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长盛不衰的。
比如明朝的卫所制度。
纵向对比,明朝的卫所制度可以说自秦朝以来最先进的军事制度,没有之一。它既解决了武将专权的问题,也解决了军队的供养问题。
难怪乎朱元璋曾经放话:“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老朱固然是有这个底气,但他不会知道,到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在跟后金的作战中,十几万明军打不过几万金军的情况比比皆是。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朝初期,它的运作模式其实可以理解为:将隋唐的府兵制和古代的屯田制相结合。
卫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分布在各地,隶属于三省制度中的都指挥使。一卫大约5600人。
卫下边设置五个千户所(前后左中右),千户所下分为十个百户所,一个百户所下再分两个总旗,每旗五十人左右,另外掺杂小旗十人。
卫所平时由各省的都指挥使管理,统兵权则属于五军都督府,调兵权归属于兵部。
遇到战争,由兵部负责调动,从五军都督府派遣一名武将,一般叫总兵官,然后带着卫所的驻军参加战斗。
“将不专军,军无私将”
这么一来,既不用担心将领长期带兵,形成依附关系,也不用担心兵将长期分离导致的类似于两宋那样战斗力低下的问题。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大明对于卫所会专门划归一部分土地,土地由士兵负责耕种,所有士兵的军费支出由土地产出承担,类似于曹操当年搞的“屯田制”,好处就是军费不需要大明财政承担,实现自给自足。
洪武二十三年(1390)时,全国共有内、外卫547个,所2563个,按照标准制度此时全国的明军一共306万左右,如此数量庞大的军队,朱元璋依旧可以豪气的来那么一句:我养兵百万,不需要耗费百姓一粒米。
朱元璋真不算吹牛,在明朝永乐年间,军屯田亩数,突破了8900万亩,所贡献的屯粮更是突破了2300万石,堪比北宋时期全国一年的粮食总收入。
按说一切都挺好,那么为何运行到后来,能征善战、所向无敌、而且军费自给自足的明军,战斗力越来越低下了呢?
这就得先聊聊军户制度。
大明的士兵,一日为士兵,终身为士兵,如果士兵战死,那么就从其家属中再抽调一名丁壮为士兵,这样的世代从军的家庭,就叫军户。
具体来说,每家要出两名男丁,一名为正军,也就是直接参与战斗的兵丁,另一名叫余丁,负责为正军提供各种辅助。
正军战死,余丁替补,然后再从军户家中抽调一名作为余丁。
有朋友可能会问,如果家里就一个男丁或者只有一个小孩子咋办?不要紧,给他挂个名,称为“幼丁”,然后等他长大以后继续从军。
也就是说,除非绝户,否则世代为军,当初的花木兰就是这样替父从军的。
还要补充一点,军户和民户是分开管理的,明朝三司中的承宣布政使司,负责管理民政,而军政则单独归属于都指挥使司管辖。
抛开两者的职能来看,放在和平时期,其实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布政使和都指挥使各自独立的管理着一批种地的农民,区别不过是,前者是民,后者是兵。
对了,平民尚且可以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军户世袭者不得参与科举考试,后来规定每家只许有一名生员。。
这个制度在明初之所以很有市场,主要源自于一个原因:地多,人少。
改朝换代嘛,必然是要牺牲掉很大一部分人口,所以大明可以划出充足的土地给军队使用。
但是到明朝中期,这个优势就不存在了。
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可以可以通用几百年的,甚至一百年都不到。
随着和平时代来临,战争逐渐减少,新一波的土地兼并又开始了。
区别无非是,平民的土地被富起来的地主给兼并,而军户的土地则慢慢被管理他们的军官所兼并,毕竟,军户是世袭的,卫所制度下的千户长、百户长们也是世袭的,比如前文提到的毛文龙,其实就是世袭的百户长。
甚至,后者的兼并来的反而更快,更严重。
平民是按照税率交税,军户耕种的屯田则是全部上交,然后由上级统一以军饷的名义下发。发多发少,那还不是上级军官一句话的事。
然后军户虽然还是军籍,实际上已经沦为佃农,连自耕农都算不上。许多人被迫沦为军官的奴隶,不仅要耕种军田,还要负责给军官们耕种土地。
而且这些军户,除了军饷和装备是由军田供给,其余的军服装备,都得自己提供。军户的生存环境以及待遇因此越来越恶化。
而且为了减少军户的逃往,参加明军的士兵往往是远离家乡,异地驻守垦地,他们既不能满足回乡的愿望,也不能在当地获得归属感。
于是就有了逃兵。
逃兵,自古有之,毕竟总有人不想上战场的,所以即便是在朱元璋时期,逃兵现象就已经出现: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逃亡者共计47986人。
然后到了正统三年(1438年),逃兵数量居然达到了1633664人!
嘉靖八年(1530年)对全国的兵籍进行过一次统计,全国在编士兵居然只有97万。逃亡士兵达到在编士兵70%左右 ,一些外地驻军的数量只剩下原来的一半。
逃,并不能解决问题,按照大明制度,一名士兵逃往,能抓住则抓回,抓不住的,就从其亲属中找人递补,当然了, 按照封建官僚的传统做法,自然又免不了一番鸡飞狗跳。
然后就牵连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破败。
不仅如此,由于军户世袭制,如果不是发生诸如梁山伯和祝英台那样的爱情故事,民户绝不会跟军户通婚,所以军户的繁衍只能在内部横向选择。
这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兵源越来越少。
明初动辄几十万骑兵深入大漠的盛况就很难出现了,尤其是从土木堡之变开始,为了抵御瓦剌军队,大明在短时间内很难从卫所征调足够的兵力,于是只好开始募兵。
到嘉靖时期,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比如倭寇肆虐沿海一带,大明居然没有拿得出手的军队,最后只能由戚继光等人招募军队,由朝廷拨款进行单独训练和作战。
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由矿工和农民组成的戚家军满编五千多人,前后创下斩首十万级的战绩。
所以看过《大明王朝1566》的朋友都会发现,剧中一个很大的情节,就是如何从捉襟见肘的国库中筹措军费,以供应给东南沿海的抗倭。
所以第二个问题也从这部剧中发现了。
募兵,它需要朝廷出钱供应,但是嘉靖年间的大明,已经没有充足的财政来供养军队了。
所以就有了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改革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筹钱,增加国库收入。
但是很不好意思,万历年间还有个三大征,比较有名的就是为了驱逐日本进行的朝鲜战争。
所以一条鞭法改革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家底又给花光了。
戚家军让大明看到了职业军队的优势,于是后来在东北前线,明朝又先后招募了以辽东人为主的辽东铁骑和关宁铁骑。
关宁铁骑由袁崇焕招募,防守关宁锦战线,是抵御后金入关的重要军事力量,在1629年的己巳之变中,两万关宁铁骑将皇太极的数万金军死死阻挡在被京师城下,然而等到袁崇焕被下狱,关宁铁骑哗变返回山海关以后,四万勤王军队在永定门被皇太极一战颠覆,全军覆没。
实际上,大明朝最后三十年的国祚,就全靠这几支职业军队尤其是关宁铁骑来维持了。
所以在看明末历史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拥有两京十三省的大明,为何打不过一个偏居东北的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