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说一，司马氏虽然得位不正，但对于前朝及敌国皇室的处理，不仅没像后世那样动辄灭族，甚至还显得相当宽厚、包容。不单单是刘禅，汉献帝刘协一脉、曹魏废帝曹奂以及后来的东吴末帝孙皓，都被晋朝给养了起来。

我们都知道，曹丕代汉后，汉献帝刘协被立为山阳公，配爵邑万户，地位在曹氏宗室藩王之上，享受“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的特殊待遇，即划出了一个有限的范围，让他名义上延续汉室的宗庙社稷。

当然了，这份优待，仅限于经济、利益层面，与实际政治权益是绝缘的。刘协死于曹叡在位期间，爵位被孙子刘康继承。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保持了这一待遇，继续承认刘康的爵位；刘康死后，陆续继承“山阳公”的依次有刘瑾、刘秋。后来的五胡乱华期间，刘秋死于乱兵之中，自顾不暇的司马氏取消了“山阳公”一爵。

对于曹魏废帝曹奂，司马炎的处理方式是“优崇之礼，皆仿魏初故事”，跟曹魏初年对待汉献帝的方式一模一样。他封曹奂为陈留王，地盘还是当初曹操的发家地邺城，地位、待遇比刘协还要高。

至于刘禅，他在蜀汉灭亡的第二年（公元264年）举家迁往洛阳，被曹魏封为安乐公。当然了，实际拿主意的是司马昭。此外，他还享受了万户的食邑，被赠送绢帛万匹、奴婢百人，以及其他海量财物。更难得的是，刘禅的后代子孙中，先后官至三都尉、或被封侯的累积超过50人。公元271年，刘禅在享尽荣华富贵后的去世。

公元280年，东吴末帝王孙皓投降后，被司马炎封为归命侯，儿孙都被安排了官职。此外，司马炎赐给他家三十顷田地、大量衣物车马，同时承诺，每年都向孙家提供五千斛粮食、五十万钱、五百匹绢、五百斤丝绵。虽然爵位、待遇都比刘禅低了一级，但好歹也是多少人终其一生都够不着的侯爵。公元284年，孙皓病逝于洛阳。

由上我们可以发现，司马氏对待曾经的对手相当宽厚，与当初大肆屠杀政敌、弑杀魏帝曹髦的恶行截然相反。当然，这并不是良心发现，而是符合现实与长远利益的最佳方案。概括而言，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些人对晋朝以及司马家族不存在威胁。

司马家族前期的最大敌人，是政权内部的曹氏支持者。对于这些人，他们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残酷屠杀。

当初司马懿杀曹爽时，一股脑干掉了何晏、邓飏等才俊，随后又镇压了试图起兵反抗的王凌；

司马师掌握权期间，以雷霆手段扑灭了李丰、张缉、夏侯玄等人谋划的政变，随后废掉魏帝曹芳、改立曹髦。接替王凌镇守淮南的毌丘俭、文钦等人起兵反抗，也被血腥镇压。

司马昭接班后，平定同样起兵于淮南的诸葛诞，随后在宫中杀死魏帝曹髦，改立曹奂。

经过祖父两辈的接力，当司马炎当家做主时，曹魏政权内部已经没有反对者了；这就意味着，脏活累活已经被干完了，司马炎没有杀人的必要。汉献帝一脉、曹魏宗室，早就是被拔去了爪牙的宠物，不存在一丝威胁。那么在外部呢？

众所周知的是，当初刘禅之所以在主力尚存的情况下选择投降，代表的是朝廷内部几乎一边倒的意见。仅有的主战派，如诸葛瞻父子、姜维等人都死于战乱之中。

至于刘禅本人，则是没心没肺的代表。被封安乐公后，他在司马昭安排的宴会上谈笑风生，即使听到蜀乐也嬉笑如常，司马昭感叹：“人之无情，乃至于是！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况姜维邪！”

至于东吴末帝孙皓，很大程度上因为过于残暴、导致失去人心而亡；西晋大军南下时，曾经彪悍的东吴将士几乎没什么像样的抵抗。对于这个民心尽失的亡国之君，司马炎若真杀他，那纯属多此一举。

第二，稳固统治的现实需要。

上文提到，司马家族在篡夺曹魏政权的过程中，采取了残酷的杀戮手段。司马炎称帝后，为了放松人们的戒心，营造相对宽松的治理环境，必须采取仁义治国的方针，除了善待陈留王曹奂、安乐公刘禅外，他还免除乐魏宗室的禁锢令、废除州郡长官以及将领纳人质于京师的制度。这些仁政，都是与曹魏后期的苛政反其道而行之，有利于司马炎巩固自己的帝位，建立人们对晋朝的好感。

同时，鉴于当时的东吴还没平定，为了尽快完成统一大业，司马炎极有必要善待刘禅等人，这等于是在劝降、诱惑孙皓：你看，投降也没什么可怕，同样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统一三国、结束分裂的大一统王朝，西晋若想顺利整合割裂多年的蜀地、江东，只能采取和解、宽容的方式，决不能造成武力征服的印象。所以，善待孙、刘皇室，只是司马炎整合全国动作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他还在当地推行了招揽人才、废除苛政、减免赋税等众多收买人心的政策。

司马炎的苦心经营，后来收到了丰厚的回报。司马衷在位时，北方因八王之乱陷入崩溃，匈奴汉国陆续攻破洛阳、长安，灭亡了西晋；司马睿带着北方士族南渡后，得到了江南豪族、百姓的支持，竟然保住了半壁江山上百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