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春风化雨情

——追忆导师水天中

○杜少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

水天中先生是中国当代美术理论界著名的美术批评家之一，以其独立见解、铮铮铁骨而被称为“这个时代的批评性良知”。尤其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及其理论研究方面有着极其卓越的贡献。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日前发文称：“水天中先生著述丰厚，成就卓越。发表论著、论文、评论数百篇（部）”。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美术思潮变革中，水天中的思想言论和著述，曾“给予了这个思潮和运动以积极推动和重大贡献”。“云水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代大家渐渐远去，但他的精神永存世间，临近先生百日忌辰，特发此文，谨表纪念。

最早知道水天中先生的名字，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术书刊和报纸上。当时署名水天中的系列文章曾一度引起我的注意，其文“跌宕昭彰，朴实纯真”，能“出新意，去陈言”，读之亲切有味。无独有偶，“85新潮”时期美研所创办的《中国美术报》闻名遐迩，也是年轻人爱不释手的读物。大概是1987年后，水天中出任该报主编，以后的每期杂志上便都有他的名字。当时，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气候已经形成，文学艺术界也开始焕发青春，哲学界的“美学热”、文学界的“历史反思”、美术界的“现代新潮”等等连绵起伏，千姿百态，“犹如思想的闪电”瞬间划过这片土地。伴随着这道“思想的闪电”，新潮时期的许多美术理论家在对传统美术的反思和对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的介绍和引进中身先士卒，思想活跃，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起到了鸣锣开道、启蒙引路的引领作用。

我正式成为水天中先生的弟子是在2006年的春季，当时，我荣幸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并得以忝列先生门墙。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和水先生见面时的情景：先生早早地在客厅等候，我到他家的时候门早已打开，是虚掩着的。他面容清癯，举止儒雅，性情温和，眼神笃定。他坦言，“批评家、理论家是一个高危职业，更少利益可言，并且很容易得罪人，你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我微笑着告诉他，“选择学习美术理论，是因为兴趣，从未考虑过个人利益。”由此打开了话匣子，相谈甚欢，与先生的谈话持续了很久，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从此之后，我便成为先生家中的常客，每遇困惑，便登门向先生求教，先生不仅面传心授，详细解答，而且经常通过邮箱传递文章，亲自给我改稿，十分谨严。每当我看到自己文章上先生密密麻麻的批注，常常是头上冒汗，自惭形秽，体会到文字之艰深，先生学问之渊博。先生对我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润物无声。他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令人惊讶，习惯使用电脑，常常在我们往来的Email信件中纠正我的粗心和疏漏，后来微信逐渐流行，我们便常在微信圈交流。记得有一次，我从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有关历史文化的普及读物，未及细审便转发出去，而先生竟然认真读完，并明确指出其中错误，虽然先生对我未有半句责备，但也令我汗颜，反思许久。由此感慨系之，诚如《随园诗话》所言：“诗虽奇伟，而不能揉磨入细，……诗虽幽俊，而不能展拓开张，终窘边幅。”尝闻细节决定成败，写文章就像“金针刺绣”。凡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对于文字的态度更应该慎之又慎，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实在是容不得半点疏忽。

水天中先生在美术圈有着极好的口碑，他轩昂磊落，气质从容，凡接触过先生的，皆都有赞誉之词。他既有温和儒雅、豁达大度的品性和人格魅力，又同时具有“坚持己见、不畏强权”的文人风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位“有学者风范、文人风骨、君子风度”（王璜生语）的美术理论家。我与先生的交往，始终处于十分平等的地位，他往往会对学生以充分的尊重和照拂，温和地指出不足和存在问题，从未有居高临下之感，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来自长者的关怀，每每与先生交谈，都有“如沐春风”之感。有时候先生寥寥数语的点拨，便会让我如梦方醒，茅塞顿开。先生对于晚辈后生，皆以全力相扶持，所承诺之事，无一不落实，且往往能以己度人，先人后己，待人接物，始终替别人着想。我认识一位西北地区的中年学者，据他亲口描述，当年他到北京见到水先生，无意间提到要拜访某位名人，是水先生热情联系、督促对方放弃重要事务接见家乡来客，其“真性情”溢于言表，耿直的个性令人难以忘怀。

