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26年,乐安城外,一向高傲的汉王朱高煦,谋反失败,出城投降。此刻的他伏在地上,被一位御史骂的浑身战栗,不敢抬头。
这位御史也因此一骂成名,自此进入明宣宗的视野,开始在仕途上有所展现。更让当时在场的很多人想不到的是,二十三年以后,这个御史出身的文官,会成为挽救大明帝国的关键人物,重新为大明续上一百多年国祚。
此人就是于谦,一个非常著名且非常悲剧的人物。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
这件事过去以后,明宣宗钦点于谦为巡按御史,负责巡按江西。
按照大明的官制体系,巡按御史属于京官,工作地点在地方,这个岗位虽然等级比较低,权力却非常大。
相当于朝廷常驻地方特派员,任何地方的工作问题,巡按御史都有权向朝廷启动弹劾机制。
于谦在江西四年,工作出色,文献记载:平反数百起冤案。
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我们可以这么看,于谦并非是专门派过去处置冤案的,所以处置上百起冤案,纯粹是他的工作能力出色的结果,是他平时工作中的意外成果。
也就是说,能否发现冤案,是一个概率上的问题,既然是概率上的问题,那就说明冤案,不会只发生在江西。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在彼时的大明朝,这是一个普遍性存在的问题。只不过,江西有于谦,所以这个上百起冤案,才能被查出来。
遗憾的是,在明史的记载中,当时的明朝各地,只有这么江西取得了这样一个“成就”。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于谦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他不会装聋作哑,也不会尸位素餐,更不会草菅人命。
在大明朝的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实在不多,甚至是稀少,而且站在上帝视角,我们会看到,他们的结局惊人的相似。
四年以后,巡抚制度开始试点运行,作为一名出色的巡按御史,于谦再次被明宣宗点名,巡抚河南、山西。
这是他第一次主政地方,而且一管就是两个省。
于谦接受了这次考验,这份工作他一共干了十九年,在任期间,他轻装骑马,探访各地风土人情,跟乡老会谈,几乎走遍了辖区内的每个地区,并且尽其所能的解决了他所发现的问题。
鉴于篇幅的问题,关于他工作的细节我们就在赘述。
我们要说的,是这十九年背后的故事。
公元1435年,明宣宗去世,他那九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皇位,成为帝国的掌控者。
明英宗虽然年幼,但明宣宗在去世前,已经为他搭建了强大的辅政团队,前台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幕后有老祖母张太后支持。
所以小皇帝即不用操心朝政,也不用担心大权旁落。
朱祁镇(1427—1464),即明英宗
然而1442年以后,形势开始发生了剧变。
这一年,被称为“女中人杰”的张太后去世,随后的四年里,三杨也先后离世,小皇帝终于失去了约束,大小事务开始交给宦官王振打理。
大明朝第一个宦官专权时代就此来临。
这就意味着,于谦的工作,不太好开展了。
在嘉靖之前,巡抚是一份临时性的工作,有事设置,事毕撤销,而于谦之所以能够巡抚山西、河南,并且一干就是十九年,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则是因为他工作出色,深得地方民心,以至于他被王振打压,打算明升暗降,调任京官的时候,被地方民众上书挽留,甚至连当时的藩王周王、晋王也上书要求于谦留任。
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为人过于清廉,丝毫不动得变通。
按照当时不成文的官场惯例,地方官凡是到京师汇报工作,都会给王振带点伴手礼以表敬意,一百两白银是基本要求,如果是一千两,则可以获得跟王振本人共进晚餐的机会,醉饱而归。
于谦对此不屑一顾,或者说,根本没钱。
于是他就得罪了王振,毕竟,给领导送礼的,领导未必记得住,但没有送礼的,领导一定印象深刻。
很快,就有好事者弹劾于谦,说此人常年驻外地工作,多年不得升迁,心有不满,居然趁着入朝的机会推荐他人,以从中渔利。
被于谦推荐的这俩人,一个叫孙原贞,时任河南右参政,一个叫王来,时任山西左参政。两人为官清廉,执法公正,跟于谦完全属于一个频道里的人。
这里边尤其要介绍一下的是王来。此人早年受杨士奇推荐,出任山西左参政,相当于布政使的副手。其工作能力不能说出色,也可以称得上懒政克星。
因为文献记载,被他杖毙的不作为的县令,前后达到十多人!
