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开创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延安这片黄色土地，见证了大量兵工人制造枪炮弹药时的可歌可泣故事。其中，包括红色弹药专家龚家宏的故事。
在延安奋斗的六年间，龚家宏为军工事业做出了三大贡献：
一是研制、设计到试验，创建出延安边区第一条复装子弹生产线；
二是自主建造反焰炉（精炼铜的炉子），获得成功；
三是国民党进攻延安，随军参加延安保卫战，与敌人迂回制造枪弹，支援解放军。
应红船编辑部邀请，龚家宏的女儿龚黎明、龚清清通过陕甘宁边区军工史料、龚家宏回忆录和家人保存的历史遗物、照片，还原了龚家宏在军事工业领域战斗拼搏的人生。
▲龚家宏的女儿龚黎明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听父亲讲过他儿时上学的故事。父亲在中学期间成绩极好，1934年同时考上了上海工学院和苏州工业、学校。当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江苏省公立苏州工业学校录取（学校免食宿费，选在此读书）。
父亲喜欢数理化，上学期间数学成绩特别好，考试总是全校第一名，他的名字经常写在学校门口的光荣榜上。同学们喜欢他，尊敬他，称他为“小阿基米德”。
扎实的学业功底，为他以后所从事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龚家宏学生时代的照片
放弃优渥条件 投身抗战后方
1937年，我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鸿章纺织染厂（简称鸿章厂）工作。
在鸿章厂，父亲负责机械动力部设计和管理工作。零部件测量、测绘、画图及机械设备（车、铣、刨、磨等机床）的维修。万能铣床的齿轮加工亲自计算，有时厂里急需零部件，缺少工人时，还要身体力行，操作机床。此外，他对厂里许多分外的工作也出了不少力，如对厂里的三台锅炉房的附件上、下水泵的串联进行了改造。厂里要做一批吊架，为此设计了单臂吊架图纸，上报计算图纸，工厂总经理非常满意并批准生产。年底考核，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几次加薪，待遇颇丰。
好景不长，“八 • 一三”上海淞沪会战打响。日本进攻上海，很快租界失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誓死抵抗的事迹和日军飞机狂轰滥炸的暴行，极大刺痛了我父亲。
父亲所在的鸿章厂位于公共租界苏州河北岸。他从工厂阳台上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在华横行霸道的暴行，杀戮市民、放火烧房子、打燃烧弹，可谓无恶不作。有的市民为了逃命，跳进苏州河往公共租界游。他心中充满不平之气，暗下决心，不做亡国奴，并参加到全民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去。
父亲在思考“如何才能打日本鬼子”这个问题时，得到的答案是“唯有造枪造炮”！
于是，父亲决定放弃鸿章厂的优渥待遇，投身汉阳第三兵工厂。
从上海到武汉的汉阳兵工厂前夕，父亲与同学华仲孚商量，召集同届（37届）同学到苏州母校开会，商量集体进兵工厂，制造枪炮打日本鬼子事宜。当时的苏州，日本强盗已经开始轰炸，市民终日惶惶，市面已很萧条。到了母校后，竟没有一个同学响应我父亲的倡议。他与华仲孚来到老校长邓邦迪家说明来意，却遭到校长当面训斥，让他们回家，不要有非分之想。
所幸，父亲收到了汉阳兵工厂张连科厂长的来信，通知他们到汉阳第三兵工厂工作。告别鸿章厂时，厂方极力挽留。充满热血的父亲去意已决，头也不回地奔向大后方。历尽周折后，父亲于12月28日来到了汉阳第三兵工厂。
汉阳兵工厂是张之洞主政湖北期间大办洋务的产物，设备全部从德国进口，所生产的枪炮（汉阳造）均是当时较先进的军事装备，成为晚清规模最大、世界排名第二，设备最先进的军工企业，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兵工厂。
当时兵工厂生产50kg、100kg苏式飞机航空炸弹，由苏联专家做技术指导。我父亲是技术员，负责炸弹装药（TNT）部分、成弹粉刷、全弹装配成品出厂工作。此工作危险性大，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危险。
1938年3月的一天，兵工厂的装配车间发生了一起生产事故，炸死两人，炸伤数人。出事故时，我父亲在办公室工作，幸免于难。事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冲到现场抢救伤员，因劳累过度和现场的烟雾弥漫导致肺部感染，大口吐血，后被送到武汉卫生疗养院治疗。
武汉卫生疗养院是美国雅苏教创办的，医疗设备是美式的，院长是美国人，大夫是美国留学生，医疗条件非常好，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武汉卫生疗养院在武昌东湖地区，有湖水，有农场，有树林，空气和环境都很好。
▲1938年的武汉卫生疗养院
当时，因远离家乡多年，加之兵荒马乱，家里无力支付医疗费。所幸，父亲的同学华仲孚从经济上给了他很大帮助。
