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晚唐藩镇和五代军阀很感兴趣，打算用三到四万字的篇幅写一个系列文章，此为第一篇。

后唐同光四年（926年）的时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有个叫皇甫晖的大头兵。有天晚上他跟同袍赌钱，结果是越赌越输，越输越气，最后干脆一拍桌子，大吼一声这日子没法过了，不如咱们反他母亲的吧。

皇甫晖可能就是嘴上没把住门顺口一说，谁知应者如云，整营的大头兵都觉得造反这个买卖很妥很顶很行。于是乱兵蜂拥而出，逮住了他们的将主、魏博军指挥使杨仁晸，要求他来当造反头子。

老杨不干，乱兵二话不说就剁下了他的狗头。皇甫晖又推举杨仁晸的副将，又不从，又斩之，然后再去找效节军节度使赵在礼。话说老赵早就发现苗头不对，撒丫子就要“逾墙而走”，谁知竟被皇甫晖抓住脚脖子硬生生的从墙头拽了下来。前者将两颗头颅摆在赵节度使的面前，问他是想飞黄腾达贵为君王卿相呢，还是想被割下脑袋让大头兵们拿去继续吓唬人？

这还有得选吗？所以老赵很快就屈从了，然后被乱兵簇拥着一路攻城掠地，竟然打下了重镇邺城（今河北临漳）。唐庄宗李存勖闻讯后就觉得很离谱——要知道魏博镇军在历史上虽然非常牛批Plus，但在晚唐经过朱温和李克用的混合双打之后，早就被削成了药渣子、烂成了一堆泥，要不怎么会被他扔在贝州屯田？

尽管不太理解这帮前魏博兵为啥一造反就这么能干，但李存勖不敢怠慢，连忙派遣李嗣源率领从马直前去平叛。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李存勖的从兄，从马直是皇帝亲军，看上去很可靠了吧？谁知大军走到半路上突然哗变，裹挟着李嗣源与赵在礼合流后回攻洛阳，遂有兴教门之变。

因为一个大头兵输钱后不开心，李存勖这个五代最靠谱之一的皇帝就完蛋了，后唐这个在那个时代里综合实力最强大的王朝从此乱作一团，十年后被石敬瑭联合契丹灭国，就问你离谱不？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

晚唐时藩镇割据混战，在北方的主角当然是朱温和李克用，在南方差不多就是杨行密和钱镠。相比朱、李这对欢喜冤家，杨、钱的实力和本事都差了一大截，基本就是菜鸟互啄的水平。不过南方天高皇帝远，菜鸟也能充当巨无霸，而且啄得时间久了，难免啄出火气来，最终啄成了死对头。

天复二年（902年）杨行密以大将田頵为帅再攻钱镠，一路打得顺风顺水，将后者围困在杭州。值此危在旦夕之际，老钱屋漏偏逢连夜雨，麾下的武勇都左右指挥使徐绾、许再思突然叛乱，集兵攻打杭州内城，把费了老鼻子劲还啃不动外城的田頵都给看傻眼了。

内外交困，钱镠这个后来的吴越国开国之主怎么看都是没救了。谁知杨行密闻讯后立刻下令田頵撤围归镇，又大张旗鼓的跟钱镠联系，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后者的儿子。

正在狂揍老钱的武勇都叛军傻眼了，怎么也搞不懂这么大开脑洞的剧情是怎么上演的，但肯定能搞懂的是自己要完蛋了，于是哄然而散。

一个彻底铲除心腹大患、成为实际上的南方之主的机会，就这样被杨行密轻易的放弃了，是不是看上去很离谱？但在当时，只要是个明眼人，就没谁会觉得老杨疯了，相反还会替他点赞，认为这厮脑子还算清醒。

为啥？因为田頵啊！别看他是杨行密的部下，但也是个有自己的兵马和地盘的军阀。一旦让他灭了钱镠、占了杭州，那就也是个能跟旧主掰掰手腕的大藩镇了。所以老杨宁可留着早已知根知底的老对头继续相爱相杀，也不愿看见内部再冒出个新山头——这可没准就能要了自己的老命！

