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张震与老龄研究院教授李强发表在最新一期《人口研究》上的题为《中国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征与演化机制》的论文引发了社会关注。
由此联想到当下出生率下降，人口出现负增长的态势，人们纷纷在探讨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试图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
这是一种面对问题的积极态度，此态度尤为可贵。但是归因必须正确，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比如“死亡高峰”这个现象的出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首先，死亡高峰这个概念本身已经说明这种现象是一种阶段性的现象，过了这个高峰就会回到常态。张、李二位教授对死亡高峰到来的原因已经有明确的论述。他们的看法是：人口死亡高峰的形成受三个核心因素驱动：历史出生数的波动、存活率的提升以及死亡率的下降。历史上的出生高峰期，如上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如今转化为老年阶段的死亡人数激增。同时，随着医疗条件改善和健康水平提升，更多人得以长寿，进一步推高了老年人口基数，增加了老年死亡数。
说白了，就是这三个原因导致堆积了大量的老年人口基数，老年人群体的死亡率高于其它年龄段自然就推高了老年人死亡数。此现象给社会带来的挑战是速度快、规模大，社会在政策准备、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存在不足以应对的可能。张、李二教授给出的是应对这种挑战的方法，而不是想消除这种现象的方法。这种现象只能自然地结束，不能通过人为的主观努力去消除。既然曾经有过婴儿潮，这批婴儿变成老年后就会有死亡高峰，更何况还有因长寿导致的老年人口数量堆积呢！
注意，死亡高峰并未导致总死亡率的升高，按年龄段统计的死亡率反而在降低。死亡高峰主要来自老年人口数量基数剧增，即人口基数大了，即便死亡率很低其死亡人数也会很高。
想通了这个道理后，我们完全不必为此恐慌，沉着应对就行了。
有人敏感地把死亡高峰和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人口负增长相联系，其实这两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张、李二教授在他们的论文中已经指出：由于育龄人群减少和生育观念的变化导致出生率下降。
也就是说，出生率下降有两个原因，一是育龄人群减少，二是生育观念的变化。
育龄人群的减少，应该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效应。但是，当我们的二孩政策、三孩政策和不限制政策的陆续出台，如果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不变，仍然有较强的生育意愿，我们的人口出生率也不会出现大幅度减少。
所以，生育观念的变化才是导致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发达国家纷纷出现出生率下降的事实也佐证了这样的关于出生率下降的归因的判断。
网络上有许多把出生率下降归因到房贷车贷压力山大、教育成本高，降低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有没有这些原因呢？有，但这不是主要和根本的原因。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就可以知道：
——不愿意结婚、结婚后不愿意生育的一部分人员恰好是高学历、高收入的育龄群体人员。他们的经济能力完全具备生育孩子的条件。
——许多年轻人结婚或准备结婚时，父母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房子，有的还给他们准备好了车子，他们个人的收入也不低，完全有能力养育孩子，但就是不要。
——就算房贷车贷和教育成本压力山大，也完全可以通过量力而行的生活智慧消解——没有条件房的可以通过暂时租房过度，等到自己的收入能保证还房贷而不影响基本生活时再购房而不是为了虚荣勉强去贷款购房；至于购车，中国的公共交通非常发达，对许多人来说拥车并不是生活必须，更何况有些年轻人一边贷款买豪车又一边抱怨车贷压力大；再说教育，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如果选择公立学校，不去比拼谁参加社会教育机构的培训多，不去比拼谁读昂贵的私立学校更有面子，其教育成本也不是高得不可承受。
要想知道导致育龄人群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考察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靠移民来维持人口数量的这普遍一现象就可以做出回答。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发达病”。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育龄群体也提前感染上了“发达病”。
这种“发达病”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极端利己主义也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它过分强调按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愿意去承担社会责任。
所谓“极端”，很大程度地表现在个人婚烟观、生育观的改变。
现象一：不婚主义。育龄人群中的部分人员奉行不婚主义。不婚主义有两种情况：主动不婚和被动不婚。主动不婚，就是把不结婚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追求纯粹的自由自在的独生生活。被动不婚，是因为长期找不到自己的理想对象而自认为错过了婚姻的最佳时机，于是心灰意冷，最终放弃婚姻的努力而奉行不婚主义。现实社会中，被动不婚者多是大龄的高知女性。她们追求高学历的过程中没有遇上理想的恋爱对象，年龄逐步大了，自己看得起的已经步入婚姻，又不愿意屈就，一路耽误下来就失去了步入婚姻的信心，干脆选择不婚主义。
现象二：半婚主义。不知何时流行起只同居不结婚来，在一起生活却不承担民法规定的婚姻中的双方对对方法律责任，当然更不会去考虑生育。
现象三：有婚姻不生育。现在育龄人群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有婚姻，但不愿意生育。所谓丁克夫妻便属于这种现象。
现象四：非常态婚姻。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的早已经将同性恋合法化。在我国，同性恋没有合法化却也暗中存在，我们的社会对同性恋现象也有越来越宽容的趋势。
或许还有其他育龄人群不生育的现象。但所谓生活压力大最多只是发生此类现象的次要因素而非主因素。
有了正确的归因就可以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既然主要原因的观念问题，那么就从解决观念问题着手——帮助青年人抵御极端利己主义的侵蚀，树立正确的婚烟观和生育观。
限于篇幅，我准备另外写一篇关于树立正确的婚烟观和生育观的文章，也希望网友们积极建言献策、参与讨论。
注：本文作者为“秦安战略”智库核心成员牟林，为本平台原创作品，欢迎朋友们留言交流，一起网聚智慧、网聚人气、网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