在医院养病期间，一位名叫李新（原名李淑静）的护士负责对父亲的护理。李新是思想进步人士，与社会名流陈波儿、李苏妹等人关系很好。
李新在回忆录《人生足迹》书中介绍了武汉卫生疗养院：“米勒帮助张学良戒掉了吸鸦片的嗜好，张学良很感激，给了米勒一大笔钱，米勒用这笔钱在武昌东湖建了一座很大的医院，就是这座武汉卫生疗养院。”
“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但党政要员如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张群……等，仍暂时滞留武汉。这些人除了蒋介石(他当然有特殊的保卫)以外，有病没病，全都住在疗养院里，当然都住高级病房。我是二年级学生，除了上课，就是护理他们。国际公约有规定:战争中不能轰炸医院，该疗养院屋顶上放一个巨大的红十字标志，这里就成了安全的所在，所以要员们纷纷‘住院'了。1938年上半年日军对武汉的轰炸是有规律的，每天上午10时来轰炸，于是蒋介石每天10时之前准时来到疗养院，他不探望病人，也不是自己治疗，他就是避难来的。我心里颇觉奇怪——日本轰炸武汉的时间，蒋介石为什么把握得那么准？其他要员携妻带眷，在每天都有不少人倒在血泊中之际，他们却在这里安下了安乐窝……”
同年七八月份，我父亲出院时，李新护士要去了他的通信地址。当时李新是个爱国人士，是我父亲参加革命的证明人。
随着战线的逼近，汉阳第三兵工厂西迁到了重庆大渡口。
我父亲随迁到重庆兵工署第三十兵工厂工作。此厂一部分在重庆南岸弹子石，一部分在大佛寺，一部分在江北茅溪。该厂生产手榴弹、掷弹筒及掷弹筒弹，父亲在江北做技术员，负责生产掷弹筒及弹的工作。生产车间在江北地区，叫茅溪。一条小溪进去，约二三里地，路边种的都是竹子树，以防日本飞机轰炸工房，几个平方一个工房，有三个工房，办公室和住房建在小山坡上，四周都是竹林，很隐蔽。
▲1941年，重庆江北茅溪国民党三十兵工厂生产车间遗址
我父亲曾回忆道：大约是秋天的一天，我到重庆市里办事，坐在黄包车上，车还在前进，忽听有人叫“龚家宏”，我回头一看是一位小姐领着一群小孩子，我立刻下车，原来是李新同志，寒暄了一阵。知道这些孩子是歌乐山保育院难民儿童。老朋友相见彼此又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大家对局势都有相同看法，拥护共产党，都愿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
冒死送军用图纸 为抗日做出贡献
抗战时期，兵荒马乱，民众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颠沛流离。
我父亲回忆道：“1940年8月，何穆大夫（延安中央医院院长）要招一批护士同去延安，姚冷子（何穆夫人。何穆夫妇在延安时期的照片，至今保留在我的家中）、李新、张英等四五个女同志都要去延安做医务护士工作。李新同志去延安中央医院之前，把我介绍给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同志，作为今后工作的联系人。去八路军办事处之前，照了照片。”
李新经周恩来副主席介绍，于1940年奔赴延安，是一位杰出女性。
李新在回忆录《人生足迹》中记录了自己奔赴延安前夕的情景：“见到亲人周恩来，小轿车在市内一个山坡上的一幢灰楼前停下，我们下车。这时，坐在后座上的那位同志（何穆）向我们介绍从前座下来的那一位，他说：‘这位是周恩来副主席。’我们被惊呆了!这就是在重庆家喻户晓的、鼎鼎大名的周恩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是他亲自把我们接来的？只见他穿着黑皮面的大衣，亲切地微笑着向我们伸过手来，说‘欢迎你们！’我们二人傻乎乎地望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被一种幸福的暖流包围着！我们到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而汽车后座上的那位同志，就是后来在延安担任中央医院院长的何穆。到红岩村的第二天，邓颖超大姐同我谈话。她亲切和蔼的面容、款款细语，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她拉住我的手说：‘欢迎你去延安！可是你知道吗？延安是很苦的，住窑洞，吃小米……’。我说不怕苦，早就想去延安，一直没有机会，你们让我实现了愿望，我高兴极了，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李新同志回忆道：“邓大姐对人真是体贴入微，她对我这20多岁的大姑娘，没忘了人之常情。她说：‘你有同事和朋友吗？延安需要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她讲的委婉，但我领会到了。我也很想我的男朋友也能同我一起去延安。但我们没有明确恋爱关系，我不能以这种理由提出，只想给大姐介绍我的一位朋友。于是把三十兵工厂的龚家宏领来见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因为种种原因，龚家宏此次未能成行。但他同八路军办事处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为办事处提供过许多军工资料。他于1941年下半年随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到了延安，分配在茶坊兵工厂。从此，一直从事各种炮弹的生产设计，为新中国做了重要贡献。”