宁予外贼，不予家奴。别以为这就是一百多年前的某个老太太才能干出来的事，在唐宋之间的那一百多年里，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

大军阀反皇帝，小军阀反大军阀，大头兵不高兴了反一切——这就是那个时代里既荒谬又无比真实的一幕。所以作为既得利益者以及非常可能的受害者，宋朝的赵家皇帝怎么可能不往死里收拾这帮武夫？

不崇文抑武才怪！

在唐开元年间有个叫李筌的隐士，在看破红尘前曾当过几年的节度使。对于这段经历，他后来曾经这样吐槽过：

“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夫兴师不有财帛，何以结人之心哉。”（《太白阴经·卷五·军资篇第六十一》）

意思很简单，就是大唐的武夫非常实在——给大钱就干大活，命卖给你都无所谓。但要是钱给的不够或者干脆不给钱，临阵之际一哄而散都算是有良心的，大多数可能直接反水去砍了将主的脑袋。

但请注意，李筌当节度使是在开元年间。而在此之前，情况可不是这样的。

西魏大统八年（542年），宇文泰统合流入关中的六镇军士和鲜卑部曲，又招募汉人乡兵，建立起由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组成的新型军备组织系统，被视为后来府兵制的雏形。又经北周和隋朝的不断完善，至初唐时府兵制已经非常成熟，并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威力。

简单来说，府兵制就是秦（西）汉时期的兵农合一的强制兵役制的加强版。在这一兵役制度下，军户与民户分离，军户世代从军，父死子替。而朝廷给他们的回报，则是免费分发土地、免除税役以及取得战功后大量的赏赐。

事实上府兵的负担是非常重的。按唐制，府兵出征须自备弓刀、粮食以及“随身七事”（即服、被、资、物、箭、鞍辔和器仗），上述开支之巨就足以让一个小康之家破产。而且在府兵入营前会有军法官进行检查，每缺少一样或某个器具不合格，就得挨顿板子。所以说，穷鬼是进不去大唐军营的，在混进去前都被打死了。

更重要的是，府兵是没有军饷的，完全是自费出力甚至是出命替朝廷打仗。

那为啥初唐的府兵还闻战则喜，勇猛无比，硬生生的从河东一隅打下了总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的偌大江山？

其核心秘密就在于两个关键词，一曰世袭，二曰赏赐。

按唐制府兵分田140亩，其实与民户的待遇差不多。但问题是初唐的府兵中，很多人的家族历经西魏、北周、隋、唐等数朝，一直干的都是上阵杀敌的买卖，累积的赏赐，李渊、李世民父子也都认。这样一来，唐军中一个普通的大头兵，家有良田数百名，部曲、奴婢十几、数十人根本不是啥新鲜事——以前总有人讲府兵就是自耕农，其实几乎个个都是妥妥的中小地主。

所以名义上府兵是农忙种田、农闲训练，看上去是半农半兵。实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甩手大老爷，又多有家传的武艺和兵法可以日日操练，再加上生活优渥、身强体壮，所以战斗力爆表有什么可奇怪的？

让士兵自费替朝廷打仗，在别的朝代想都别想，但在唐朝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完全负担得起。不仅如此，按制像甲胄、战马以及槊斧矛弩之类的重型装备需要朝廷供给，私人拥有属于重罪，一旦触犯被砍了脑袋都是常事，但这条规定在初唐时根本执行不了。为啥？第一，府兵都是世袭的，家里有几件祖传的“宝甲”、“宝兵”有啥稀奇的？没准还是本朝太祖、太宗或是哪个勋贵重臣赏赐的，就问谁敢没收、谁敢处罚？就算是前朝赏的，那太祖的表弟叫杨广、大姨夫叫宇文毓……请问这乱七八糟的亲戚关系，又是哪个当臣子的能破得了的？

