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上将与妻子李玲的感情非常深厚。

他们夫妻彼此相互扶持着走完了一生。不过，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中，刘震和李玲曾因孩子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刘震于1915年3月出生在孝感县（今孝昌县）刘家嘴一个贫农家庭。

刘父刘德显，母亲汪氏，夫妇俩一生尽管勤劳苦干，但仍难以糊口度日。刘震5岁那年，汪氏积劳成疾，离开人世。

5年后，刘父哮喘病又发作了，家庭生活越来越艰难。这样一来，刘震7岁读私塾，10岁就辍学。

后来，刘震在家就帮父亲干家务活，俨然成了一个小大人。

1926年底，刘父要儿子去学木匠手艺，刘震听话照做，从此开始了学徒生活。

1927年，北伐战争影响到孝感，少年的刘震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31年，刘震参加红军，分配在陂孝北县红军游击大队当战士，从此他开始了戎马生涯。

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秋，刘震任344旅独立团团长。这年，部队来了几个女同志，李玲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玲从抗大和延安女大毕业后，一直向往着抗日前线烽火连天的战斗生活，于是就主动申请去前线，同行的有一百多人，其中女同学四、五人。

李玲一行于1939年初来到八路军总部，春节过后，刘少奇亲自谈话，确定分配一部分同志去新四军工作，在途经冀鲁豫时，同杨得志、刘震等同志率领的八路军344旅一部相遇。

因工作需要，李玲与几个同志被组织上留在了344旅，分配在政治部工作。

当时，李玲经常从同志们口中听到有关刘震的情况，知道他是一个作战勇敢、经常打胜仗的指挥员。

后来不久，为了开辟和扩大敌后根据地，上级将边区部队统编为冀鲁豫支队，刘震任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李玲到支队随营学校任文化教员。

因工作关系，两人慢慢有了接触。

当时部队经常执行作战任务，很少有固定驻地。每当部队分开行动时，刘震便给李玲写信，谈工作、谈理想。

终于有一天，刘震对李玲表露了心意。

1941年4月，刘震和李玲经组织批准结为革命伴侣。

在李玲看来，刘震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

李玲怀第一个孩子时，刘震时常在晚饭后陪妻子散步。

有一天刘震因有事，李玲一人出去随便走走，不一会功夫，天下起了小雨。

刘震让警卫员给李玲送来雨具。回来后，刘震对妻子说：“听人讲，女同志怀孕时不能淋雨，否则对大人小孩都不好。”

李玲听后，既惊讶又感动！

刘震从小失去母爱，参加革命后又长期忙于行军作战，戎马倥偬。婚后，李玲的温柔照顾，让刘震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宁和幸福。

1941年秋天，天气渐渐的凉了，李玲把当年由老家投奔延安时带出来的一件旧毛衣拆了，给刘震织了一件新毛衣。

刘震他穿上后非常高兴，逢人就说：“看，这是李玲给我织的毛衣。”

平日里，刘震对子女既疼爱又严格要求。他总是教育孩子们要努力学习，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尽管刘震非常疼爱孩子，但由于他以毕生的精力献身于革命，实际上对孩子们照顾得很少，他常常为此感到内疚。

刘震和李玲的大孩子出生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代，那时部队经常行军打仗，随时要应付日军的突然“扫荡”，很少有固定的驻地，有时一天就要换一两个地方。

1942年10月，大孩子小兵刚满四个月的一个早晨，李玲正在喂奶，警卫员急匆匆地跑来说：“快走，首长已带部队转移了，叫你抱上小兵赶上去。”

李玲急忙收拾东西抱起孩子就走，好不容易才赶上部队，差点耽误了部队的行动。

在行军途中，李玲艰难地抱着孩子跟进，偶尔孩子啼哭要制止也是不容易的，这就会影响部队的隐蔽行动。为此，刘震不止一次的动员妻子把孩子丢下。

可李玲因舍不得孩子，一直未同意。

刘震就反复做妻子的工作，在他的劝说下，李玲提出：“要留，我就和孩子一起留下。”

话一出口，刘震就严厉的批评道：“你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怎么能随便离开部队呢？孩子留给老乡，还可以找回来，即使有意外，我们还年轻，将来还可以再要孩子。”

刘震见妻子还在犹豫，就耐心地对她说：

“我理解你作母亲的心情，我也不是不疼爱孩子，但现在是战争时期，作为一名指挥员，我要对部队负责，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负责。我们虽然是孩子的父母，但我们首先是革命军人，必须首先服从革命斗争的需要。”

其实，这些道理李玲也懂，只是舍不得孩子。

考虑了许久，李玲同意了。

就这样，夫妻俩给孩子改了姓名，交给了一个可靠的姓田的妇女，当老乡把孩子抱走的那瞬间，李玲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此后，344旅行军作战再次路过这个村庄时，偶然碰见老田抱着小兵站在村口哇哇的哭，李玲立刻接过孩子紧紧抱在怀中。

后来作战越来越紧张，仗也越打越多，部队走南闯北，条件更加艰苦，孩子只好临时送走又接回，接回又送走，来回往复。

大孩子就这样在动荡不定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刘震常为此感到痛苦和内疚。

刘震是个工农出身的指挥员，他深知知识的宝贵与重要，常常因为学习而废寝忘食。

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刘震总是一回到家就抱着书本不放，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晚上一直到深夜。

妻子催他早点休息，他说：“战争年代没有时间学习，现在和平了，我们这些老同志能进军事学院学习是很幸运的事，一定要刻苦学文化、学军事，弥补知识的不足，否则将来怎么指挥现代化战争呢？”

刘家有一本《四角号码字典》，都被刘震翻烂了，李玲一直仍珍藏着。

睹物思情，每当看到这部字典，李玲就会想起刘震伏案苦读的情景。

据李玲回忆说：

“他不仅自己学，还带动我和孩子们一起学，他经常就某个字、某个问题同我一起探讨。在他的影响下，全家人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我们经常在饭桌上、电视机前讨论学习上的问题。”

热爱学习，勤于笔耕，这就是刘震留给全家人宝贵的精神遗产。

刘震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党和毛主席的信仰从未产生过动摇。战争年代，党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和平时期，无论组织上要安排他做什么工作，他都毫无怨言，从不讲条件。

1973年，刘震恢复工作，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因一些原因，作为军区主管训练的副司令员，不能参加常委，但他仍如往日一样默默无闻地工作，专心抓自己分管的事情。

刘震对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却很少考虑自我。

他有病，自己从来不开口，每次都是妻子发现他的病情并督促他去医院检查、治疗。

刚调新疆工作时，刘震为了把自己在特殊年代的损失夺回来，日以继夜地苦干，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还不休息，毫不顾及自己被摧残的身体。

当妻子发现他鼻子突然肿大，紧催他去检查时，刘震说刚来工作就去看病，影响不好。在妻子反复说服下，刘震才去医院做了检查，排除了鼻咽癌。

1981年，刘震出现尿血，很长时间没当回事，在妻子再三劝说下，他才去检查，结果是膀胱癌，手术整整做了四个小时。

每当想起这段事，李玲就感到十分伤心。

刘震和李玲共同生活了50余年，太多的感情不是只言片语就能描述完的。正如李玲所说，刘震永远活在她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