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国经营报2016-01-24 21:07:22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布成立。由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亲手缔造的这个红色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并且很长时间是美国在这世界上的唯一对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1年的圣诞节那天，它的最后一任国家元首戈尔巴乔夫亲手埋葬了这个帝国。作为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苏联曾经给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尤其是底层人民带来新的希望，人民希望这一药方能够根治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社会不公等人类社会的痼疾。但随着历史的诸多谜底被解开，人们发现的只是无数阴谋与罪恶。说到底，在任何以牺牲个人利益与自由为代价的土壤上，都不会开出整体社会的幸福之花。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历经20多年的酝酿与斗争后，终于作为一个国家正式诞生于人类历史中。站在这个庞大帝国解体20多年后的今天，回望那段赤色力量初起于沙俄病躯，并最终将杂糅着梦幻和铁血的理想付诸于现实的岁月，人们往往会震慑于历史的强大解构力量：曾经的豪言壮语和美好梦境的背后，何尝不是扭曲的理性压倒人类价值所导致的残暴与灭绝人性？建筑于人性和自由基础上的包容与宽让就理应被国家的强大与辉煌所取代？
托克维尔在19世纪就已经预言了20世纪的人类戏码。他将美利坚与俄罗斯称为人类世界最后的两个伟大民族，认为他们最终将突出于各国行列之前。
直至今日人们都在赞叹托氏预言之准确，20世纪恰恰是这两个民族的世纪。但更加重要的则是托氏对预言的阐释：美利坚人与一切的禁锢斗争，而俄罗斯人则与人类相斗争；美利坚人的胜利是依赖农夫的锄头，俄罗斯人则仰仗战士的利剑。
回过头来再看苏联走过的时代，托氏何其睿智！最终，手持利剑与人类做斗争的俄罗斯用帝国的解体宣告失败。站在今天回望苏联的历史，理应明白，任何凌驾于人性的所谓理想和宏愿，都只是用来隐藏祸心的华丽外衣。
列宁成为列宁
托洛茨基说，旧《火星报》时期（1900——1903年）对未来列宁的大部头传记作者将引起特殊的心理兴趣，因为正是在这短短的几年内列宁成为列宁。
读过托氏那本《论列宁》的人都知道，他所称的列宁的转变便是在后来发生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之间的那种巨大分野最初出现于《火星报》编辑部内之后的事情。在《工人报》被查封之后，这家报纸成了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前身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1902年的秋天，托洛茨基来到编辑部所在的伦敦，加入到这个团体中来。这两个都曾被沙皇囚禁和流放的革命者第一次见面时天还没亮，托洛茨基的敲门声将列宁从床上揪了起来。
不得不说，经历了囚禁和流放之后他们两个能在伦敦会面也算一个奇迹。沙皇固然专制残暴，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文字便可明了，但其手段同日后使出的余粮征集、红色恐怖、大清洗、古拉格劳改营、克格勃、精神病院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若无戈尔巴乔夫用改革在客观上不流血地化解了这一团浓重的血腥和残暴，从而让这个赤色体制留下一个虽不被近世理解却足以泽被长久的结尾，苏联统治者们九泉之下恐怕将更无颜面见历代沙皇。
托洛茨基这位虽也在后来的红色恐怖中用血腥的镇压染红了双手却一直被后世惋惜的革命者，第一次见到列宁时就在观察这个人并思考着革命的未来。相信他并未想到俄国在未来百年间将经历人类历史上黑暗远多于荣光的一段。而他眼前的那个人就将是这段历史最重要的开创人。在那个漆黑的凌晨，他们做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各自休息。早上，列宁带着托洛茨基在伦敦城里逛了一大圈，向他介绍各个景点。托洛茨基记得，当说起那些足以让人赞叹不已的东西的时候，列宁总是强调“他们的”————这是他们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这是他们的大英博物馆。当他们谈到德国的大炮和法国的飞机时也同样是这样。托洛茨基感到，列宁口中的“他们的”意思就是“敌人的”。他后来感到，列宁总能感到一种剥削阶级的阴影在笼罩着整个人类文化，他总能感觉到它，就像总能感觉到光明一样。当然，若考虑到后世解密文件揭示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受到了德国皇帝的领导和资助这一事实，列宁的话就更有了一种不计任何代价夺权的坚定信念，哪怕这种代价是国家利益的受损。在当时，这种看上去十分“坚硬”的信念自然难能可贵，没人能想到它日后的样子。