我父亲在回忆往事时也讲到，李新同志把三十兵工厂的龚家宏领来见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他们平易近人，为人诚恳。见面的当天，办事处同志留他吃饭，饭菜没有大鱼大肉，吃的米饭馒头，青菜豆腐，只有一点肉。
我父亲回忆道：“当天晚上留住在办事处。第二天很早把我送出红岩嘴。因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编者注：根据国共双方合作抗日协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以八路军的名义在国民党统治区主要城市设立办事机构，即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后，八路军办事处也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四周都是国民党特务监视，要抓人的，是禁区。”
1940年8月以后，父亲再去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就要十分注意人身安全了。1940年、1941年两年间，他去过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多次，按照办事处的指示，想方设法，避开工厂稽查队的视线，将军用图纸从工厂一次次地拿出来。在去办事处的路上，到处是国民党特务监视，父亲不顾自身安危，多次将军用图纸和情报资料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父亲冒着生命危险送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资料中，有两套手榴弹图纸，一套是巩式手榴弹图纸，一套是鲁式东山生产的手榴弹图纸；还有一套掷弹筒和掷弹筒弹的图纸。
在送图纸的同时，父亲还会根据办事处的要求，住在办事处，把兵工署在重庆各兵工厂的情况写成报告，内容包括第十兵工厂、五十兵工厂、第二十兵工厂、第三十兵工厂……等兵工厂生产的产品，工厂的规模、人员、设备、设施等。
▲宪兵楼旧址，宪兵楼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迁入红岩后，由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在此设立的一个执勤据点，名为保护办事处的安全，实则是对进出办事处的人员进行暗中监视和跟踪。龚家宏为抗日做贡献，冒着生命危险为共产党八路军送武器图纸（照片来自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父亲深知，他所提供的图纸和情报资料都是共产党八路军所急需的，有了图纸，就可以制造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
我父亲提供情报、送图纸，同样是为抗日做贡献，为民族解放做贡献。
千里赴延安 继续造武器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
我父亲回忆道——
同年八九月间，一天中午，我正在厂里办公室午休，忽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找我，送来一封信，是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内容是，两个星期内把一切工作辞掉，到办事处集合，再送到延安去。当时，我思想没有准备，时间紧急，工厂里如何说法？我不干了，到哪里去，不能说！问题是用什么办法脱离工厂。为了不引起怀疑，需找一个恰当理由。经过打听，知道贵阳高级中专需要老师，可以到校任教，并有同学代为介绍。便以此为理由，请三十兵工厂的一位要员相帮，最后工厂同意去贵阳高职学校。
辞掉了工作，心情兴奋又紧张，带上随身衣物，准备动身去八路军办事处红岩嘴。此事不敢告诉任何人，只告知了三位老同学。华仲孚、杨民干和陈惠爵把我送到红岩嘴。住在红岩嘴做着去延安的准备。为应付国民党的查问，办事处同志为我编造了一个假身份，将名字改为王小元，工人，江苏常州人，有一哥叫王大元，在八路军 115 师 868 团任团长。对这套假履历，每天都要背诵多遍，做到对答如流。十天左右，来了三辆大卡车，先摆放行李，然后行李上面坐人，每车二十人。此次去延安的人员均为八路军家属，有吴玉章的侄女、刘宁一的妻子（李淑英）儿女和周建南等同志。随同的是穿国民党少校军服的龙飞虎同志，周恩来的警卫。人比较老练，一路上由他指挥，与国民党检查人员交涉由他负责。行动前交代注意事项，一张币不准带，书籍、文件等不准带。沿途各个关卡都要盘查核实身份，有时要下车点名，每天要经过多次盘查，大家按事先准备的说辞对答如流。车经成都、西安等地，在汽车上坐了七八天顺利到了陕北交界地。
到达延安根据地，见到宝塔山的一刻，我父亲同无数投奔延安的青年一样，心情万分激动，旅途疲劳一扫而光，新生活开始了。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即到延安市，看到一片荒土，建筑都是一片瓦砾，住房都是窑洞。
