的政治风浪，主要的斗争矛头仍旧在自己身上。

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决定召集新疆党委和军区负责人来京叙谈，促进他们的认识和团结。虽然周总理在会议上作了最大的努力，但王恩茂最终没能如愿回到新疆工作。

1972年4月，中央决定让王恩茂前往安徽芜湖，担任地委第一副书记。对于这样的安排，许多老同志都为王恩茂打抱不平，就连王恩茂的女儿也带着满肚子的不满，特地从部队赶回北京，劝说父亲不要去。

“爸爸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听从党的安排。”王恩茂微笑着说道。无论女儿如何劝说，王恩茂总是摇头，并反复告诉女儿，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听党的话。

就这样，王恩茂不因职位低而不为，启程前往安徽上任。在到达合肥后，王恩茂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周总理接信后批示：“王恩茂同志在芜湖时一切待遇不变，带秘书和警卫员，照发军装等。”

然而，到了合肥的王恩茂并没有马上被安排到芜湖，而是被要求前往六安地区，看了省办的几个大型水库，然后参加会议，“检讨”自己在新疆期间的工作情况。

直到会议结束，王恩茂才被允许到芜湖地委上任。

尽管周总理事先有批示，但王恩茂到芜湖上任之后，随行的秘书和警卫员仍被相继调离。身处逆境的王恩茂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仍然一如既往地埋头工作，前往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当时王恩茂负责的柴油机厂，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产品质量和数量在安徽省名列前茅。王恩茂所负责的公社大队，每年到了农忙季节，他都要和当地农民一起下地施肥、插秧，和老百姓们结下了深厚的情感。

1974年夏天，芜湖当地爆发山洪，数十间房屋被毁，数千亩庄稼被淹没，大批牲畜被洪水冲走。地委接到报告后，王恩茂亲自驱车赶往灾区，由于公路被冲毁，王恩茂在泥泞的道路上步行了10多公里，好不容易才进入灾区。

王恩茂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察看了解灾情，慰问灾民，和基层干部一起研究救灾措施。由于劳累过度，王恩茂的高血压和腰病发作，有几次都得秘书和随行人员抬着上车。

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王恩茂就将同志们请到家里，躺在床上商谈工作。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对党忠心耿耿的精神，让芜湖的广大干群对王恩茂的印象极好，一些经常去王恩茂女儿工作医院看病的人，都会找到她说：

“你爸爸是个好人！”

其实早在十年政治风暴开始后，王恩茂的家庭就受到了牵连。王恩茂最疼爱的三儿子，刚满18岁就不幸在斗争中丧了命。王恩茂得知这一情况后，强忍着悲痛叮嘱秘书：

“请军管会派人来处理这件事，对肇事者不要采取过激行动，群众组织不要插手。”

经过军管会对整个事件的调查，提出对肇事者判处有期徒刑。当王恩茂看到起诉意见书时，沉默了许久，然后果断答复军管会，说那个人不是故意的，就不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

后来王恩茂回到了北京，孩子们都被迫中断了学业，有的到了农村劳动，有的到了部队当兵，即使是王恩茂到了芜湖工作，唯一能去探望他的也只有一个女儿，因为只有她的工作单位距离父亲最近。

由于父亲的原因，王恩茂的女儿成为了“危险分子”。然而，那些父亲用实际行动换来的口碑，让王恩茂的女儿感受到了人间真情。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你爸爸是个好人”，却给了王恩茂女儿成倍的勇气和信心，去面对接连不断的冲击。

作为当年长征的亲历者，王恩茂在长征四十周年过后，立刻将信写好寄了出去。几经辗转，这封信被中央办公厅收到，转呈给了毛主席批阅。毛主席看过之后，心情十分复杂，没想到王恩茂这个老革命，曾经任弼时口中的“坚定的革命者”，居然沦落到如此艰难的处境。

当年湘赣苏区搞肃反的时候，王恩茂由于有些文化，被列为“动摇的知识分子”，上了黑名单。但由于王恩茂长期在任弼时身边工作，任弼时对他十分信任，因此省保卫局的人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省委机关决定撤出永新县城。王恩茂夫妇本应随着任弼时撤退，结果却跟着后勤人员一同去了别的地方。当省保卫局局长清点人数时，不见王恩茂的踪影，便立刻向任弼时作了汇报，妄自断定王恩茂逃跑了。

