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当年苏联也舍不得这样，1发炮弹要8两黄金！”
“喀秋莎”，是二战时期苏联研发的火箭炮——BM13多轨式轮式自行火炮代称。这种火炮的口径达到132毫米，每辆炮车有一座8联装轨式火箭发射架，每条滑轨上下各装1枚火箭弹，每炮共装16枚，最大射程8500米，发射为电光发火，因此数秒内就能发射完毕。
这种火炮口径大、弹群密集、发射速度快，杀伤破坏力大，战场机动效果好。这种火炮，一般以团为单位进行齐射，一次发射384枚炮弹，杀伤力惊人。苏德战争中，“喀秋莎”火箭炮曾让德军闻风丧胆，死伤累累。因此德军给“喀秋莎”取了诸多可怕的绰号，比如“斯大林的管风琴”“地狱管道”“一百公顷管风琴”等等。
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喀秋莎”又成了我志愿军的秘密武器。第三次战役后，大批苏制武器开始进入中国，其中便包括“喀秋莎”。由于我军炮兵素质不算太高，因此为了掌握这种武器，苏联顾问曾对我军进行了精心培训，并帮助组建了第21火箭炮师。整训期间，我军陆续发动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因此“喀秋莎”火箭炮并没有参与运动战。
1951年7月，“喀秋莎”终于进入了志愿军序列，而此时的朝鲜战场已经进入了阵地战阶段。虽然此时的我军，在装备上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但相对于美军的空军和炮兵，差距依然悬殊。“喀秋莎”虽然火力凶猛，但是体积太大，一旦被发现，必然会遭遇敌军空军和炮火的集中打击。因此，“喀秋莎”必须在大量杀伤敌人的同时，还要迅速转移。
21师党委根据当时的战场状况和火箭炮部队的作战特点，制定了“昼夜纵深待机，黄昏后开进，夜间占领阵地齐放发射”和“快去、猛打、快回”的战术。也就是“喀秋莎”火箭炮必须做好隐蔽，夜间到达战场，有的放矢，最大限度杀伤敌人。
为了做好隐蔽，“喀秋莎”从来都是采取小路行进。进军途中，炮身被严密遮盖；车头、车顶都用松枝伪装，导致志愿军战士误以为这是卡车在运输架桥的钢架。
在电影《金刚川》中，曾出现了“喀秋莎”齐发的场面。而这种齐放，针对的竟是敌军的榴弹炮阵地。然而从史实来看，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因为相对于敌人的远程火炮，“喀秋莎”8~9公里的射程并没有优势。一寸短，一寸险。与敌榴弹炮对轰，显然非常不明智。而“喀秋莎”真正的作用，实际是消灭敌人步兵。这是因为“喀秋莎”是自行火炮，可以迅速进入战场。同时，一门“喀秋莎”能够瞬间发射16枚炮弹，速度和覆盖面惊人，暴露在工事外的敌人，根本来不及躲避便化为齑粉。
为了最大限度杀伤敌人，“喀秋莎”联合其他山炮、野炮，制定了“假延伸”战术。在阵地对峙阶段，敌人自然不会乖乖探出头来让你炸，他们也是躲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工事。如果不引蛇出洞，“喀秋莎”也发挥不了效果。
因此在“喀秋莎”齐放前，我军的山炮和野炮一般会进行一轮短促的“假射击”，渐渐向敌人后方延伸。炮火停止后，我军便会吹响冲锋号，制造即将进行步兵冲锋的假象。而敌军必然会从工事中探出头来，组织防御。而此时，正是“喀秋莎”大显身手的时候。
1951年9月1日，21师第203团的火箭炮大显神威，一轮384枚火箭弹，瞬间报销了700多名敌军，首战告捷。随后在东线，203团又发动一轮齐射，歼敌500多人。威力之大，一度让美军以为志愿军用上了原子弹。
1951年10月，202团的官兵在天木洞大破敌军，击杀美国骑兵一师的800余人。其火力之凶猛，甚至让李奇微误会苏军已然到达战场。
1951年10月14日，残酷的上甘岭战役爆发。由于前方吃紧，21师209团紧急投入战斗。10月19日，我军在攻打597.9高地时，动用了24门“喀秋莎”。像往常一样，15军的104门火炮，对该高地进行了炮火延伸。延伸结束后，不长记性的敌军纷纷从工事中探出头来。就在电光火石之间，“喀秋莎”连续发动两轮齐射，13分钟内将敌人阵地打成一片火海。
11月3日，我军再次反击597.9高地时，209团取得了更加骄人的战绩。仅用2轮齐射，便全歼美军一个营的数百名官兵。根据事后报告
对于这一战绩，209团的官兵们都觉得非常痛快。于是立即向上级报功。然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陈赓司令在看到战报后，一向温文尔雅的他竟然大发雷霆。他怒批209团浪费弹药：
“当年苏联也舍不得这样，一枚炮弹8两黄金啊！”
15军45师政治委员聂济峰的著作《夜话上甘岭》中，曾形象地将“喀秋莎”形容为“娇骄”。一方面，“她”很娇贵，发射容易暴露阵地，打完要马上转移，同时一发炮弹值8两黄金，相当于富农一年的收入；第二个骄是战果娇人，通常是在反击中使用。有老兵形容，一轮齐射后，对面山头基本没有活人。
在现代战争中，一发炮弹杀伤一个敌人已经非常不错了。根据聂济峰回忆，在11月3日的那两轮齐射中，209团大约发射了800枚炮弹，打死了一个营五个连的500多个敌人。平均不到2发就能打死一个敌人。而美军那边，平均200发炮弹才能杀伤一个志愿军。从效率上来说，我军比美军高太多了。那么，陈赓为何还要如此严厉批评呢？
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喀秋莎”火箭弹太贵，同时还因为我国当时还无法生产这种炮弹。打出一枚，就少一枚，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弥补。据说，一门“喀秋莎”还打出一颗哑弹，秦基伟竟派战士连夜找了回来。