第二，谁让那帮兵大爷都贼有钱呢？除了朝廷要求自备的弓箭、横刀，他们还会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自行配置各种奇形怪状的副武器，比如锏、棓（即连枷）、锤等打击类钝器在当时就很受欢迎，像投矛、掷斧、飞刀之类的近程投掷类武器也很普及，此外更愿意耍大剑、双戟、短槊等非主流类肉搏武器的唐军士兵也大有人在。更别提有些烧包的家伙看不上标配的土味军服，非要在甲胄外头裹上锦袍玉带、大红披风，就问你怎么管？

事实上也没人管。唐朝的皇帝，从李渊到（早期的）李隆基普遍都很务实——只要你能打胜仗，就算是光着腚打的又怎样，难道就不算胜仗了？

第三，这帮兵大爷还贼有个性。比如按规定府兵自备的战弓拉力必须为一石，可偏偏有一大堆自恃勇力的家伙非得给自己弄个一石三斗、一石六斗甚至两石的，经常导致临阵齐射时箭矢的散布效果一塌糊涂，曾任朔方军大总管的郭元振为此还曾吐过老长的一段槽。至于军纪嘛，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打仗时令行禁止一点问题没有，哪怕身临绝境仍酣战不休、死战不退对那时的唐军而言仅是基操。可仗一打完了，哄抢战利品、掠夺战俘、谎报军功甚至干脆就在敌国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似乎也不少见。为啥侯君集灭了高昌就被下了大牢，为啥苏定方灭了百济后又弄出个“百济复国运动”？还不是这帮骄兵悍将搞“三光”搞得太狠了……

为啥李靖在军中威望那么高，因为每次战后他都分文不取，战利品统统分发给将士，所以怎么可能不得军心？

所以我们要是有幸穿越到初唐时期的战场，就会发现这支在那个年代近乎战无不胜的军队，看上去就像一群乌合之众——穿着五花八门，装备千奇百怪，大部分时间里行列不整，士兵嘻嘻哈哈，一点都不像个正经人。

然而就是这支军队，打谁都是一打一个不吱声，因为死人是发不出任何声音的。

府兵制的另一大好处，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府兵虽然是世袭的，但平常都归当地折冲府管理，而折冲府只负责组织人事和训练，却管不了统兵、征战和叙功。朝中设十六卫，是府兵执行征战和卫戍任务的统率机构，但其员额和兵源并不固定。就拿尉迟恭这个右武卫大将军来说，如果右武卫没有轮值，他就是个光领工资的空头大将军；如果需要右武卫卫戍京师或地方，根据需要会给其从各地征调数千或万余府兵；要是右武卫要出征突厥了，全军一下子就涌进三、五万人也是常事。

更重要的是，这回李世民给尉迟恭征调的可能是关中的府兵，下回就可能是陇右、河东的，再下回没准是从关东来的——反正重样的概率很低，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就是指这个。这就导致哪天尉迟恭想造把反，手底下连脸熟的都找不出几个，还反个毛线？更何况临时证调到他麾下的大头兵们都有家有业，大小也是个地主，好好的日子不过，吃饱了撑的去跟他赌命？

所以从李渊建唐（618年）到开元十年（722年）府兵制正式废除的这100多年间，谁听说过大唐有过武将造反和军队哗变？

然而府兵制虽好，但维持的要求和成本也非常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朝廷手中必须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并严格限制土地兼并，因此在经济政策上必须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根本，同时大力打击士族门阀势力；其二对外征战必须保持平稳的节奏，既不能浪战滥战，也不能长时间的不战避战。同时，府兵这样的精兵可以打不赢仗，但千万要避免大败、惨败，否则代价太惨重，谁都承受不起。

典型如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骊之战。此战唐军攻克辽东（今辽宁辽阳）、盖牟（今辽宁抚顺）、卑沙（今辽宁大连）等10城，将大唐边境从燕山推至鸭绿江畔。高句骊举倾国之兵20万死守，结果光是被斩首的就达4万余，还有7万多被抓了俘虏。