于谦被弹劾以后,火速入狱,并且火速被判处死刑,然后坐等秋后问斩,效率高的离谱。
这也说明,当时的朝中,实在是无人可用,无人可以仗义执言了。
最终挽救于谦的,还是他多年主政的河南、山西。
当地百姓听说他入狱即将问斩,群民共愤,纷纷联名上书,为于谦鸣不平。
我翻了翻明史,这种事在大明朝,还是第一次出现。
于是朝廷御史、言官也纷纷上书为于谦求情。就连藩王也为他求情。
舆论影响很大,王振也难以平息。
事情的最终结果很滑稽,王振表示,案件判决没问题,但人抓错了。
此于谦,非彼于谦。有罪的是另一个叫同样名字的于谦,不是我们的巡抚于谦。
于是,于谦被放出,后来又在百姓的呼声中官复原职,回到河南担任巡抚,他跟王振的人生第一次正面冲突就此结束。
当然也是唯一的一次冲突。
因为,1449年,瓦剌部在也先的带领下进犯,怂恿明英宗亲征的王振,在土木堡之变中,死于乱军之中。
此时的于谦,刚刚在上一年结束了他的巡抚工作,调任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
关于土木堡之变以及后来的京师保卫战,在这里就不在赘述,我们要说讲的是另一个故事。
历史的走向就是这么的离谱。
如果没有瓦剌的入侵,明英宗起码要稳稳在位十五年,而王振——如果他身体没什么大问题的话,极有可能要专权对应的时间。
如果是这样,于谦也就没有那次力挽狂澜的机会,也就不会走到历史的前台,建功立业,成为后世敬仰的楷模。
当然,尽管仕途上会有所延缓,甚至很可能因为得罪王振而被贬官,但至少,不是后来的那种结局。
瓦剌入侵,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了一系列蝴蝶效应:明英宗御驾亲征,二十余万明军精锐在土木堡全军覆没,皇帝被俘,两个尚书,一个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三个侍郎,以及一众文武官员五十多人全部丧生。
整个朝廷,突然空出了一半的岗位,包括上边那个皇帝宝座。
不仅如此。
一些人也迎来了他们命运的转折。
石亨,大同守将,在大同之战被瓦剌击溃,单枪匹马跑回京师,被于谦推荐,参与京师保卫战。
徐珵,翰林院侍讲,一个五品的小官,在土木堡之变传到朝廷时,力主南迁,被于谦等人劈头盖脸一顿骂。
注意,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个站出来表示要南迁的人。
所以,在京师保卫战胜利以后,力主南迁,也成为这哥们多年的人生污点。
不仅如此,连代替明英宗临时即位的明代宗也记住了他。
几年以后,于谦推荐他做国子监祭酒,明代宗表示:这不就是那个主张南迁的家伙吗?让他做国子祭酒,别给监生们带坏了。
徐珵没辙,后来经户部尚书陈循点拨,改名徐有贞。
搞笑的是,明代宗显然只记住了徐珵这个名字,所以徐珵改名徐有贞以后,果然突破仕途瓶颈,被派去治理黄河,后来治理有功,回来一路晋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另一个人物叫曹吉祥,此人确实比较吉祥,因为他曾经是宦官王振的同党,但是在土木堡之变发生,王振同党被清算以后他,他居然被遗漏了。
大明朝有宦官监军的惯例,曹吉祥也不例外,但是别人去外地监军都是为了敛财,此人不仅敛财,还注意在工作中搜集武器,从军队中挑选精壮,养为家兵。
这个习惯在日后差点提前送走了明英宗,我们这里先埋个伏笔,下文单独讲。
之所以单独拎出来这三个人,是因为在八年以后,这三个人怀着共同的目的,发动了一场旨在改朝换代且影响深远的政变,这就是夺门之变。
在夺门之变中,被软禁在南宫的明英宗复出即位,病重的明代宗一个月后撒手人寰。
对很多人而言,这件事并没有动摇他们在朝中的根基,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皇帝,多了三个权臣,但对于于谦本人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性的事件。
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当初力主拒绝跟瓦剌谈判,并主张拥立明代宗即位的主战派,毕竟,拥立明代宗,不仅是朝中大臣们的一致决定,同时也得到了孙太后的支持。
最大的原因,还是我们文中前半部提到的, 于谦个人的性格问题。
江西那么多冤案,难道只有你于谦一个人眼睛不瞎?