在发射前，秦基伟原本只允许209团进行一轮齐射，但是为了作战效果，209团却发射了两轮，过了量。事后，秦基伟也严厉批评了209团：
“你们多打几百颗火箭弹哪，你看看，你看看，几百两黄金哪，都被你们打掉了！”
事实上，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喀秋莎”早就不是什么先进装备，其炮弹为何还是那么贵呢？说白了，还是因为我国的工业实在太落后，弹药根本无法自给。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军火的流水线生产可以极大降低成本。对于苏联来说，“喀秋莎”火箭炮的价格绝对不会那么贵。但对于贫弱的新中国来说，那可就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了。
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的弹药约14100吨，而国内军工生产只能满足1500吨，缺口达到90%。因此，这些缺额必须依靠苏联的“国际友谊”来弥补。然而苏联的“国际友谊”，从来都不是无偿的。
根据俄罗斯的解密资料，以及学者徐焰对毛主席俄文翻译师哲的采访，中国争取苏联武器的过程是相当不容易的，求人是非常难的。
一开始，我国以为苏联会无偿向志愿军提供武器，因此在第一次谈判中，只谈了军火的数目，而没有谈及价格。要知道，我国对朝鲜的所有援助，都没有要朝鲜人民一分钱。在周恩来的设想里，是中国出人，苏联出钱。然而在苏联生活过的师哲却认为，根据他对苏联人的了解，他们办具体事情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的想法。也就是说，苏联既要我们出钱，也要我们出人。
到了后来，斯大林果然要求中国为他们的武器付钱，而且还不允许采用租借的形式，必须用现款。考虑到中国经济比较困难，斯大林建议采取“信用贷款”的方式，即中国不需要抵押品，还不还全凭信用。同时，斯大林还提供了“优惠价”，即“按成本价五折”，年利为1%。
苏联既不出钱，也不出人，这让毛泽东、周恩来有些不满。但是军情紧急，也不得不硬着头皮购买苏联的武器。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还是使用缴获的“万国牌”武器。但是开战仅几个月，弹药就耗光了。于是，入朝部队开始全面换装苏式装备。从1950年11月开始，苏联为中国提供了36个师的武器。
而令我军官兵恼怒的是，苏联给予的装备，很多都是二战时的旧货，很多甚至是1941年“租借法案”中，美国租借给苏联的装备。苏联明明在“去库存”，却还要中国付半价，实在是说不过去。
至于先进装备，苏联根本不愿提供，生怕美国缴获了他们的武器，导致泄密。例如AK47步枪、RPG-2火箭筒，都没有卖给中国。其中，RPG-2火箭筒对坦克有奇效。1955年，彭德怀见到这件装备后不禁感慨，在朝鲜如果有这种武器，打坦克就省力多了。要知道在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志愿军可是用血肉之躯和爆破筒去和美军坦克对抗的。
因此，苏联虽说卖给中国很多武器，但是这些武器都是我国人民节衣缩食，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每打出一发子弹，一枚炮弹，都是人民的膏血。中国还那么贫穷，试问陈赓、秦基伟等指战员，如何能不为多打几枚“喀秋莎”火箭弹而心疼呢？
更何况，美军空中优势明显，很大程度上封锁了我均的补给线，导致炮弹转运十分困难。“喀秋莎”发射一轮炮弹，后方往往要断断续续输送一到两个月。从成本上来说，“喀秋莎”火箭弹便更加珍贵了。如果“喀秋莎”没有取得像样的战果，那就是浪费，那就是“虽胜尤败”。
抗美援朝战争让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求人不如求己，在军工生产方面，决不能被外国卡了脖子。因此我国在购置苏联武器的同时，还要他们提供相关武器弹药的图纸。根据“边打边建”的方针，我国逐渐推进军工生产。到了停战前，已经能满足前线40%的弹药需求，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与此同时，在后勤司令洪学智的不懈努力下，我军终于战胜了敌军的空中封锁，保持了后勤运输线的畅通，而前线缺衣少食、没枪没弹的现象也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转。而我军作战，也逐渐“阔气”了起来，再也不用为几枚火箭弹而扣扣索索。
1953年5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中，火箭炮21师参加了战斗，先后竟进行了69次齐射，将敌人的阵地打成了一片火海。而这一次，再没有指战员为火箭炮师的“奢侈”而提出异议。相反还热泪盈眶，曾经“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也有打阔气仗的一天。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我国逐渐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从买到仿制再到创新，如今我国在武器制造方面，已经能够做到不求于人，不受制于人。别说是枪炮，就算是五代机、航空母舰，我国都已经能自主生产。至于弹药，我们早已告别了匮乏。甚至有人戏言，我军患上了“火力不足恐惧症”。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没有前人的耕耘，哪有我们今天的强大。如今的盛世，一如牺牲在朝鲜的19万忠魂所愿。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