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大学士，不分满汉一般都有兼管部务的差事。但是很奇怪，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大学士兼管的主要是吏、户、刑、兵、工五部（兼管工部的情况也不多），唯独没有兼管礼部的。

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按照排名礼部排在吏、户二部之后，大学士既然能管吏部、户部，怎么就不能兼管礼部呢？其实只要梳理清楚礼部这个衙门，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委。

清代的礼部，是天聪五年所设六部中的第三个部。礼部总的职掌，是管理国家祀典、庆典、军礼、丧礼，接待外宾与学校、科举等事。

古代封建王朝对祭祀很看重，因此也就有了“国家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祭祀有一整套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程序，操作起来十分繁琐，而且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否则就是有违国家礼制，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庆典、军礼、丧礼也是如此，不管是皇帝登基、传位、亲政、婚嫁、庆寿、册封、颁诏、筵燕，或是大阅、亲征、命将、纳降、凯旋、献俘，又或是大丧等等，光是礼仪的各种细节，都要提前一个月或一年准备。

礼部管理的事务表面看起来十分高大上，但实际上干得都是一些行政以外的事务，对国家政务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内阁大学士位高权重，还身兼多职，如果让他们兼管礼部，花费大量的精力去钻研各种礼仪，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礼部尚书、礼部侍郎在六部中任职资格最高，如果是汉臣必须是翰林出身，满人也得进士起步。

汉大学士自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明代开始就有“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旧制。但是满大学士就不同了，很多都是权贵出身，不受学历的限制。

内阁大学士是有定额的，多时六七个，少时三四个，且都是满汉各半。既然礼部堂有严格的出身要求，那么很多满大学士就不能兼管礼部。为了达到利益上的平衡，汉大学士也不得兼管礼部。

单纯就礼部来说，在六部中不算机构庞大，仅设四个司，即仪制清吏司、祠祭清吏司、主客清吏司、精膳清吏司，四司之外还有铸印局、会同四译馆等部门。

但是礼部负责的不仅仅是本部事务，正常情况下，礼部尚书还要兼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

第一个部门是太常寺，太常寺是掌管坛庙祭祀礼仪的机关。顺治元年设太常寺，属于礼部，顺治十六年分出。康熙二年又并入礼部，康熙十年又分出。乾隆十四年形成定制，太常寺由礼部满尚书兼领。

第二个部门是光禄寺，光禄寺是掌管典礼预备筵席的部门，光禄寺设于顺治元年，当时是礼部下属的一个机构。乾隆十三年以后，光禄寺特简大臣一人管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礼部尚书管理光禄寺最为常见。

第三个部门是鸿胪寺，鸿胪寺是掌管朝会与国家宴会赞导礼仪的机构，“鸿”是声，“胪”是传，传声赞导故而叫“鸿胪”。

鸿胪寺也是顺治元年设立的，一应事宜都有礼部掌行，此后几经变动，乾隆十四年以后，由礼部尚书兼管鸿胪寺事。

第四个部门是国子监，国子监设立之初也是礼部下属的一个机构，雍正以后开始简派大臣管理。正常情况下，主要是在翰林院和礼部中简派大臣。

除了以上四个部门之外，礼部在清东陵、清西陵还有业务，此二处帝陵都设有“陵寝礼部衙门”，直接向京师礼部负责。

如果以大学士兼管礼部，那么很显然，涉及的部门太多，根本无暇顾及。哪怕就是有兼管之名，实际上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礼部管理的都是一些场面上的事务，真正具有话语权且体现存在感的就是主持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的最高原则就是公平、公正，皇帝可以接受吏部选官暗箱操作，对户部钱粮亏空也可宽大处理，唯独对科举舞弊零容忍。

道理很简单，科举取士是国家的根本，皇帝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天下的读书人，一旦出现科举舞弊行为，舆论的压力将是十分巨大，不是皇帝所能承受得起的。

然而科举舞弊往往是从内部引发的，清代很多科举舞弊大案，背后都牵涉到官僚集团。大学士位高权重，如果让他们兼管礼部负责科举考试，那么监督起来就很难。

打个比方，和珅如果以领班军机大臣、首席大学士兼管礼部，如果出现科举舞弊现象，试问有谁敢站出来弹劾？

此外，科举场上也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凡是取中之举人、进士都有拜座师的旧俗。大学士一旦兼管礼部，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去钻营，容易出现结党，这是皇帝最不愿意看到的。

有清一代，大学士兼管礼部的情况是极为少见的，至少御史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案例。如果读者朋友们有其他的线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