托洛茨基就这样加入了《火星报》编辑部，并形成了对列宁的最初认识。这似乎是一个总是满怀着斗争信念的人、一个敌我分明的人。后来苏联体制下发生的一切不恰恰是敌我分明的么？沙皇对他们这批革命者的仁慈不复存在。对列宁的这种印象一以贯之，在托洛茨基为《火星报》撰写第一篇稿件时又有表现。当时，列宁指着托洛茨基在文末所引用的一句荷马在《伊利亚特》中的文字向他警告道：“这可是荷马的诗啊！”后来，这句话被列宁删掉了。
“坚定的人”与“软弱的人”
列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编辑部中是很特别的————托洛茨基认为，任何人都无法像列宁那样坚定于革命事业并能从宏观上审视一切把握革命脉搏。总之，编辑部发生分裂。尽管这或许只是人际关系领域的分裂，但大家对分裂后两派的称呼很说明问题————“坚定的人”和“软弱的人”。而列宁自然属于“坚定的人”，这一切在后来都表现得愈加明显。
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探讨敏感的作为机关报的《火星报》与远在俄国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关系问题。许多人认为，机关报理应服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但列宁却坚决反对此论：“行不通！怎么能让他们从俄国来领导我们？我们是坚定的中心，我们将从这里来领导！”他还称中央委员会批评机关报的言论绝不能出现在《火星报》上，有人质疑：“这不成了机关报的专政了么？”列宁称：“这有什么不好？在当下就应该是这样！”
对于列宁那不被周遭人理解的钢铁一般的意志，托洛茨基如此比喻：列宁不知疲倦地把弓弦拉到极限，绷得不能再紧了，同时还用手指小心地弹试着，看是否有松弛的地方，是否有断裂的危险。“不能拉得这么紧，弓要断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喊着。“断不了，我们的弓是由拉不断的无产阶级材料制成的，而党的弦需要拉得紧而又紧，因为得把箭射到远处去！”射箭能手回答说。
列宁对于革命的坚定使他成为公认的领袖。他对权力如此坚持，以至于如果他不是领袖，他就无法待在这个队伍里。他总怀有战斗激情，总能预见到革命最可能的发展，时刻准备用任何代价换取革命的胜利。
当革命的洪流最终发展至二月革命，罗曼诺夫王朝成为历史，列宁回到国内领导革命。此时，社会民主工党早已经分裂成了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以及在他看来属于“软弱的人”的孟什维克，而他们当然属于“坚定的人”。昔日编辑部里的人际关系分野最终有了政治内涵，这或许也成了人格特征与政治取向之间冥冥关系的一种证明。在彼得堡的第一次苏维埃大会上，列宁在发言中坚定地宣称：“我们的党将夺取全部政权！”结果，这引来哄堂大笑。当时，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十分强大，没有多少人相信布尔什维克能成气候。如今，一个在海外办了多年报纸的秀才跑到大家面前说要夺取政权，这难免让人觉得好笑。但面对这一切，列宁只是淡淡地说：“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他的严肃让场内听众笑不出来了。他接着说道：“在一开始就要逮捕五十至一百个百万富翁，并告诉人民，所有的资本家都是罪犯！”那次的发言结束时只有少数布尔什维克对列宁报以掌声，但更多人则用充满敬畏与疑惑的目光目送这个矮小却不平凡的人离开会场，似乎已经有人感到问题的味道有些不对了。
在第二次演说中，列宁说：“要向资产阶级施加更大的压力，将他们压得粉碎！”这些后来都成了事实，被压得粉碎的岂止是资产阶级？列宁的革命激情最终被证明远不止革命那么简单。
就这样，列宁和他那数量并不多的信众迎来了十月革命。一支人数并不多的队伍攻入了冬宫，结果被后世渲染成潮水一般的无产阶级队伍。“阿芙乐尔”号战舰上的炮手们操弄了半天最终只发射了一枚礼花炮弹，结果后世都记住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斯莫尔尼宫内，列宁紧张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他一直关心敌人是否还有机会反击，尽管从一开始就证明他为敌人谋划的种种反击措施已经超过对方所能掌握的能力范围了。当列宁意识到他梦寐以求的无产阶级掌权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才舒缓了紧张的心情。自此之后，他那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开始发生变化，向着不受任何东西阻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
普列汉诺夫的预言