那么唐军的损失呢？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死伤加一块，刚过两千……可能有些夸张，但足见府兵的战斗力有多么可怕。

但就是这么一场辉煌的胜利，在李世民眼中却是得不偿失的，甚至因此怀念起已死的魏徵。认为要是老魏还活着，一定会阻止他干这票赔本的买卖：

“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第十四》）

为啥？因为从调兵出征到兵临鸭绿江畔，他足足花了14个月的时间。之所以不得不退兵，官方的说法是时值严冬且粮草不济，其实是在打马虎眼。因为按照惯例，府兵的征调是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像卫戍京师或内地，征期通常不超过半年，戍边最长是两年，征战则一般以一年为限。这趟远征高句骊，唐军士兵实际上已经超期服役两个多月了，那是因为大老板御驾亲征，大伙给面子。但这个面子是不可能无限期的给下去的——要是李世民想继续打下去，信不信某天早晨一觉醒来，他会发现麾下的士兵统统打起包袱跑回了家，全军上下就剩自己一个光杆司令？

实际上可能不会这么极端，但因为士气暴跌，士卒不肯卖命，甚至从此对朝廷失去信任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哪怕胜利的果实就摆在嘴边，李世民也不得不假装没看见，然后痛痛快快的退兵。

另外一个例子，跟薛仁贵有关。在前文提到的远征高句骊的安市城一战中，还是个大头兵的薛仁贵持戟悬弓，大呼冲阵，所向披靡，表现极其拉风，让李世民都忍不住为其疯狂点赞。战后，这个喜欢在甲胄外边套上白袍的烧包小将顺理成章的飞黄腾达，20多年后已经爵晋平阳郡公、官封右威卫大将军，成为大唐最顶级的战将之一。

然后就是在咸亨元年（670年），作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的薛仁贵奉命出征吐蕃，因为搞不定副总管郭待封（名将郭孝恪之子），导致了唐军惨败大非川，十余万兵马全军覆没，他本人仅以身免，战后被贬为平民。

那可是十多万最精锐的府兵啊！要知道唐朝最鼎盛的时候也就634个折冲府，总兵力仅有58万（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分别统兵1200、1000和800人）。其中关内道就设置了289府，如果加上河东道、陇右道在内的大关中地区更是达到了488府——这意味着全国将近80%的兵力，都被集中在了关中。而初唐时期对外征战征战，基本都是抽调关中兵，可以说那个空前绝后的盛世大唐，都是关中人打下来的。

结果薛仁贵这一败，把关中兵的精华损失一空，导致关陇大地上近乎家家戴孝、户户招幡。为此唐廷不得不一度撤销了安西四镇，同时对外战略由攻势转为守势，而且这么一守就守了40多年才缓过气，由李隆基主导了其后的“开元天宝拓疆运动”。

大非川的惨败，只是府兵由盛转衰的起点，但并非是致命的。只要朝廷团结一心、励精图治，以当时的武风之盛，关中府兵用不了几年就能恢复元气，根本用不着被动挨打那么多年。

可问题是大非川之败就像开启了潘多拉魔盒，从此大唐朝就没一天是消停的。先是唐高宗李治病重，皇后武氏日益权重，并在老公死后大肆屠戮李氏宗室，三天两头换皇帝玩，最后干脆篡唐为周。而在武周末年，不甘大权旁落的李唐宗室更是在神龙元年（705年）至先天二年（713年）这短短的8年间发动了4次宫廷政变——从李治挂掉到李隆基登基，大唐王朝最尊贵的那张椅子，竟在30年里换了8次主人，怎生一个乱字了得！

皇权一旦乱了套，整个王朝的运作自然就没了章法。从前隋开始直到本朝高祖、太宗、高宗持续近百年对士族门阀不断的打击、限制和制裁自然也维持不下去。甚至不少的野心家为了谋取权位，还不断对世家大族妥协、让利以换取支持，导致后者的势力在这几十年里空前膨胀，而且愈发的肆无忌惮。

