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初，在五圣山对面的鸡雄山上，几个神态狂傲的美国人，正看着对面的一块三角地带，露出了踌躇满志的神态。
其中一个身材微胖的人，十分自信地说：“是时候摊开牌，和他们干一仗了！”
这群人中的一个领头者模样的人，也发出了一阵大笑，仿佛胜利就在眼前。
说那句话者，就是美国第九军军长卢克·詹金斯。而那个领头的人，则是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
詹金斯的话，无疑给了范弗里特信心，让他决定顶着总司令克拉克的压力，进行一场“摊牌行动”。可谁知，他摊牌没有摊好，给自己的履历上多了一个黑点。
而他也不会想到，此时踌躇满志的卢克·詹金斯，竟然会战场抗命，结结实实地打了自己的脸。
美国人虽然武器先进，但是战斗意志薄弱，做出战场抗命的事情并不奇怪。但是，这种事对军人来说，毕竟不光彩，而且还要冒着上军事法庭的风险。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詹金斯不顾一切地战场抗命呢？这还要从上甘岭战役说起。
范弗里特的“摊牌行动”，被韩国人称为“金化攻势”，我们则更习惯称其为上甘岭战役。这是抗美援朝战争进入尾声时，一场著名的战役。这场战争能打起来，其实也很偶然。
五圣山、上甘岭一带，属于比较突兀的高地，向南和向北都有比较开阔的平原。谁占据了这里，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方圆接近三十公里的地方。
不过，这两处高地，已经在志愿军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要攻占这里，一场攻坚战是免不了的。
此时，美国的远东地区总司令，已经从李奇微换成了马克·韦恩·克拉克。克拉克是一位典型的无能将领，指挥能力和战略能力毫无亮点。在二战中的卡西诺战役中，他指挥的第五集团军损失惨重，伤亡数字达到了盟军伤亡总数的90%！美国士兵们痛恨他，私下都称他为“杀人犯”。
这么一个人，是怎么成为美国远东地区总司令、以及“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呢？这就要说到美国军方的裙带关系了。克拉克可能在打仗上一无是处，但是搞关系却是一把好手。他和美国的五星上将、国务卿马歇尔关系非同一般。靠着马歇尔的提拔，他在军界平步青云。1952年4月，朝鲜战场基本平静了，主要的工作只剩下了谈判。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克拉克被调到了远东地区总览全局。
可能也正因为抱着这种目的，克拉克对打仗的兴趣不大。他只是想在这里混一段时间，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至于战场上的事，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不过，他虽然想要混日子，但是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可不这么想。范弗里特谋略不多，但是敢于开战的勇气是不缺的。他还想通过不断地进攻，给自己的前途铺路呢。所以，他不断地向克拉克提建议，想要发动大规模的战役。
1952年9月，朝鲜战场上的硝烟渐渐平息，谈判桌上却剑拔弩张。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范弗里特带着自己手下的一干将领，登上了鸡雄山。五圣山和上甘岭的战略意义他很清楚，而且他根据地形判断，这两个地方的守军不会太多。
在现场观察之后，美军的将领们，都得出了和范弗里特同样的结论。而正如前面所说，第九军军长詹金斯还十分轻松地表示，到了和志愿军“摊牌”的时候了。范弗里特深以为然，很快就以“摊牌”为代号，制定了整个计划。
计划提报上去之后，克拉克仍然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冷漠。范弗里特为了打这一仗，将获胜后的利益说到了云彩里。不过，也确实，如果真的可以拿下五圣山和上甘岭，确实有可能打破谈判桌上的僵局。于是综合考虑之后，克拉克还是同意了这个计划。
于是，“摊牌行动”火速进入了筹备阶段。范弗里特调集来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准备以雷霆万钧之势，尽快达到作战目的。范弗里特本就是一个重火力的崇拜者，曾经以让美国人都心疼的“范弗里特弹药量”而著称。此时为了打好这一仗，他更是将重火力的密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但是，范弗里特显然对志愿军的新变化没有察觉。他曾经是第五次战役的前线指挥官，曾经在铁原阻击战中和志愿军交过手。在他的眼里，志愿军确实勇猛，但是由于缺少现代化的施工设备，无法修建特别坚固的工事。那一次虽然他没有取得胜利，但是仍然在10天的战斗里，造成了志愿军万余人的伤亡。那么自然，如果他以更强大的火力密度，来进攻人数远远少于铁原防守部队的五圣山、上甘岭时，自然应该可以轻松取得胜利。然而，他没想到，志愿军的一个新变化，足以抹掉他一切的火力优势。这个新的变化，就是完善的坑道体系。
志愿军的坑道体系，其灵感来源于抗战时期华北的地道战，以及朝鲜战场上，已经被证实十分有效的防炮设施：猫耳洞。著名的战将陈赓将军，以及解放军的工兵专家王耀南将军，将两者的优点结合，创造了如同地下长城一般的坑道体系。这种坑道开凿于坚硬的岩层之内，顶部经常有十几米厚的山梁做保护。只要战士们躲在坑道里，不管是敌人的炮弹还是飞机扔下来的炸弹，都很难伤到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坑道体系极大地挽救了战士们的生命，让美军的弹药杀伤比，相较于战争初期下降了十倍还多。