后来，王恩茂夫妇又急匆匆赶回了省委机关驻地，任弼时做了深入调查之后，得知王恩茂不但没有逃跑，还对同志们进行了细致的关照和保护，任弼时很是满意，当着保卫局长和其他几位省委负责人的面，当面表扬了王恩茂：

“恩茂同志不是动摇的知识分子，是坚定的革命者。”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任弼时对王恩茂更加信任，红六军团到达湘鄂川黔根据地后，在任弼时的建议下，王恩茂开始担任省委秘书长职务，政治上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1937年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王恩茂被任命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自此，王恩茂一直在王震的领导下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恩茂基本上一直在新疆工作。王震调到中央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让王恩茂接替王震，成为新疆地区的一把手。在王恩茂不遗余力的辛勤工作下，新疆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王恩茂也在广大的干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因为平易近人，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干部，遇到事情都愿意和王恩茂说，而王恩茂也愿意听，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干部遇到困难，他都会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帮助。

1958年，一位正在参加党委扩大会议的蒙古族干部忽然接到通知，让他立刻动身去中央党校学习两年。由于时间太长，他未婚妻要求结婚之后再去，但当时两人无法抽身，举行婚礼十分困难。

正当他为难之际，党委管理处找到他，说只要他能确定婚礼时间就行，剩下的都交给管理处来办。婚礼当天，大会餐厅就成了婚礼典礼处，王恩茂和新疆的领导都参加了婚礼，并向这对新人表达了祝福。

事后，这位干部才知道，是王恩茂亲自指示管理处为他们操办婚宴，这让他终生难忘。

在机关单位如此，王恩茂在农村牧区也照样如此。在下乡调研或者蹲点的时候，王恩茂对社员们同样和蔼可亲。

1959年，王恩茂在哈密农村蹲点期间，吃了当地农民送来自家种的桑葚。由于天气炎热，王恩茂吃下不久就开始闹肚子，还发起了高烧，被送到了医院。负责保卫的同志立刻将送桑葚的农民抓了起来。

王恩茂得知此事后，下令释放这位农民，并告诉大家，自己闹肚子是很平常的事情。病好之后，王恩茂还亲自看望安慰了这位农民。

时隔14年之后，王恩茂在芜湖工作期间，两位哈密的维吾尔族的老人不远万里到了安徽，四处打听才找到了王恩茂，又说起了当年的那件事，夸赞王恩茂是个好领导，乡亲们都希望他能够重回新疆，领导他们把新疆建设的更好。

看到两位新疆老乡不远万里来看望自己，王恩茂的烦恼早已经抛掷脑后，他告诉两位老人，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还要回新疆去，为新疆的各族人民服务终生。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王恩茂就有扎根在新疆的打算。1972年，王恩茂的父亲病重，弥留之际提出想安葬在江西老家。王恩茂知道父亲的心思，但他反复斟酌之后，还是劝说父亲留在新疆，并表示自己死后也一定葬在新疆。

就是这样一位热爱新疆，愿意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新疆的老革命，居然被派到芜湖当地委副书记，毛主席的心中感到很是遗憾，当即在王恩茂的信上批示：

“汪阅后，送剑英、小平同志阅处。他现在在芜湖，请考虑是否在南京军区给他安一个职位。”

毛主席批示不久，王恩茂就调任南京军区担任副政委，结束了在芜湖三年零四个月的生活。

王恩茂来到南京军区后，恰逢形势愈发严峻，但王恩茂仍按照邓小平的会议精神，做好军区的一切工作。

1976年初，王恩茂在军区政治部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番大胆的言论，不但为广大的官兵壮了胆、撑了腰，还对部队起到了稳定作用。

由于这一年的夏天要组织演习，王恩茂和其他军区领导前往各地视察。在视察普陀山当天，大家都建议第一次到这里的王恩茂游游这座名山，但这一天恰好是为周总理开追悼会的日子，王恩茂沉痛地说：