到了延安，一心想参加抗日的愿望实现了。我父亲为了抗日，起初从上海到武汉、重庆大后方国民党兵工厂造军火，现在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因为可以亲手制造武器打日本鬼子，为死难同胞和烈士报仇，他的心情格外激动。
我父亲回忆道：“我住在总后勤部，领导决定我在军工局工作。军工局开会欢迎了我和周建南同志。”
▲1966年出差到红岩嘴纪念馆，25年前曾住此半个月做去延安的准备
复装子弹生产线 成功落地于茶坊
我父亲到了军工局后，被分配到离延安百余里的茶坊兵工厂，任兵工厂工程师，负责设计机器图纸。这里条件十分艰苦，一个山洞做厂房，还有几个窑洞和小房子，是一个制造机器的小工厂。有车、铣、刨、钳等十几台设备。这些设备是沈鸿同志从上海搬迁到延安来的。
当时，毛远耀是兵工厂厂长，沈鸿是总工程师，有百余个职工。我父亲的任务是设计生产子弹头的自动机器，设计生产子弹壳的冲床。这期间，他完成了车子弹自动机的设计工作，改造了卧式冲床的设计图纸和组装。
▲1941年，龚家宏在延安军工局兵工厂任命书
▲龚家宏用过的大计算尺德国造，小计算尺苏联造
父亲从待遇优渥的鸿章厂到国民党的兵工署，再到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生活和生产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边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窑洞，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但父亲的心情却越来越好。在这里军民一致，全民抗战，到处是战歌，抗日烽火在熊熊燃烧。我父亲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到工作中，誓死跟定共产党造出武器，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1943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命令温家沟工厂要生产枪弹，我父亲就被调到了温家沟兵工厂。在军工局李强局长的领导下，温家沟兵工厂由原农具厂改为第一兵工厂，厂长徐驰同志、副厂长汤钦训同志、支部书记干戈同志，都在积极筹备子弹的生产工作。为此，工厂专门设立了子弹股，由孙云龙同志任股长、龚家宏任工程师，配备了一些技术骨干，其中有归国华侨李震同志、机工班长文德山同志、钳工班长白维家同志、经过长征的老工人刘清和同志，以及从前方调到温家沟的50余名有朝气的青年人，全股约100多名同志，成为第一兵工厂中最大的一个股。
据我父亲回忆：“延安边区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没有条件，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为了制造出复装子弹和全新子弹，都是经过不断摸索，与同志们一起反复试验而成功的。我独立和与他人主要完成五项工作，设计、研制、创建出延安边区第一条复装子弹生产线。在漫长的艰苦岁月里，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亲自抓复装子弹的生产试验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原因，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改进的过程。”（摘自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157页。）
复装子弹顾名思义，是在战场上收集使用过的弹壳，进行修复，重新制作底火，火药装入弹壳最后加上弹头，制造为一枚新子弹。复装子弹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产物，延安兵工厂生产复装子弹生产线的成功，极大地缓解了八路军弹药紧缺的局面，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巨大贡献。
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军工人，在延安解决了五大难题——
第一，解决了生产设备不足的难题。当时，子弹股的生产条件一穷二白，三部冲床还是旧的，通用设备和专用设备极其匮乏。为了解决通用设备不足的问题，大家群策群力，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亲自动手，完成了各种吨位的冲床、辗片机、手搬螺旋压力机等的设计制造。大家克服困难，终于做到从无到有。装药机、装弹机、紧口机、滚光机、烧口机等都赶制出来。在此期间，还改进了切口机。这些机器设备都是安装在木桩子上或木桌子上。边区缺乏灰生铁，所有机器的腿都卸下来做其它的机器，新做的机器也都不做铁腿，节约原料。制造工装、工具等材料，是由前方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弄回来的道轨钢，大家叫它万能钢。工装、工具都是由我父亲设计，本厂制造的。