而士族门阀最原始的欲望是什么？当然就是对土地和人口无止境的贪婪。刚开国时被狠狠收拾，还能忍着，等到老李家自己闹起内讧、没工夫搭理他们，甚至还需要对他们低声下气的有所求时，还会再忍吗？

所以等李隆基终于搞定皇家的那点破事，再回头一看国内简直是遍地糜烂——天宝十三年（753年）时，在全国总共900万户、5300万人口中，光是“不课户”（即失去土地无法纳税和服役的户口）就达到了356万户、2100多万人，高达三分之一以上。那么朝廷分给这么多不课户的永业田和口分田跑哪儿去了？当然是被士族门阀采用各种手段侵占去纳为“庄田”，然后向失去土地的佃户收取比公税高20倍的私税，搞得民不聊生。

更要命的是，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如今土地都被高门大族占去了，人口也成了人家的部曲和奴婢，朝廷还上哪儿征兵去？就算勉强征到了，又从哪儿弄土地作为军功赏赐？

所以从武周时期，均田制就开始崩了，紧接着府兵制也维持不下去。早在开元十年（722年）的时候，宰相张说就告诉李隆基，无兵可征的状况已经恶劣到连宫廷宿卫都凑不齐的地步了。为了救急，只能改征兵为募兵，取名“彍骑”。到了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隆基干脆彻底躺平任撸，下诏告诉诸镇节度使别再指望朝廷给你们派驻和补充兵员了，都自己去花钱招兵然后“便令常住”。

至此，府兵制名存实亡（直至唐亡，部分折冲府在名义上仍未废除，但既无兵也没器械，只养着一堆闲官），并由募兵制取而代之。

顾名思义，募兵就是花钱招兵，士兵完全脱产，以当兵为唯一职业，并靠军饷养家糊口——而这，就是其与府兵最大的区别。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只认可士农工商这四种正经的职业，其中后两种还备受歧视。而士人是要当官的，所以历朝历代都认为最好的兵源，一定是老实巴交的种田汉。

可以说铁血秦汉，就是靠一帮半职业的农民兵打出来的，巍巍隋唐——起码在开元天宝年前，亦是如此。但李隆基这么一改募兵，兵就得全脱产，成年累月的待在军营里，有地也没法种，所以哪个正经农民愿意来应募？

所以募兵制下能招到的最主要的兵源，就只剩下了一种人。这种人在汉朝时被叫做“游侠儿”，到了唐朝普遍被称为“不良人”，反正都是被主流社会人群所鄙夷、瞧不起的那种人。而无论强汉盛唐，当兵都是个令人羡慕、受人尊敬的选择。可一改成募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大行其道，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更重要的是，这种兵本就品行不端，所以谁还指望他们能摇身一变就成了文明之师、威武之师？事实上大多数朝代的大多数募兵，也就欺负老百姓有本事，遇上强敌就是送菜，因此就更加受人鄙视了：

“至是，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牴、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新唐书·卷五十·志第四十》）

不过中唐时募兵的战斗力还是有保障的。因为一支军队的传统是有惯性的，初唐时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遗泽与自信，还是大多被这支“新唐军”继承了下来。更何况还有大量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府兵，出于经济、情感或干脆就是爱好等因素应募入伍，让这支军队的风骨和风貌还留存着大量的初唐遗风。

但也只是“形似”而已，本质已经截然不同。要不然为何在府兵制下，大量的折冲府都集中在关中地区用来拱卫京师，从李渊到李隆基从未担心过近在咫尺的几十万军队会危及到自己的安全。而到了募兵的时候，李隆基却毫不犹豫的设置了十大节度使，把军队的主力统统打发到遥远的边疆，恨不得离自己越远越好？