“周总理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我们哪有心思游山呐！”

经过五天的奔波，王恩茂跑遍了舟山群岛几个主要岛屿，随后开会研究演习方案。王恩茂就这一次演习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和政治工作提出意见，受到聂凤智和其他军区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同年6阅，王恩茂再一次来到浙江，检查演习的准备情况，并看望东南沿海驻岛部队的官兵。那个时候浙江的天气闷热潮湿，海风吹在身上很快就结成了盐粒，让人十分难受。

王恩茂长期生活在北方，到了浙江之后，经常大汗淋漓，满身痱子。由于一线部队生活条件比较差，晚上没有地方洗澡，王恩茂只能打盆水，擦擦身子再睡觉。

如果在途中遇到狂风，小登陆艇就会被吹得东倒西歪。王恩茂由于很少坐船，被晃得呕吐不止，脸色蜡黄。但他上岸之后也顾不上休息，就匆匆去看望守岛的官兵。

在参演部队投入训练后，部队领导反映训练最难的科目是乘船，战士们每天要在40度高温的船舱里，在海上颠簸10多个小时，大家都感到体力不支。王恩茂针对部分官兵的畏难情绪，从井冈山斗争，讲到红军长征，从抗日战争讲到解放战争，号召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

在王恩茂的鼓励下，官兵们的练兵热情再度被激发出来。

8月下旬，演习如期举行，等演习结束，王恩茂回到南京后，就得知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王恩茂15岁参加革命，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解放之后，毛主席还几次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如果没有毛主席，王恩茂恐怕还在芜湖当地委副书记。

在治丧期间，王恩茂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政治动向。由于家里没有电视，王恩茂就每天步行到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看电视。追悼大会当天，恰好轮到王恩茂战备值班，不能参加市里召开的追悼会，王恩茂就组织指挥所的工作人员进行悼念活动。

不久，十年的政治风暴彻底落下帷幕。正当王恩茂和南京军区庆祝这一盛事，积极展开揭批查的斗争时，中央将王恩茂任命为吉林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王恩茂终于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他激动地和同样恢复工作的妻子约定，就在吉林一直工作到离休，就是离休之后也要在这里颐养天年。但没想到的是，王恩茂在工作了4年之后，宋任穷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中央想让他继续回新疆工作，问他有什么想法。

王恩茂得知自己还能回到新疆很是高兴，当即表示中央需要他做什么，他就愿意做什么。宋任穷听罢连声说好。很快，中央下达了对王恩茂的调令，让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将重返新疆主持大局。

上任之初，王恩茂在去南疆调研的途中，路过轮台古城。他下车对随行人员说，古有班超经轮台回长安，如今自己与他同走一条路，但方向不同，将来自己死后，就要埋在天山脚下，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终生。

结果，王恩茂才回到新疆六天，就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件原本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案件，在坏人的煽动下引起了骚乱。王恩茂在调查之后果断表态，并将自己的讲话在事发地广场播放，老百姓们听到广播后，纷纷表示老书记回来了，他们听老书记的，不闹了。

很快，煽动闹事的人就被绳之以法。

在维持新疆稳定的过程中，王恩茂带头做出表率，让自己的孩子留在新疆工作。后来王恩茂的孙子军校毕业，本能够留在驻京部队，但王恩茂一个电话，孙子立刻回到新疆部队服役。

1985年，王恩茂从一线退了下来。在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王恩茂本能回到北京，但他还是坚持留在新疆，始终关注着新疆的发展。用他的话来说，新疆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在王恩茂85岁那年，双目失明，自治区开表彰大会时，想请王恩茂在会上和大家见见面，王恩茂当即答应，还表示要在会上“讲点有用的话”。在王恩茂的精心准备下，大会当天得以不用稿子侃侃而谈，与会者无不为之惊叹。

2001年4月，王恩茂病逝之后，骨灰如愿安葬在新疆；5年之后，王恩茂的妻子去世，骨灰安葬在王恩茂的墓旁，加上王恩茂的父亲和三儿子，王恩茂一家三代长眠于天山脚下，兑现了他为新疆服务终生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