如果说他优良的品性来自于性格和教养，那么，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和对学术立场的“坚守”，应该来自于艰苦生活的磨砺和超乎常人的历史洞见。他不完全是“思辨型”的理论家，他的同学顾森曾在一篇题为“老水这个人”的文章中谈到：“随和与固执是老水这个人性情的两面”，比如当年影响很大的《中国美术报》风波，水天中实际上是名义上的主编，但他却“绝不推脱”，并且承担了办报的“一切问题和全部责任”，他的行为让许多深谙人情世故的人无法理解。也正因为这个“固执”，使他赢得了年轻人的尊敬，成为学术界“众望所归”的人物。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追求“真实”精神，并因“秉笔直书”而备受赞许。邓平祥的描述很形象：“关键的时候他会一改温文尔雅的常态而不计利害的仗义执言，拍案而起。”其在学术方面的独特性见解，以及史识、良知、才情主要隐含在8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系列性论文中。

水先生对我的培养并不仅仅局限于书本之上，而是更注重读书思考、学术实践与当代艺术潮流之间的联系，更注重独立思想的精神价值。2007年春，先生推荐我赴广州参加广东省美术馆举办的“浮游的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提交了参会论文，会议期间，我亦有幸参加了日本学者鹤田武良的“图书捐赠”仪式。鹤田武良是国际上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的重要学者和理论家，也正是参加这个捐赠仪式，给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和启发，在这个会议之后，我的论文发言稿经过修改发表在《中国美术馆》期刊2008年第4期上。征得先生的同意，我又专程两次从北京到广州翻阅“鹤田武良捐赠”的“宝贝”（书籍资料），历经月余，收获甚丰。

2007年冬季，我跟随先生到北戴河参加中国油画学会主办的“中国油画的现代性”学术研讨会，并且参与会议的一些辅助性工作。受当时《美术观察》杂志社编辑杨斌的委托，回京后由我执笔撰写了“中国油画与现代性学术研讨会”综述，发表在2007年12月的《美术观察》刊物上。当然，我的收获远远不仅这些，受到先生鼓励，我大胆地拟定了一个有关“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题目，这篇文章我在2009年2月份向中国美协投稿，并惊喜地接到了参加中国美协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美术展览•当代美术创作论坛”的邀请函。十分荣幸的是，担任第三场发言的评议人，是水天中和梁江，我与导师在中国美术馆七楼学术报告厅不期而遇，先生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先生对我的呵护和雕琢是在“润物细无声”中进行的，没有一点“刻意”的痕迹，恰如“春风化雨”般温暖。对于薪火传续问题，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且更加开放。其实他更期待学术的传承能够“和而不同”，并十分看重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敏感回应”和“个人体验”。我在学术方面些许的进步和不断成长，与先生对我的悉心栽培有着很大关系。跟随先生读书期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为快乐的时光，这个时期，也是我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和参加学术活动较为频繁的时期。当时的《文艺研究》《美术观察》《美术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美术馆》《吉林艺术学院学报》等多种刊物上、以及各种正式出版的文集中，偶有我撰写的文章。然而对我而言，这些通过勤奋努力获得的显而易见的成就并不十分重要，甚至是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我从前辈学者身上学到了处世的态度，待人接物的方式，对待学生的仁厚与宽容，以及对待学术的敬畏之心……

光阴像流水一般在眼前掠过，倏忽之间，我离开北京已近10年，我与先生的交往亦近20年矣！半年前我曾和先生见过最后一面，稍坐片刻后即行离去，那时，先生的病情已不十分令人乐观，但他在微信里仍然十分活跃，像往常一样，思维清晰，关注国际、国内时事动态变化，表现出他对这个世界诚挚的热爱和无限的留恋。

2023年12月24日凌晨2:30分，水天中先生在北京仙逝，终年89岁。闻听噩耗，学生悲不自胜，潸然泪下。美术界为之动容，山川静默，草木悲声，“生死茫茫自难忘，始知世事亦无常”，我禁不住慨然长叹曰：

而今难字从谁问？无复清阴覆绿苔。

2024年1月24日于长安

注：原文刊发于2024年3月18日《中国美术报˙副刊》，本文稍有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