第二，克服技术资料不足的问题。当时的子弹生产技术资料，仅有阎锡山兵工厂出的一本石印子弹模冲示意图，我父亲拿来作为参考，子弹图是测绘“七九”枪弹实样，我父亲设计摸索出一套具有边区特点的生产复装子弹生产工艺，完成了子弹弹壳、弹头、底火复装的工艺流程。全厂职工加强技术试验，经过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最后取得成功。修复弹壳需13道工序、制造弹需18道工序、复装需8道工序。按照各道工序，经过两个月努力，第一批复装子弹试制成功。
第三，解决了回收材料质量不统一的问题。复装子弹需要回收旧子弹壳，旧子弹壳需加工整理后重复使用，弹头的原料为铜元（铜钱），铜元是从民间收购的大清铜元。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使用铜元造子弹壳，当时铜元不值钱，收购来很多，堆满了好几个窑洞。
铜元因年代不同含铜量不一样。铜元在生产过程要经过辗片、冲盂、引伸等多道工序，这些不一样材质的铜元需要统一退火后加工。退火炉很关键，退火炉搞成什么样子，需要一个能保持在600℃～650℃温度之间的退火炉，怎样保持温度？那时没有高温表，全靠一双眼睛看准温度。退火时，气体、杂质不允许侵入铜质中。
我父亲与大家研究，设计时采用一种叫隔层退火的办法，在炉子中央放一个大铁匣子，铁匣子的进料门处开有一个小孔，可以观察炉内退火温度的颜色。火焰从四周通过，不直接触及产品，开炉时火焰从前下方炉底向后，继而从后两侧向前，然后于前侧向上方通向后方烟道，再进入烟囱，在烟道外处装有阀门，用以调节控制温度。通过实践，采用这种隔层退火方法效果很好，温度又均匀，又节约燃料。
第四，解决了子弹精度不高、击穿力不强的问题。我父亲回忆道：复装子弹生产出来了，部队反应不佳。经靶场试验，大多打不上靶，少数打上靶的也都是横弹。问题包括，有的弹头破裂，有的只剩下铅芯，有的掉底火。大家分析认为，是因为材料问题，导致弹头强度不够。国民党的兵工厂用的是镍钢皮，而第一兵工厂用的是铜元的铜，厚度却同样为0.4毫米。正当分析问题查找原因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知道复装子弹试验情况之后，十分关心，听取了汇报。陈云同志听完汇报后，对复装子弹研制成功的成绩给与充分肯定，也对问题进行了分析：“子弹有两个毛病，一是脑袋有神经病，摇头翻跟斗，打不上靶；二是屁股有毛病，漏烟放屁，要喷火伤人。我看打不上靶的原因出在照抄别人的制造方法上，没有根据我们不同的条件而有所改造，人家用的材料是镍钢皮，我们的材料是铜元铜，强度差，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们回厂快研究改进试验，解决它，尽快生产，支援前方……”按照陈云同志指示精神，我父亲以边区的条件为基础，既参照老的工艺方法，又有所创新，将弹头壳厚度加厚到0.8毫米；弹头部由圆形改成尖圆形；弹头尾部改为船形；整个弹头呈流线型。底火漏烟问题，在弹壳底部扩一刀，使底窝直径底火台高低保持一致，与此同时修改了底火帽尺寸，使之相匹配；加强检验工作。通过一系列改进，又经打靶试验，结果子弹飞行很稳定，弹弹着靶。把改进后的复装子弹送联防军司令部做射击试验，结果良好，随后就进入了大批量生产。大量生产工人就不够了，于是，四十多名家属加入了生产队伍，经过短期训练，就进入了生产线，他们工作细致认真，成为一支娘子军。当年七八月份生产出了第一批复装子弹，月产量达到13.5万发，积极地支援了前线。（摘自《军事工业 根据地兵器》621页。）
▲复装子弹生产
第五，自主成功建造出反焰炉（精炼铜的炉子）。随着复装子弹的大量生产，作为弹头原料铜元的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旧弹壳的来源也不充足。边区的铜元已不能满足供应，于是从民间收集大量的粗铜、杂铜补充进来。粗铜、杂铜杂质多，必须进行精炼才能使用。于是，精炼粗铜、杂铜成了当务之急。一开始，电解提炼已经试验成功，但当时边区缺乏电力，无法满足生产需要。经研究，只有建造反焰炉才是出路。
1944年夏，第一兵工厂准备建造反焰炉。当时，在边区要建造反焰炉可是大工程，也是从零开始。
一大家没有冶炼知识和经验；二没有技术资料，手头只有一本冶炼工业小丛书；三没有建造反焰炉的设备。经过讨论决定，照着小丛书里的样子，提出建造一个每炉精炼 1000 公斤铜的反焰炉，反焰炉的烟囱高度不能低于25米～30米，靠烟囱的高度才能产生风压，只有这样，使炉内产生高温燃烧气化，除去杂铜的杂质。困难吓不倒军工人，没有资料自己研究，他们以边区条件为基础，因地制宜建造反焰炉。大家在工厂的西侧找到一个比较陡的斜山坡，根据高度计算斜度，求出斜山坡要挖四十多米长的斜沟，并在斜坡的顶端筑起三米高的直烟囱。斜沟的四周要用石头砌起来，上面盖以石板，再用石灰、草秸和黄泥混匀勾缝，使烟道不漏烟。工程土方量大，石料、石灰都要自己解决，实施这样大的工程，在边区堪称一个创举。我父亲加班加点，日夜奋战将图纸设计出来了。有了图纸，三四十个青年同志，生龙活虎，扛上铁锤、背上铁钎，上山打石块、凿石方、开石板、抬石头、挖山沟、拿瓦刀砌烟囱，一时间，满山是叮当声、打夯声、号子声、唱歌声，组成一个动人心弦的交响音乐大合唱。
