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屈臣氏集团重提IPO计划，这一消息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日前，屈臣氏第二大股东淡马锡控股副首席执行长谢松辉对外透露：“屈臣氏集团上市计划仍存在，具体时间将由公司董事局及管理层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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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氏集团自1841年成立以来，凭借其多样化的产品线和独特的直营店模式，在亚洲和欧洲地区成功扩展了约16,500家店铺，成为全球知名的零售商。

2014年首次启动IPO

早在2013年底，屈臣氏就曾计划在香港和伦敦两地上市，集资最多780亿港币。彼时，线下零售如火如荼，屈臣氏取得了快速发展。

公开信息显示，2013年屈臣氏的收入表现强劲，达到了1491.47亿港币，并保持了23%的增长率，占和记黄埔（现已重组为长江实业）整体收益总额的36%；息税前利润117.71亿元，占和记黄埔整体的18%。

屈臣氏作为和记黄埔旗下的优质资产，其规模持续扩大，对于擅长资本运作的李嘉诚而言，将屈臣氏分拆上市自然成为了一个水到渠成、合乎逻辑的选择。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2014年3月21日，和记黄埔突然宣布，由全球知名投资机构淡马锡认购屈臣氏控股24.95%股权，收购价格为440亿港币。而这笔生意，被称为“贱卖”。其原因是，当时屈臣氏的整体估值，在1920亿港币到3120亿港币之间。而屈臣氏最终的交易估值约1764亿元港币，大大低于市场预期。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

当时，正值李嘉诚大举扩展欧洲版图之际。比如，作为占据香港零售超市市场七成份额的巨头百佳超市，也是屈臣氏旗下的产业，但在2013年被李嘉诚评估出售。李嘉诚的这一举动在许多香港人眼中，被解读为李氏家族对两地经济前景持审慎态度，并正加速资产转移的布局。针对外界关于伦敦上市的传闻，李嘉诚曾有所提及，指出根据英国相关法规，若公司总部迁往英国，将更便于获取在当地上市的资格。

李嘉诚的这一表述随后遭到了英国媒体的解读，认为他或许正考虑将屈臣氏集团的总部从香港迁至英国。此消息在香港社会引发了轩然大波，众多民众的心目中，李嘉诚的形象经历了剧烈的转变，从往昔备受尊敬的商界领袖跌落至饱受质疑的境地，被部分舆论指责为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本土福祉的“逐利商人”。

或迫于舆论压力，李嘉诚暂缓了IPO上市，选择了低价出售股权。

重启IPO

作为投资机构，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在退出投资时，必然会采取一系列的策略和措施来确保其投资的回报和资产的保值增值。比如IPO、股权转让等。但通常能带来较高资本增值的就是IPO。这是淡马锡最为理想的变现方式，也是淡马锡极力促成的方式。

目前，舆论风波已逐渐平息。然而，屈臣氏正面临增长瓶颈的严峻挑战，加之经济增速放缓和消费者购物习惯（网购）的变化，屈臣氏亟需借助资本的力量来减轻未来市场中的不确定性风险。

财报显示，2022年屈臣氏的销售业绩出现显著下滑，全年销售额为175.79亿港元，较上一年度下降了23%，这一数字甚至低于了疫情初期受冲击最为猛烈的2020年水平。同时，公司的EBITDA（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也遭受重创，录得10.9亿港元，同比大幅下跌了59%。更为严峻的是，毛利率持续承压，已滑落至1%的低位。

2023年，在中国市场，屈臣氏集团保健及美容产品的全年收益总额为164.53亿港币（约合人民币151.45亿元），同比下滑6%；EBITDA为10.42亿港币（约合人民币9.59亿），同比下滑4%。

与此同时，在经营领域，屈臣氏近年来因价格欺诈、虚假宣传以及售后服务不到位等问题频繁曝光，导致不少消费者对其逐渐失去了以往的信任与青睐。

尽管今年3月份，屈臣氏发布换帅公告，宣布将任命陈志豪、聂薇4月1日为屈臣氏中国联席董事总经理；5月1日起，倪文玲凭借其丰富的管理经验与卓越的领导能力，正式就任屈臣氏集团首位女CEO之职。但是，随着电商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传统零售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屈臣氏数字化转型仍需加速步伐，以应对市场变化。而短期内，这种历经数年都未达到理想状态的改革，估计短期内也无法实现。

在此情况下，屈臣氏的上市之路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一方面，大环境不好。近2年来，资本市场低迷，上市破发成为新常态，企业上市估值低成为新常态，屈臣氏也难逃市场规律。另一方面，屈臣氏正在遭遇增长瓶颈，而企业高估值主要是看未来预期。屈臣氏短期内无法突破增长瓶颈，估值低也就不难理解。

屈臣氏上市意愿的迫切，可能主要源自于两大因素：一是第二大股东淡马锡面临的套现压力；二是屈臣氏对未来市场潜在风险的担忧，特别是担心可能遭遇难以预测且影响重大的黑天鹅事件，诸如全球范围内战争的爆发或经济危机的席卷等。即便是这样，屈臣氏短期内上市也要考虑上述诸多原因，并进行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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