当年被列宁归入“软弱的人”行列中、《火星报》编辑部另一位成员、在欧洲极有影响的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把一切看在眼里。十月革命胜利时，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已然决裂。直到今日，二者之间的一段公案都没有解决。1999年11月30日，在俄罗斯颇有影响的《独立报》刊登了一篇被该报称为“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长文，该报主编称，他们意外获得了这份文章，提供人声称是从普列汉诺夫家人那里得到这篇政治遗嘱的。尽管无法证实遗嘱的真伪，但文章发表后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
在文章中，普列汉诺夫预言道：“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
他还说：“我设想列宁将取得他执着追求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处于政治经济的孤立状态，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军营，那里将用帝国主义来吓唬公民，给他们开各种空头支票。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其中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
人们已经无暇顾及文章是否真实，而是开始像追捧托克维尔一样赞叹普列汉诺夫的先见之明。实际上，人们的这种反应不也恰恰说明问题了么？上述一切都符合事实，不管这是不是普列汉诺夫的先见之明，人们心中的痛悔是真切的。
自十月革命胜利，列宁身上另一种东西分明无疑地表现了出来。托洛茨基说，那是一种农民的东西。反正，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农民的东西显得很好用。革命胜利后第二天，列宁曾在《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庄严地宣布：“我们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苏维埃政府决定11月就举行立宪会议代表选举，以兑现列宁的诺言。可偏偏就如列宁预感的那样，在全国许多地区，人们根本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等党派赢得了多数，而布尔什维克的席位不到四分之一。后来，布尔什维克的宣言草案又在立宪会议上遭到否决，列宁愤而解散了它。他的理由是，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具有欺骗性质。
苏维埃政府准备废除士兵死刑法，列宁得知后十分生气：“怎么能放弃枪毙？不枪毙人能干革命么？如果我们解除自己的武装，还有什么其他的镇压手段么？难道使用监禁么？监禁有用么？”说这些话时，列宁根本不在意对方称这只涉及士兵死刑的解释。
许多派别的报纸写出一些列宁不喜欢的报道，列宁指责道：“难道我们就治不了这些混蛋么？”“天哪，这还叫什么专政啊！”
当托洛茨基担心军事人员叛变的可能时，列宁喊道：“给他们每个人派去政治委员，最好派两个！”苏维埃最重要的军队控制制度就这样诞生了。
专政的诞生
对于专政，列宁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都是离不开群众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它要么是“不与任何人分享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要么是“铁一般的政权，…………是无论对剥削者或流氓都实行无情镇压的政权”，要么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他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他是这样说的，当然也是这样做的：他命令将每十个流氓和富人枪毙一人，这样其他人就会乖乖地去劳动。他命令进行大搜查，枪毙那些藏匿武器的人。当出现粮荒时，他命人组成武装余粮征集队，到农村征集粮食。许多农民粮食被抢，当他们反抗就会立即被就地枪决。
许多年之后，这些细碎的历史被还原出来，曾一度被洪流迷了双眼的人这才明白这一切背后的残酷。
当然，最著名的例子是苏维埃政权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在地下室的枪杀，最小的王子年仅14岁。
那段历史充满了血腥、罪恶与战火。当1922年苏联成立时，已经有数十万人命丧漩涡之中。
对于这段历史已不必细细地追溯，苏联解体的宏大历史过程早已将它们碾过，其历史细节早已经过细细的研究整理。但仍值得思考的是，为何曾经的革命者在掌权之后用铁血来保卫一个政权？为何这个政权可以完全超越保护公民生命财产的法律？这一切都有待历史给出更明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