军工人不怕苦和累，只用了一个半月，爬山烟囱就巍然挺立。建造反焰炉另一个问题就是炉体的设计与建造。这也同样困难，以耐火砖为例，它既要能承受1200℃以上的高温，又要能承受铜液的压力，不破不裂。炉底则用坩子土、焦炭粉混合打成炉底，就像打化铁炉的内膛一样。延安边区劳动模范赵占魁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找来老英雄来帮忙，炉子建好了。经化验分析，精铜的纯度可达99.9% 。反焰炉的成功也是从总结经验教训，反复摸索不断试验而取得的。
边区自从有了精铜，复装子弹的原料再也不用发愁了。复装子弹生产线的成功创立，具有重大的意义，年产达到162万发的能力。这条生产线的建立，弹药的供给，从根本上改变了只能依靠战场缴获的被动局面，同时为下一步独立自主生产全新子弹创造了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
在兵工方面，龚家宏同志设计了造子弹冲床及决心试验反焰炉和王元一同志（建国后国家科委发明局局长）团结全体职工，改进了兵工厂的管理，使生产效能提高，超过任务。（摘自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第65页，略有删改。）
龚家宏从到达延安后，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开始研制创建复装子弹生产线。到1944年，延安兵工厂生产的复装子弹和全新子弹，完全能满足前线步枪、机枪的使用。支援前线，满足了战场的需要。
第一兵工厂制造全新子弹是从1944年开始的。全新子弹的装配与复装子弹相同，对产品质量很重视，检验很严格，因此所做子弹全部符合要求，只是生产数量不多，虽然做了一万余发，但却开创了边区制造全新子弹的历史。（摘自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162页和163页）
在温家沟兵工厂艰苦环境里，日日夜夜奋战制造子弹，最后终于迎来了八• 一五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日本鬼子投降了。
随军保卫延安 参加军事行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蒋介石为抢夺抗日的胜利成果，调动军队准备发动内战。党中央为了保卫人民的抗日胜利果实，调动军队干部进入新解放区支援前方。
陕甘宁边区延安干部大部分也分批“下山”，到东北支援新解放区。温家沟第一兵工厂很大部分同志也分批“下山”。陕甘宁边区各级机关重新调整了组织，基本上由本地区干部接替。
温家沟兵工厂有八十多名工人和干部，同时又招收了一些当地青年培养学徒，人员又补充到三百余人，为了保卫边区，保卫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职工们喊着“咱们多流一把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口号，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产热潮中。生产地雷、手榴弹、子弹，修理步枪、机枪、冲锋枪，日夜两班生产，把武器弹药不断送往前方。
▲摘自延安革命纪念馆馆藏《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陈列集萃》第239页
1946年6月，蒋介石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子支持，撕毁了“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出动二百万兵力，全面进攻解放区，发动了内战。
蒋胡匪军要进攻陕甘宁边区延安。西北的胡宗南重点进攻延安。
毛主席在陕北领导全国人民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敌强我弱情况下，随着党中央让出延安，党中央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根据战争需要，进行了的部署。边区兵工厂撤离原来的厂址，进行大转移，搬迁、坚壁、隐蔽机器设备，生产不能停息，做好准备参加战斗。
1946年底，第一兵工厂，复装子弹生产数量240918发、子弹头84851个、底火165057个；修理各种枪1526支，装配五零掷弹筒60门。（摘自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第239页。）
1947年1月，内战迫在眉睫，第一兵工厂遵照上级的命令搬迁到瓦窑堡，改称瓦市兵工厂。延安兵工创建的子弹生产线，强大的生产力，可观的子弹数量，受到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高度重视，下了军令状，把陕甘宁边区工业局瓦窑堡市兵工厂子弹股分离出来，迁至安定县(子长县)桃园独立建子弹厂，命名为工艺第四厂（工艺实习四厂），任命我父亲龚家宏为厂长（延安边区复装子弹生产线的研制者、设计者、生产者）。
据我父亲回忆：温家沟第一兵工厂奉命转移，搬迁到子长县，为了战争需要把兵工厂一分为二，一部分同志搬迁到子长县十里铺，生产地雷、手榴弹和刺刀，修理枪械及改装迫击炮、平射装置等，定名为工艺第三厂（工艺实习三厂）厂长王元一，付厂长罗志；一部分同志搬迁到子长县桃园，专门生产枪弹，定名为工艺第四厂（工艺实习四厂）厂长龚家宏，书记郝跃庭，工会主席是刘泽洲，会计、统计连同出纳是陆洗志，生产股长是白维家，副股长是张本忠，动力股长是张兴仁，总务股长是高于达，生产工人大多数是新同志。
