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 1 月下旬，60岁的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化装成伤兵，头缠绷带，光着脚板，徒步17天，秘密抵达广西水口关。

胡志明一行从广西来宾坐上火车，1月25日到达武汉，1月30日抵达北京。

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胡志明提出了富有想象力的要求，包括支援飞机、四野部队进入越南境内作战等。

当时的越共，处境甚为狼狈，在法军面前处处被动挨打，只得退驻北越一带的偏僻山区。

各级军官都是学生娃出身，没有战争经历，更谈不上指挥经验，“当双方互相开火，他们便不晓一切。”

“我们援助越南是完全无偿的，没有任何条件的。凡是越南实际需要的，我们又有的，就尽力提供。”

据统计，抗法期间，中国是唯一援助越共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物资。

但是，中方顾问团也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越共似乎摸透了中方的心思，以“同志加兄弟”的名义，狮子大开口。

1951年初，中方感到，越方“随意开出的援助计划太大，要求过高，甚至完全不近情理”。

云南地区的部队报告，越共“要求数目太大，实无力供给”。

二是浪费严重。

广西南宁方面报告，援助越方250 辆汽车，他们只领走 65 辆，而且交送越方的物资“保管甚差”，公路两旁“遗置很多弹药”，都已经生锈不能使用，仅运回的报废弹药就有300 余吨。

1951年3月18日，胡志明要求支援1500吨大米、150 辆汽车、夏衣10万套等。

5月15日，胡志明又一次电告，越南“正处于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他提出再迅速提供1500吨至2000吨大米。

6月20日，云南方面反应，越方没有接运这批粮食的能力，而且管理十分混乱，3月份送去越南老街的500吨粮食，迄今仍未运走，“再送去恐受损失”。

对此，北京指示：“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援助问题可以更慷慨一些。”

1964年8月，美国直接介入越南战争，越战全面升级。

1965年4月，黎笋、武元甲等受胡志明委托，率团访问中国，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32万人的支援部队。

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数千家科研单位、工厂，担负了援越抗美的任务。

只要越南需要，有现成的要供给，没有现成的就立即生产，没生产过的就上马研制，比如特效抗疟药的科研攻关大会战。

承担任务的单位，都把援越当作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加班加点、不折不扣地完成。

据统计，从1950年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在各国的援助中占据第一位，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武器装备，450个成套企业和修配厂，三亿多米布，3.5万辆汽车等。

中国帮助越南修建了几百公里铁路，供应了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

越南盛产水稻，中国还援助了500万吨大米。

当中国有了大庆石油，就尽力供应越南2百万吨汽油，还附带三千多公里的油管、阀门。

中国援助的日用百货，保障了越南人民的日常生活。

另外，中国还援助了6.5亿美元现金，供越南机动使用。当时中国的外汇十分紧缺，都是自己一点点省下来的。

1969年胡志明病逝，黎笋上台，中越关系出现裂痕。

1975年4月，西贡解放，越南抗美斗争结束。黎笋采取对苏一边倒的政策，对苏联唯命是从。

苏联早就想削弱中国对越南的影响力。黎笋的上台，正好为苏联提供了介入的契机。

中越关系由此迅速恶化。

黎笋的反中论调，开始在越南劳动党内公开传播。

①关于对越援助的问题。

黎笋恬不知耻地说：“要是中方热心支援，我们可以少牺牲二三百万人。”

②关于中国转运苏联物资的问题。

黎笋污蔑：“给苏联等国的援助物资在中国转运过境制造很大困难。”

当时，苏联与越南没有陆地边界，援助物资的运输是个大麻烦。

苏联提出，大家应该把分歧撇在一边，在援越问题上协同一致。

在此情况下，中、苏、越三国就过境转运问题展开了谈判。

苏联援越物资途经中国，有海、陆、空三种途径。

苏联力主在中国建立空中运输走廊，并拨出昆明机场，供苏军专用。

这个要求显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中方担心苏联飞机大摇大摆地穿梭于中国领空，万一利用伞兵图谋不轨怎么办？因此一口回绝。

中国力主苏联自行海运。

苏联认为这是居心叵测，因为北越港口已被美军布雷，而且海运会引起美国的海上检查和空袭，增加美苏直接冲突的风险。

越南为避免各方误会，建议采用陆上运输的方式，最后为大家接受。

中方一直高度重视苏—中—越铁路运输线的转运工作，免费运送了179列火车共63万吨物资。

但是，黎笋捕风捉影地认为，中方转运中间搞了“调包计”，拿走了苏联刚生产出来的RPG-7火箭筒，生产出仿制品——69式40mm火箭筒。

实际上，苏联物资在交付我方，以及最后交付越南时，全程有专人押运，有清关核对，有接收单据，有各方签字，怎么调包？

③关于尼克松访华问题。

黎笋认为，尼克松访华，是中国对越南负义，“北京的内心是以越南为筹码，首先解决台岛问题。”

这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④关于解放南方问题。

黎笋大放厥词：“中国阻挠越南人民彻底解放南方。大家明白，眼下的形势，中国不愿见到我们国家强大，她比美国更令人可恨！”

实际上，苏联主张南北越和平共处，中方不仅支持越南解放南方，还提出必须以武力打到南方傀儡集团。

⑤关于干涉内政问题。

黎笋说：“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来往，我做不到!”

这更是无稽之谈。

1978年中，黎笋作出决议。决议说：中国是越南人民的直接敌人、头号敌人。

1978年11月，黎笋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实际上是军事同盟条约。

1978年12月，条约刚刚签订，黎笋就派出20万军队侵略柬埔寨，同时加紧驱逐华侨，在中越边境进行军事挑衅。

是可忍，孰不可忍。1979年2月17日，中方对黎笋集团的挑衅做出回应，发起边界自卫反击。

中方认为：“对付越南，没有必要的教训，不把他打痛，不会收到效果。今后10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

1986年黎笋去世，中越关系趋向缓和。

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争，越南国内早已千疮百孔，外汇枯竭，粮食短缺，经济濒临崩溃。

面对困境，越南开始总结教训

①未能正确评估对手、盟国及自身的实力，陶醉于1975年解放南方的胜利中，以至于误判了自己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②偏离了胡志明的平衡外交政策，向苏联一边倒。

③未能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处理好柬埔寨问题，以至于发动对柬战争后，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孤立。

④过于相信苏联，越南只有富国强军，方能保护好自己。

1991年，苏联解体，中越关系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