大家都坚持给王振送礼,为何你要标新立异、剑走偏锋?
尤其是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徐有贞在改名之前,曾经通过于谦的门生向其谋官,而于谦居然真的不避嫌的向明代宗举荐,最后还是因为明代宗记起此人当初力主南迁,才给与拒绝,也许,徐有贞真的有他的某种才能,才让我们的于大人不计前嫌,为其引路。
然而,这件事的结果居然适得其反,因明代宗拒绝,于谦也懒得解释,徐有贞居然就此认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并从此忌恨上了于谦。
与此时对应的是,瓦剌退军以后,一众有功人员都得到了封赏,其中,石亨不仅封侯,其家人子弟也跟着多有提拔。石亨眼见大家都得到了好处,挺过意不去,于是向明代宗推荐于谦的儿子为官。
按说这个要求并不太过分,毕竟这属于当时的常规操作,明代宗也是欣然同意。
然而谦居然主动上书,表示自己的儿子没啥才能,不敢滥领功劳,还是不要做官的好。
明代宗没啥意见,但石亨却从此心怀不满。
原因很简单,你自家儿子不敢滥领功劳,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定性?
至于曹吉祥,早就在于谦的弹劾范围之内,心怀不满也是早已有之。
所以,于谦的死,就成为了某种必然。
毕竟,有你于谦在,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活?有你于谦在,日后我们还怎么贪污腐败?
实际上,后世很多人,将于谦的死,归结于明英宗的腹黑。
而实际上,且不说杀于谦,就连明英宗的复位,都完全是一种被动而为之。
夺门之变,纯属石亨三人的一场投机行动。
因为,尽管存在立储之争,但当时的情况是,明代宗病重,唯一的儿子也不幸夭折,尽管关于新皇位的继承人问题存在争议,但至少明代宗的时代很快就要过去。
常规操作,无非就是等老皇帝挂掉,然后或者是外地藩王,或者是前太子(明英宗之子)即位,明英宗继续做他的太上皇,大明的政权实现有序交接。
只是,如果这么一来,石亨三人也就没啥出头之日,换了新皇帝,首辅还是于谦,他们就只能继续被压制。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被囚禁的明英宗拉出来,重新推上皇位,然后挟拥戴之功,劝立足未稳的明英宗杀掉于谦。
推明英宗复辟只是第一步,杀掉于谦,重新瓜分权力资源,才是这项投机活动的完整结果。
这两者,缺一不可。
至于于谦死于什么理由,其实已经不重要。
正如于谦本人所说的那句一样:“亨等意耳,辩何益?”
公元1457年正月二十三,于谦被斩,抄家时,家无余财,只有当初明代宗送的几件官服。
于谦之死,最大的影响并不只是他本身。
当初明成祖杀方孝孺,至少是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问题,而于谦,作为拯救大明朝的功臣,最后居然被他一心维护的皇权给杀掉。这件事加剧了文官集团的避祸心理,救国,不如救自己。
文官集团的集体沉沦,大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我们看到,明末,后金前后其次攻到北京城下,在京畿一带跑马劫掠,居然再无文官站出来主持大局。
到明朝末年,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
一切皆始于于谦之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