▲1947年1月，龚家宏工艺第四厂厂长任命书（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习仲勋时任政治委员，王世泰时任司令员，王维舟时任副司令员，张仲良时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时任副司令员）（摘自《军事工业 根据地兵器》文献第130页。）
1947年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命令，任命贾拓夫为工业局局长，吴生秀、李颉伯、刘子谟为副局长，相应调整了兵工布局。加强在紧急状况下对军工生产的领导。
▲摘自《军事工业 根据地兵器》表册第749页
搬迁工作开始，机器设备，物资等完全由本厂职工负责。过大河沟能用大车运输，过小河沟和山沟路窄，只能靠牲口驮和人抬。一些大的机器，十几个人抬，甚至几十人抬，有时老乡们也帮助抬。由于机器过于沉重，有的人肩膀都肿起来，甚至抬出血泡。
当时，一部分同志负责运输，另一部分同志到桃园筹备工房。
陕北都是窑洞，窑洞需要整理修改才能做生产工房。大家把几个石窑洞洞口修成大通道，把五个石窑洞连通起来，作为机器工房。
此外，陕北没有电力，动力都是用汽车头改为煤气发动机。原有的动力煤气发动机搬迁到十里铺去了，新做的煤气发生装置，用汽油筒改装，这是个关键工作，任务十分紧迫，张兴仁同志率领动力股的同志们和一些钳工同志，日夜苦战，终获成功。
改造窑洞的任务，同样也十分紧迫，一切都得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在同志们努力下，不到两个月时间搬迁任务完成。顺利地开动机器，进入正常生产。
1947年3月开初，延安山区寒风刺骨。冰天雪地之中，国民党军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把主要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
1947年3月13日，延安被重兵包围。国民党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一天就投下59吨炸药，延安一片火海。面对胡宗南25万大军压境，仅有2万余人的西北人民解放军英勇对战……
南线，胡宗南的十四五万军队，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地区，向延安进攻。西线，马鸿逵、马步芳，正向我陇东分区三边分区进攻。北线榆林的敌人准备向我绥德、米脂县一带进攻。就是说，敌人从四面八方铺天盖地的扑来了！
危难关头，战场上急需要子弹消耗，粮草先行。虽然前面摆着更大的考验，但兵工战士没有被吓倒。大家摩拳擦掌，立志支援解放军打胜仗。
▲1947年3月8日，延安各界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摘自《延安革命史画卷》第172页和173页
1947年3月19日，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王维舟同志和方仲如同志，从延安来到十里铺和桃园，指挥各机关工厂的转移工作。按照命令，工厂要在7天内撤出十里铺和桃园地区，所有机器、设备、物资，能搬走的都搬走，笨重的坚壁起来。他们指示兵工官兵：“我们陕甘宁边区部队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敌众我寡，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兵工厂完全能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同时，要能抓紧时机继续生产、修枪、造子弹支援前线。”
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又投入到坚壁和转移的紧张工作中。
与敌人巧周旋 制造子弹不停
边区政府和联防军司令部为了便于随军生产与修械，将军工系统列为军事编制，成立第四纵队独立二支队，下设十一大队、十三大队和子横游击大队。十一大队设五个中队，其中一中队和二中队由工艺实习三厂和工艺实习四厂组成；十三大队设五个中队和三个地方工作队，其中二中队和三中队分别由工艺实习厂和紫芳沟化学厂组成，于3月19日撤出茶坊。在转移中二中队还生产了手榴弹，三中队为部队修理枪械，其它中队担任警戒和护送转移物资任务。
桃园子弹厂（工艺实习四厂），改编为十一大队二中队，我父亲任中队长。他在回忆录写道：我们是兵工厂，是游击队又是部队。中队下设四个队，战斗队、生产队、生活队和家属队。战斗队分三个班，每班 12 人发一挺轻机枪，每人发一支步枪。生产队、生活队和家属队，各发十支步枪，组成一个战斗班。同志们日以继夜地奋战了六天，把笨重的机器设备和不同的物资坚壁起来，生活物资，特别是子弹半成品，成套地包装好，装子弹的机器，工具等也准备好全部运走。所使用几十头牲口，预先向老乡征用好，一切准备就绪。第七天傍晚，出发行军，首先是战斗队，接着是骡马牲口驮的全部生产、生活物资，由生活队负责押运，最后是家属队，战斗队一个班压尾。每人背着自己的行装，还有每人分有可吃一周的干粮袋。就这样一百几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第二天早晨，到达子长县以北百余里的窑坞村，驻下队伍，作为立足点。
