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哈佛大学等常春藤盟校的财富积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思考。1978 年,哈佛大学拥有 14 亿美元资金池,到了今年,其捐赠规模已达 507 亿美元,增长了 3500%,而招生人数却减少了 1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立大学,在国家资助减少的同时,入学人数却有所增加,且招收更多低收入学生。
大学捐赠基金在哈佛大学的财富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捐赠基金的历史可追溯至古罗马,一直以来,金钱与教育紧密相连。哈佛大学不仅是美国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西半球最古老的公司。在 18 世纪,哈佛大学转向依赖捐赠,以摆脱当时马萨诸塞州政府资助带来的宗教政策压力,保护学校免受政治进程变迁的影响。
然而,捐赠基金的规模直到最近才出现爆炸式增长。20 世纪 80 年代,大学捐赠基金管理发生重大变革。福特基金会在 1969 年的一份报告为这种变革奠定了基础,倡导投资捐赠以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经理大卫・斯文森开发了耶鲁捐赠投资模式,将大部分捐赠投入私募股权投资和对冲基金投资,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方法吸引了众多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
哈佛大学与对冲基金之间也有着类似的交易。Baupost Group 由在哈佛商学院工作的人创立,后来其成员成为哈佛管理委员会成员,哈佛的捐赠基金投资于他们创立的对冲基金。这种常春藤联盟和华尔街之间的乡村俱乐部式旋转门互惠互利,推动了捐赠热潮,那些在董事会中加入最多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经理的学校,往往拥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但是,大学拥有巨额财富并非全是好事。最近的研究表明,为毕业生创造最大向上阶层流动性的大学主要是公立大学,而非最有钱的常春藤盟校。常春藤盟校由富人和精英创办,为原有精英的利益而运作。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学生在精英大学中可能面临巨额财富与自身债务的脱节。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另一项创新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系统加剧了常春藤盟校对精英地位的追求。该排名系统的基本逻辑是花尽可能多的钱在尽可能少的人身上,导致每年拒绝越来越多的学生,以提高排名。这种人为的稀缺只是常春藤联盟乡村俱乐部保持权力和声望的方式。
哈佛等精英大学在法律上被视为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等诸多好处,却引发了争议。凭借传统招生、捐赠以及与投资者的密切联系,精英大学最终变成了为精英孩子提供教育的封闭社区,而非公共物品。
2017 年,特朗普签署法律,对美国最富有的学校的净投资收入征收 1.4% 的税。参议员汤姆・科顿也宣布对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征收捐赠税。全国各州都已提出立法对精英大学征税,将其财富用于社区大学等公共教育,让教育更加公平、可负担。
总之,哈佛大学等常春藤盟校的财富积累方式引发了对高等教育公平性的深刻反思。我们需要认真解决精英大学的捐赠问题,让更多人能够享受教育财富带来的好处,推动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实现教育的公平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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