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值得参考。

第一，王莽新政。

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王莽恰恰是封建王朝末期，唯一的那个搞“均田免赋”的统治者。

跟后世几乎所有末代统治者不同，王莽同学的权力算不上是祖传的，他既不是一脉相传的皇族后裔，也不是靠着地主阶级的支持爬上皇位，根本上来说，这哥们靠的是自己姑姑的支持，也就是外戚政治最终侵蚀掉皇权，自家上位了。

所以他没什么改革的包袱，相反，为了巩固自己来之太容易的皇位，以及瓦解下边越来越强的豪强势力，面对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矛盾，他会比皇室有更强的改革动力。

王莽的收归土地国有，变天下天为王田，本质上是对井田制的恢复，其实这一点都不出格，儒家学说师承孔子，而孔子又是周公的小迷弟，整个学派其实都曾主张用“井田制”来解决土地矛盾，不仅如此，并不太遥远的前辈诸如董仲舒、师丹以及孔光都曾有过类似的想法，只是后来都没有实行。

所以我们要理解王莽，他之所以会有这种类似于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并不是说他突然开窍打算背离自己的阶级，而是源自于他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

结果呢？

被江湖人称“位面之子”的刘秀带着一群豪强们给干掉了。

西汉的迭代，与其说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不如说是豪强团结起来反对王莽新政的结果，农民起义，在这里只是充当打手和陪衬罢了。

俗话说，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王朝统治者要搞“均田免赋”，走农民起义的路子，如果真的能够推行下去，固然会一定程度上环节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对立，让农民失去造反起义的动力。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设定，因为你必须得保证政策可以公平合理的执行下去。

政策靠谁执行？当然是庞大的全国性的官僚系统，那问题就来了， 官僚集团是什么阶层？

大地主嘛。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亘古不变的传统，读书做官，买房置地。不论一个人之前是做什么的，一旦他靠着读书走上仕途，或者是通过经商赚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买房置地（所以官商不分家）。

《白鹿原》里边有这么一个细节，白嘉轩为了骗鹿子霖卖那块风水宝地，装作衣服不得已的样子用自己啊的天字号水田跟对方交换，交易的时候还痛苦的来了一句“卖地羞先人哩”，而得了便宜得了便宜的鹿子霖回家就跟老爹感叹，咱鹿家总算压过白家一头。

所以丝毫不用怀疑，历朝历代的官僚集团，除了像海瑞这种特例，绝大部分都是土地的最大持有者。

让他们去执行“均田免赋”的政策，无异于让他们革自己的命。

皇帝如果敢这么干，首先反对的就是围在自己身边的大臣们。

不信咱再看看北宋的宋神宗，一个还没触及到土地所有制的王安石变法，仅仅是因为打破了地主和商人对房贷的垄断，堵住了地主偷税漏税的口子，就几乎搞的皇帝众叛亲离，连太后都跑来哭诉，王安石这是要搞的天下大乱啊！

那时候可没什么农民起义，王安石变法的动力和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政府财政开支，妥妥的有利于统治阶层，然而最后不还是失败了嘛？

要真是搞“均田免赋”，大宋的“食君禄者”怕不是要集体辞职了。

第二个例子，国民党的变化。

如果第一个例子，是告诉我们其本身作为封建阶级代表，推行改革所面临的阻力，那么第二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的政党，是如何在土地问题上一步步蜕变的。

国民党及其前身同盟会历史上有三次融资。

第一次，同盟会以及中华革命党阶段，此时国父孙中山主要在海外以及日本募集资金，目标反清，这一批人被称为党内元老派。

第二次融资，来自于共产党，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为国民党带来了丰富的基层组织，以及大量的苏联军官和军械以及资金援助，组建了黄埔军校，武装了国民革命军。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国民党左派。

所以此时国民党更改了政治纲领，加入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纲领，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上，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孙中山先生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随后在各地广泛的开战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我们还需要知道，在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目的上，孙中山主张通过立法手段和平解决,“让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

这本身就是一件悖论。

《白鹿原》中的陆兆鹏派黑娃去省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以后黑娃誓言要在白鹿原掀起一场“风搅雪”，说的就是这一阶段的故事。

第三次来自于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后。蒋介石抵达上海，接受江浙财阀的资助，不久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运动”，国共合作破裂。

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土地法》，其中规定地租不得超过37.5%，被称为“三七五法令”，该法令遭到城乡地主的激烈反抗，一些地主高管也站出来反对。

国君中的一些中层军官甚至扬言，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自己解决。

这些军官来自哪里，答案不言自明。

此时蒋介石正在筹备中原大战，急需上下一心，故该法案拖延六年才开始实行，在实行的过程中又回到了我们开头的问题，执行者——也就是县乡一级的官员们，基本都来自地主阶层，这个方案的折扣也就可以想而知了。

就比如《白鹿原》中的白鹿仓总乡约以及各个村子的乡约，哪一个是鹿三这种阶层出身？

到了1946年4月29日，内战在即，为了缓解农民的抵抗情绪，蒋介石政府又公布了新《土地法》，规定“按土地种类和性质，分别限制个人或团体所有土地面积之最高额。”

“对于私有土地，得斟酌地方情形。”，其小心翼翼之情状可见一斑。

根据粗略统计，20世纪30年代，北方占人口3%—4%的地主拥有全部土地的20%—30%，而占人口60%—70%的贫农，仅拥有全部土地的20%左右。

南方则更严重，占人口3%—5%的地主拥有全部土地的40%—50%，而占人口70%左右的贫农却仅拥有全部土地的10%—20%。

国父的“耕者有其田”在整个蒋介石国民党阶段终成一纸空文。

国民党之所以会有如此蜕变，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资金来源。

第二，人员组成。

反革命政变前后，国民党在北伐的途中，吸收了大量的地方乡绅以及城市资产阶级的资金援助，并且在人员构成上，吸收了大量的地主子弟加入军队。因此在后续的立场选择上，就不得不采取对内妥协。

关于吸收地主子弟加入，大家要客观理解，清末民初，概率上讲，几乎只有地主家的孩子才有机会接受新学，从而接触到更多的新思想，因此也有更多的机会参加革命团体。这些人是早期同盟会的主要成员，在推翻封建帝制上做了很大的牺牲和努力。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阶级，很少有人会反对自己的阶级，所以当国民党膨胀到无比庞大的时候，就无法再去严格的执行“均田免赋”的政策，也就不可能获得农民阶层的支持。

话说回来，我党一开始也是只吸收工人加入，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其纲领也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后来吸收了农民加入，开始称工农联盟，代表工人和农民两大阶层。

甚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我党对吸收地主阶层子弟加入是非常谨慎的，建国以后的“根正苗红”出身论，其实都有这种思想的影子，即，人是不会背叛自己的阶层的。

近现代社会如此，回到古代封建社会，更不要指望一个封建王朝末期的统治者，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阶层的代表，居然会革自己的命。

人，是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