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农业是许多家庭赖以为生的根本，而今，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放下锄头，背起行囊，奔向城市。这一现象背后，不仅折射出城乡经济的变迁，也揭示了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当代社会中的深刻变化。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农业本身的困境。农业虽然是国家经济的基础，但其经济回报相对较低且不稳定。长期以来，粮食的价格波动较大，农产品的供需平衡难以维持，加上气候因素的影响，种田的收益并不具有稳定性。许多农民辛苦一年，到头来却发现收成可能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或干旱而大打折扣。相比之下，城市的打工机会虽然也存在风险，但整体而言工资相对稳定，收入水平往往高于农业生产，许多农民为了改善生活，不得不将视线转向城市的工厂和建筑工地。

其次，农业劳动的强度和吸引力逐渐下降。农民务农需要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且劳动过程枯燥乏味，特别是与现代城市的工作环境相比，务农的生活显得缺乏吸引力。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城市的繁华和丰富的生活方式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不再愿意待在农村日复一日地与泥土为伴。而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许多留在农村务农的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则纷纷外出打工。老龄化和“空心化”的农村让农业进一步陷入劳动力不足的困境。

再者，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加剧了农村人口的外流。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城市扩展，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不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意味着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设施，比如更好的医疗、教育、交通等。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许多农民不得不离开农村，去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在城市生活的人口逐渐增多，城市的吸引力也在逐渐增强，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更多的机会、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

与此同时，教育和观念的变化也在悄然推动这一进程。与上一代相比，如今的农民家庭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家庭命运。而教育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提升，更多的是观念的改变。农村的孩子从学校里接触到的更多是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他们对务农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转变。与其继承父辈的耕地，年轻一代更倾向于寻找新出路，进入更广阔的世界，追求更高的收入和更丰富的人生体验。

但不仅仅是个人选择和城市的吸引力，国家政策的引导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明显偏向工业和服务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在政策扶持和财政投入方面，更多的资源流向了城市，导致农村发展相对滞后。此外，土地政策、农业补贴等方面的问题也使得农民难以依赖务农获得可观的收入。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振兴乡村的政策，但要真正吸引农民回归农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来看打工的优势。许多农民之所以选择外出打工，不仅仅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还有社会认同感的追求。务农在许多农民眼中不再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打工赚工资，哪怕是做体力劳动，也被认为比务农更有尊严和前途。而在工厂或建筑工地工作，不仅能带来收入，还能拓宽视野，积累新的技能，这为未来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认为务工是摆脱贫困、改善生活的捷径。

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农村。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农村社会结构乃至国家粮食安全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农民不断涌入城市，农村的“空心化”问题日益加剧。许多村庄变得荒废，田地无人耕种，传统的农业文化逐渐消亡。而对于留守的老年人和儿童，缺乏足够的家庭照顾和社会支持，使得农村家庭问题层出不穷。同时，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的压力也在增大，人口密集带来的住房、就业、交通等问题逐渐显现。

那么，农民都去打工不务农的现象是否能逆转？这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能否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机会。首先，需要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推动农业现代化。通过科技手段和机械化，减少务农的劳动强度，提升农业的收益，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农村。同时，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使务农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更是一种体面的职业选择。其次，要加大对农民的技能培训，使他们不仅能胜任农业生产，还能在农村开展多种经营活动，实现收入多元化。最后，国家政策层面也应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力度，从土地政策、补贴政策等方面进行改革，确保农民能真正从务农中获得应有的回报。

总的来说，农民外出打工不务农的现象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既有农业本身的困境，也有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更有观念和教育的深刻转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既要提高农业的吸引力，也要让农村生活更具吸引力。只有当务农不再是负担，而成为一种可持续、体面的职业选择时，农民才会重新回归土地，农村才能焕发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