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一物降一物，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它的一套法则，彼此之间相生相克。清朝时期，百姓、官与洋人之间，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石头、剪刀、布的游戏。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用现代化的武器打开了国门，甚至慈禧连自己的脑袋差点都没保住，只能对洋人“心服口服”，上传下效，清朝官员见到洋人都低一头，怕他们不满意告到高层那里，自己丢官丧命。

1870年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处理一桩案件，案件很简单：因为洋人触怒民众，导致这些民众杀死了20几名洋人。这事儿在当时可不是件小事，为了尽早解决，曾国藩没问清缘由就直接抓了几十名同胞，问都没问就立即处死。

“民不与官斗”，这句历尽沧桑、饱经忧患提炼的俗语，透露出升斗小民多少无奈和悲哀。与官斗总是必输无疑，因为力量的悬殊，决定了官民之间的矛盾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解决。所以普通百姓多以“忍”为上，社会之所以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保持“稳定”，正是以老百姓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为前提条件的。

但洋人为什么会怕平民百姓呢？因为在百姓眼里，那些洋人并不是权势的象征，只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异族人，并抱着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

三元里的民众曾经自发组织起来，抗击外国侵略者，让他们感受到中国老百姓的威胁。在战斗中，三元里老百姓吼出时代最强音《申谕英夷告示》。他们警告英军，若敢再来，“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害也！”

太平军名将李秀成挥师上海，两次与美国人华尔组织的洋枪队激战，两次均击败洋枪队，还打死了洋枪队头目华尔。义和团运动更是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与西方侵略者进行了一场英勇抗争。还有各地零零散散的杀洋人事件，都让他们觉得清朝官员是好欺负的，但是中国老百姓是不好欺负的。

现如今，这一规律变化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