陕北的老百姓觉悟是很高的，拥护共产党，把子弟兵当做亲人。窑坞村是个不大的山村，许多老乡把自己住的窑洞让给部队住，自己住冷窑洞或者到邻村去住。老乡们原来住的窑洞里的东西都不拿走，让部队同志用，想办法给大家找吃的，还向部队报送敌人的行动消息。
到了窑坞村，父亲带领二中队的同志们继续坚持生产，把装子弹的机器、设备安装起来，就地把子弹半成品装配成弹。听到敌人接近的消息时，立即就坚壁起来，行军转移，敌人走了，立刻又回来再生产。父亲和同志们主要辗转在子长、子洲、靖边之间的山沟里，如麒麟沟、石湾、高镇、小河等各村之间周旋。
▲1947年3月，军工局各厂示意图，参加军事行动兵工厂各厂的地点（摘自革命根据地军工史料丛书《陕甘宁边区》总序言前示意图）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十一大队二中队与敌人周旋，龚家宏手稿地图
▲摘自延安革命纪念馆馆藏《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陈列集萃》第227页
蟠龙大捷后，不少同志去捡拾战利品，去的同志都能穿上一套洋布军装。二中队战斗队三个班，还参加了奔袭横山驻敌，牵制敌人，支援解放军第四团的解放响水和波罗堡的战斗。十三大队一次与敌500人遭遇，大队长李颉伯率领一中队配合地方部队一举将敌人击溃，而自己无一伤亡。
不被敌人吃掉，首先要了解敌人情况和动向，一是经常与第二大队部取得联系，大队部同志也经常下来通报敌情，传达胜利消息，有时还有油印战报；二是放哨侦察敌情，放哨放到十里、二十里地之外。这样，保证了安全和生产，把子弹半成品二十万多套装成子弹，送往前线。
▲摘自延安革命纪念馆馆藏《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陈列集萃》第239页
父亲回忆：他们中队有20多名妇女和儿童，一直随军行动，陕甘宁边区，本来粮食不富裕，这样的大部队拉来拉去，吃就十分困难，经常要派人分几路出去找吃的。后来每天只能吃两顿杂粮稀粥，有时候吃一种窝窝头叫“到口酥”，是糠磨成粉做成的。同志们团结得像个大家庭，同甘苦共患难。
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面对十倍于我军的敌军，英雄将士们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兵工战士与解放军同呼吸共命运，克服重重困难，在山沟里与敌人周旋，昼夜生产子弹。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羊马河和青化砭各歼灭一个旅，接着蟠龙大捷、清涧大捷。我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万余，给国民党以巨大震惊，实现了党中央坚守陕北的战略意图。
1947年3月至1947年8月，解放军战士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父亲回忆道，战争中我们随军生产制造子弹支援前线，与人民解放军同心协力、风雨同舟，打败了胡宗南匪军一次次的进攻。
1947年8月14日至15日，一中队和二中队奉命随独立二支队全部撤离延安，从碛口镇渡过黄河到临县林家坪，上级命令与晋绥军区工业部合并。工艺实习三厂和工艺实习四厂到此完成了历史任务。
▲1949年，龚家宏在哈尔滨
下山赴东北 开辟新战场
1948年3月，父亲由晋绥军工部去东北哈尔滨，同行的有李颉伯同志（解放后曾任全国总工会书记等职务）、李淑英同志（刘宁一同志爱人）、赵占魁同志（解放后在陕西省总工会任职）。
我父亲内定调东北工作时，因出席全国职工代表大会，随同李颉伯、赵占魁从晋绥军工部转道西柏坡中央所在地。在此，受到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在去往东北的途中，因沿途的铁路（山海关一线）被国民党占领，组织上决定绕道从山东石岛坐船到大连……绕道去东北。大连当时被苏军占领，属友军势力范围，后经鲜朝平壤市再到图门，牡丹江。历时三个月，父亲一行于1948年6月，最终到达位于哈尔滨的东北军工部北满分部。
▲1948年7月，东北军工部兴山办事处，左起刘正栋，龚家宏、陈其羽、宋廷良
▲1948年7月，东北军工部兴山办事处，左起刘正栋、龚家宏
▲1949年，东北军工部北满分部工程处，龚家宏（右）与战友
龚家宏的简历
▲龚家宏1915.12～1996.10.23
龚家宏，江苏省江阴县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延安军工局茶坊兵工厂、温家沟兵工厂历任工程师、技师，延安军工局工艺第四厂（工艺实习四厂桃园子弹厂）厂长。1948年东北兵工局历任科长、处长。建国后北京兵工总局、二机部二局、三机部二局、一机部五局历任技术处副处长、处长，1963年任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五局副局长（正局级），五机部科技委常委，高级工程师，顾问等职。1983年年底离休。
【本文根据龚家宏生前回忆录手稿，由龚家宏之女龚黎明、龚清清整理】
统筹：李秀平视觉：王学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