因为在本质上，府兵制是富人当兵，最次也得是个小地主。有恒产者有恒心嘛，再加上兵将分离，那些有家有业的大头兵们对造反根本提不起兴趣，所以为啥要担心人家造反？可到了募兵制，就变成了穷人当兵，负担小、欲望高，只要给够钱替谁打仗不是打？再加上铁打的营盘不再是流水的兵，难免会兵为将有，所以凭啥不会造反？

因此募兵制替代府兵制还不到20年，安史之乱就爆发了，其实既是个意外，也一点不意外。

为啥？因为但凡搞募兵制，武将割据、造反就是必然的结果，哪怕是在把武将当猪养着、当贼防着的宋明等朝也不例外，所以爆发安史之乱有啥意外的？但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也并非无解。比如朝廷加大对军队的监察和控制力度、定期轮换统军将领、士兵尤其是基层军官适度调防等等，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可以大大延缓矛盾爆发的时间。总不至于这边刚开始招兵，那边安禄山就反了。

所以说安史之乱的爆发，肯定与募兵制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李隆基的昏聩和决策失误导致的。像有些人总喜欢叨逼叨的汉胡问题，其实根本无足轻重——叛军方面除了安、史二人外，八成以上的主力干将都是汉人；相反倒是平叛军那边几乎遍地就是“忠义蕃将”，典型如“中兴三杰”中除了郭子仪，李光弼（契丹）和仆固怀恩（铁勒）都是如假包换的胡人。

以李隆基那种用人法，如果把安禄山换成了张禄山、李禄山，弄不好会反得更早。

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李隆基大肆放权，让原本只管军队的节度使集所在州县的军、民、财三政于一体，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王国，是把唐朝弄成藩镇割据那副鬼德性的万恶之源。

其实这种指责是没什么道理的。

因为既然是募兵嘛，你就得给大头兵们发真金白银的军饷，根本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征召府兵自费参战，这就相当于朝廷凭空增加了一项巨额的财政开支。而唐朝的财政向来不怎么宽裕，尤其是关中地区因为人口激增和地形等因素，粮帛等物产向来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逼得从李世民到李隆基，动辄就得拖儿带女，领着文武百官和驻京军队，浩浩荡荡的十几、几十万人跑到洛阳去“巡幸”——其实就是长安的粮食不够吃了，不得不到外地去要饭，为此李世民还曾自嘲过自己是“逐粮天子”。

而且那还是在平时朝廷不用花钱养兵的前提下。现在再加上这笔开支（中唐时唐军军饷一般为月发粮二斛，约为200斤，此外每年还得发5次“奖金”，数额不定），估计李隆基天天去洛阳“逐粮”都搞不定，没准得一路要饭到岭南去。

所以李隆基把几乎所有的主力军队都撵到遥远的边疆去，除了害怕造反，更主要的就是留在身边他根本就养不起。朝廷养不起，就只好让地方养。但地方上士族门阀的势力庞大，本来就不怎么鸟朝廷，又怎么会甘愿出钱出力替你养兵？所以就必须授予军头们民政权和财政权，以便全方位的压制这帮家伙，否则大头兵们还是甭想吃饱饭。

所以所谓的“天宝十节度”，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妥协、不断适应现实而来的结果。

而各大节度使的兵力配备，其实也跟辖区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简单说就是有钱的地方就多养些兵，没钱的地方就只能凑合。像跟吐蕃人征战最激烈的安西四镇，因为远离内地、输送补给的成本高到离谱，本地又穷得一塌糊涂，所以额定兵力只有24000人，再多就得饿死。

所以哪怕安西四镇经常面对几十万强敌的围殴，也只能拿两万来人硬挺。像著名的怛罗斯之战，面对大食人可能高达30万的大军（不同史料记载在10～30万均有），高仙芝麾下号称有3万人，其实有2万多是葛逻禄、拔汉那等部族雇佣兵，正牌唐兵只有数千人。但就是这几千人与至少是己方十几倍的敌军血战了5天，最终还是在葛逻禄人突然叛变、被前后夹击的情况下才战败的。