1952年10月14日凌晨4点，美军的炮火突然照亮了黎明前的黑夜。320门大口径火炮、47辆坦克以及五十多架飞机，开始轮流朝着五圣山前沿597.9高地和537.7高地射击。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志愿军的阵地就承受了数十万发炮弹和五千多发航空炸弹的轰炸。原本白雪皑皑的山顶，被炸成了一片焦土。山体表层的岩层被炸成了酥软的碎石，高地的标高被消去了两米！
面对敌人的凶猛炮火，志愿军战士们只能在坑道里保存自身的力量。据一些战士们回忆，整个山体都在美军的炮火中震颤，坑道犹如颠簸在大海里的船，天昏地暗得如同地狱。很多战士的牙咬破了嘴唇和舌头，更有人因为靠近岩壁而被冲击波震死。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挺过了敌人猛烈炮火攻击。可以说，完善的坑道体系，救了战士们的命。
之后上演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拉锯战。当美国和韩国士兵准备冲锋时，原本他们以为已经无人生存的志愿军阵地上，突然喷吐出了火舌。这些士兵毫无准备，很快便被撂倒了一大片。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退回去，继续呼叫火力支援。在这种反反复复地争夺之下，志愿军虽然损失不小，但依然保有着强大的战斗力。即使在白天，一些阵地会被夺走，但是一到晚上，我军就一定能将阵地再夺回来。
此时，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将军，已经意识到了情况不对。一开始，他觉得这一仗不会打太长时间，敌人很快就会退走。但是，在经历了一周的拉锯战之后，他开始觉得，敌人似乎不想善罢甘休。既然如此，那就应该依托坑道，去打持久战了。
打了足足半个月之后，美军也逐渐发现了坑道的厉害。于是，在几乎占领了表面阵地后，美军开始对准坑道作集中攻击。他们先是使用无后坐力炮，继而使用炸药包、手榴弹不断轰击坑道入口，甚至还使用低速的螺旋桨战斗机对坑道内扫射。但是，这些手段，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美军在直接进攻屡屡受挫之后，也明白了过来，知道无论如何进攻，都无法彻底突破志愿军的坑道体系。于是，他采用了最后一招：用严密的火力，封锁了所有上山的通道，让志愿军陷入断水、断粮的境地。这一手，确实十分厉害，志愿军的战士们在干渴之下，不得不用喝尿的极端方式来缓解问题。但是很快，后方部队就开始不断变换战术，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将给养送到坑道内。随着经验的积累，志愿军“送货”的成功率越来越高。
这场战斗打着打着，就脱离了美国人的控制。他们本想打一个闪电战，可没想到，在志愿军的顽强抵抗下，这场战役被拖成了持久战。随着战役的进行，志愿军集结的力量越来越强，能使用的战术也是越来越多。反观美国，此时则是越打士气越是低落。
让美军士气崩溃的一个最大原因，是志愿军发起的“冷枪冷炮”运动。在志愿军中，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狙击手。他们使用各种有或没有瞄准器的步枪，不断在前线狙杀敌人。如张桃芳、邹习祥这样的优秀狙击手，每个人都击杀了上百名敌人。这种灵活多变的战术，打得美军、韩军不敢露头，甚至连上厕所都不敢出来，只能将排泄物装在罐头盒里扔出去。
其实，战斗打到这个程度，确实已经没有打下去的必要了。甚至可以说，拖得时间越久，对美军越不利。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范弗里特仍不甘心，仍然逼迫下面的士兵发起冲锋。结果，让人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此前，战斗的决心最为坚定地卢克·詹金斯，居然抗命，拒绝让自己的士兵出去送死。
时间很快来到了10月30日。这一天，志愿军的大反攻开始了。15军集结起来的133门大口径火炮和30门120毫米重迫击炮，向敌人的阵地展开了持续4个小时的不间断轰炸。同时，从后方上来的火箭炮部队，也是接连齐射，将火力倾泻在美军的头顶上。火力准备之后，志愿军步兵又发动了奇袭。战斗期间，随着我方部队中大量战斗英雄的涌现，美军和韩军不断地败退。到了11月25日，537.7高地也被我军重新夺下。上甘岭战役到此，彻底落下了帷幕。
有意思的是，美军司令官克拉克此时，却装出了一副仁慈的嘴脸，对媒体记者说道：“我们之所以结束这场战役，是不想看到再有人流血了。”这种糊弄鬼的昏话，恐怕只有美国人及其走狗才会相信。
上甘岭战役，给美国人的打击是强烈的。美国的四星上将小保罗·拉马尔·弗里曼就曾经说：“中国人的火力不如我们，却把我们打成了傻子。”
通过这一仗，美国人真正意识到了新中国的强悍，也真正将中国军队当作对手来研究。不过，他们在战场上，却是不敢再与我军交战了。
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次战役金城战役，美国全程没有参与，眼看着盟友韩国被志愿军胖揍。放眼世界，美国人没有服过谁，但是在中国军队面前，他们学会了什么叫做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