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合作，始于1931年9月，当时徐向前是红四军（即2个月后成立的红四方面军的前身）军长，陈昌浩为政委；结束于1936年3月，当时徐向前是西路军总指挥，陈昌浩是政委，在遭遇失利返回陕北的途中，陈昌浩改变主意离队，回了老家湖北。

在这近4年合作期间，陈昌浩深度参与了红四方面军的一系列工作，见证了这支部队的茁壮成长，功劳不可谓不大。当然，在这期间，他也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这些，让陈昌浩成了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原四方面军老干部何福圣（曾任张国焘警卫员，建国后享受副师级待遇 ，1999年逝世）在评价这位四方面军的老政委时，曾动情地说道：

“我同四方面军的一些官兵一样，对陈昌浩一直怀有复杂的感情。虽然他在回到延安时，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虽然他离世已经30多年了，可是，我必须说，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战神。”

何福圣讲了两件陈昌浩在四方面军时期的事情：

1、红军最早的“空袭”

1930年，鄂豫皖部队在宣化店缴获了一架迷航的国军的高级教练机，并俘虏了驾驶员龙文光，它被命名为“列宁号”，也是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

1931年11月，四方面军打黄安县城，并在围城40天后发起了总攻。战斗刚刚打响，只听天空中传来一阵轰鸣，一架飞机飞越我军阵地，在黄安县城上盘旋，这就是“列宁号”。

守军怎么也想不到红军会有飞机，便跑出工事迎接空投，谁知等来的却是一颗颗的手榴弹和传单。而扔这些传单和手榴弹的人，正是陈昌浩。

徐向前晚年在回忆录中也记录了这件事：当时陈昌浩害怕驾驶员不可靠，把飞机开到国军的地盘，就拿着手枪和手榴弹，逼他听指挥。然而飞机就在黄安县城上搞了这样一个大动作。

在陈昌浩的空中配合下，四方面军的黄安独立团趁机发起猛攻……

此事让陈昌浩在四方面军一战成名，徐向前晚年赞叹地写道：“他那是才27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

一个27岁的意气风发的军人，高大英俊，有文化有思想，身上带着明显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还是方面军政委，不难想象在战争年代，他一定会受到战士们的崇拜。

2、和倪志亮的一次冲突

据何福圣描述，陈昌浩当时在四方面军中的地位和威望是非常高的，甚至不输徐向前。

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说，35年9月，中央单独北上后，他曾想骑马去追中央，但“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何福圣回忆，四方面军在川北时，倪志亮是四方面军的总参谋长。倪志亮是黄埔出身，四方面军的老人，鄂豫皖时期就当过红11师师长，是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也一直都是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

年轻时候的倪志亮性格很冲，如果谁犯了错，他掏出手枪就往你脚下打，这样不会伤人，但是总能把人吓一跳，所以一般人都很害怕他。

有一次，倪志亮和前线通电话，对方说话的口气很严厉，倪志亮也没听出这人就是陈昌浩，对着电话就骂了起来，陈昌浩生气地把电话都摔了。

倪志亮还在纳闷，谁敢挂方面军总参谋长的电话，没过一会，陈昌浩就带着几十个警卫员冲进了倪志亮的房间，拿起马鞭就朝他身上打去，说：“倪志亮啊倪志亮，你连老子都敢骂？！”

倪志亮连忙认错，把隔壁院子里住着的张国焘也惊动了，张国焘到后才把陈昌浩拉住。

从这件事，我们能看出陈昌浩的地位和威望，也能看出他当时确实年轻，干事有些冲动鲁莽，表现得并不是非常成熟。这样的事情，放在其他级别不如他的政委身上，恐怕都会被更好地解决。

人们在谈起陈昌浩时，总会自然而然地把他和张国焘放到一起，似乎他们始终是绑定在一起的。但在徐向前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的关系也是经历过几次大变化的。

早期的陈昌浩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张的，比如在和中央的意见发生分歧时，原本支持北上的陈昌浩，在收到张的电报后就变了卦，这成了中央决定单独北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中央单独北上后，曾来电报要陈昌浩带着右路军其他部队北上，但陈昌浩坚决不肯。

后来四方面军在南下后遭遇了一系列的困难，陈昌浩便渐渐分化了出来。尤其是在岷州会议上，陈、张因为北上后的行军方向发生了分歧，陈昌浩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而张国焘的意见则罕见地被否定了。

徐向前回忆说：“这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当时张国焘南下不成，身上有很多包袱，被陈昌浩这么一弄，当着众人的面落泪，说自己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做监狱，四方面军的事，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徐向前认为，陈昌浩这时候和张闹得这么僵，“似乎有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

后来，西路军遭遇失利，陈昌浩和徐向前一起返回陕北，途中，陈昌浩遇到了一位湖北老乡，便放弃了和徐向前一起返回陕北，而是返回了湖北。

胜败乃兵家常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擅自脱离组织问题就有些严重了。

关于陈昌浩离开的原因，徐向前的说法和何福圣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徐向前的记录是：

他们途中遇到陈昌浩的老乡后，当晚徐向前还和陈昌浩说：明天早点起，好走哇！陈昌浩答应得很痛快，但第二天徐向前喊陈起床的时候，陈却变了卦，说自己太累了，要休息几天再走。

徐向前认为陈昌浩有老乡掩护，自己的口音也不对，留在这里太危险，便单独上路了。

两人再见面是在37年8月的洛川会议后，两人在洛川街头偶遇，陈昌浩“见到我很热情、激动，问长问短”。

陈昌浩对徐向前说，分手之后，他本想休息几天再回陕北，但生了一场大病，只好留在老乡家治疗，病愈后老乡把他送回了汉阳老家，养了一段时间后，陈昌浩便又回到了陕北。

何福圣的说法是：

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西路军后，陈就生病了，不久，他们遇到了湖北老乡但复三，老乡叫陈昌浩留下养病，陈昌浩见自己高烧不退，便要徐向前先回陕北。

在养病期间，陈昌浩改变主意，决定不回延安回老家。何福圣的意思是，陈昌浩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如今却如此落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落差。在但复三的护送下，陈昌浩辗转回到了湖北，但他却过家门而不入，直接去了鄂豫皖根据地的英山，打算在那里重整旗鼓。

但是，四方面军当年留下的红25军，已经在徐海东等人的率领下离开了，而国军在鄂豫皖搞得十室九空，革命力量已经消亡殆尽，重整旗鼓非常困难。

就在陈昌浩犹豫之际，全面抗战爆发了，他于是便决定前往陕北。

这两个版本的说法是有差别的，如果按照后一种说法，陈昌浩离开是客观原因居多，而他此后回老家重举义旗，仍不失为一位响当当的硬汉子；但是作为当事人和亲历者，徐向前的话显然更有分量。

对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来说，他们更愿意相信何福圣的这个版本，毕竟这更像当年那个坐着飞机“空袭”黄安县城的意气风发的陈昌浩。

陈昌浩去世于1967年，1984年，徐向前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在书中，徐向前对陈昌浩做了非常正面的评价：

“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

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青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作自我批评。”

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