而有钱的地方，兵自然就多多益善了。像在吐蕃侵唐的另一条主要路线上，即陇右、河西两镇，就常年保持十几万大军驻守的局面。原因无他，今天的青、甘、宁地区在唐朝时可是躺在丝绸之路这条财富大道上的，所以人口繁茂、物产丰富，是堪比关中的富庶地区，养这些兵自然毫无压力。更夸张的是让安禄山发家的河北——根据《通典》、《唐会要》等史籍的记载，在天宝八年（749年）的时候，河北的人口和税赋都占到整个大唐的四成左右！

这是个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河北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今天的粤、苏、鲁、浙、川这5大经济强省的合体，简直是富得离谱。哪怕经过安史之乱的一通折腾，河北照样富得流油——唐德宗时以富庶著称的淮南、江南使出洪荒之力，每年也只能勉强给朝廷供应40万石漕米，导致李适粉饰出来的那个“元和中兴”随时都可能原形毕露。也许是出于同情，一向桀骜不驯的河北军头们难得大方了一把，仅一个幽州镇就轻而易举的“施舍”给朝廷50万石粮食。

所以从安禄山开始，河北的军头就跟朝廷不对付，动辄嚷嚷着要造反，原因也就很明显了。就是河北太富，朝廷眼红，想多分几杯羹。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军头当然不干，所以自然会斗得不可开交。

但斗归斗，要说藩镇割据，还不至于。像最大的刺头河北三镇，直到唐亡之前仍坚持奉李唐为正朔，跟要篡唐称帝的朱温打得你死我活。

晚唐权相李德裕就曾非常自信的告诉唐武宗李炎：“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纪第六十四》）

所以在安史之乱后，虽然大唐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藩镇，但我们还真没法说人家说军阀、在搞割据。

因为除了桀骜不驯的河北三镇，几乎所有的藩镇对朝廷的命令都得乖乖服从，包括按时上缴赋税、听从诏令征伐、辖区内大小官吏的任免等等。就算是看上去如同土皇帝般的节度使，通常也是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甚至干脆一刀剁了，通常也无人敢反抗。

当然也不是没有军头反抗过，其中最牛批的如朱泚和李怀光，还曾将大唐天子从长安撵跑。更出名的河北三镇，更是三天两头的扯旗造反，可最终的结果如何？朱泚和李怀光都被各路平叛大军打成了丧家之犬，然后被部下割了脑袋去请功。至于河北三镇，每次都是叫唤得挺欢，要是朝廷真把大军派过来，保证比谁怂得都快。

从安史之乱到黄巢之乱的120多年间，整个大唐就是这么副德性——朝廷肯定没有当年的力量和威望，但震慑住各路牛鬼蛇神问题还不大。为啥？因为前150年的大唐实在是太辉煌、太深入人心了，普遍被视为不可替代的正统。老祖宗的遗泽，李世民的不肖子孙一吃就是百多年，还能吃得直打饱嗝。

再一个就是自安禄山、史思明被干掉之后，各大藩镇其实被吓得不轻。造反说得轻松，可只要朝廷权威没倒，谁走上这条路就一定会遭到各大藩镇的群起围殴，下场无不惨不忍睹。所以没被逼到无路可走，谁也不会闲得蛋疼去找死。

换句话说，就是在那个时候滋生黄巢、朱温的土壤根本就不存在。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禁军的神策军还非常能打，足以震慑诸藩。但自从唐宪宗李纯下定削藩的决心后，神策军东征西讨，先后干掉了夏州杨惠琳、蜀中刘辟、镇海李琦，又收魏博、平淮西、进讨李师道——战绩倒是辉煌无比，结果却把神策军的精锐老兵打光了。

从此朝廷说话的底气就越来越不足了，藩镇也越来越不像以往那样恭顺了。直到黄巢之乱一起，一切都彻底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