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杨勇，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是以“军政双全”著称的一位。

他作战勇猛，一生5次负伤。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35年1月的土城战役中，时任红3军团10师14团政委的杨勇带队冲锋，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腮，又从嘴唇穿出，杨勇的6颗牙齿当场被打掉，鲜血立刻涌了出来，杨勇因失血过多当场昏死过去。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杨勇的脸上还留着一个深深的弹窝，后来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为他进行了手术，才将这个弹窝填平了。

在抗战期间，杨勇主要在115师工作，历任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兼政委、115师独立旅兼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和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等职，是115师众将中能文能武，能独当一面，开疆拓土的一员干将。

解放战争时期，杨勇所部被划入晋冀鲁豫军区，此后杨勇跟随刘邓首长参加平汉、邯郸、定陶、巨野等战役，参加千里跃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

1949年初，他成为二野3大兵团司令员之一，其余两位兵团司令员是3兵团的陈锡联和四兵团的陈赓。

抗美援朝期间，杨勇历任志愿军20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等职，直到1958年10月才返回国内。

此后的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由于他行事刚正，讲究原则，因此一度遭逢厄运。1972年5月以后，杨勇重新工作，先后在沈阳军区和新疆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和司令员。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恢复“三副一长”职务，即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2个月后，在小平同志的建议下，杨勇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小平同志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

在五六十年代，杨勇就兼任过副总参谋长，不过当时他的工作重心主要还是在北京军区。这次重回总参谋部，杨勇面临着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将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了甩掉历史包袱、集中精力搞军事建设的工作上。

1978年4月，总参谋部下发了《关于“三查三整”的通知》，即查纪律、查斗志、查作风，整顿“软散懒”、官僚主义和文风。通知下发后，杨勇作为具体工作的主持组织领导者，对总参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一个月后，全党展开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杨勇在这个问题上积极推进，同时大力推动总参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他的这些举措，有力了促进了总参的建设和恢复。其成绩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

当时小平同志统筹全局，总参的工作实际上基本都是杨勇这个副总参谋长在负责，这一点在军队里大家都知道，不过一些外国人就不清楚了。

1978年6月，杨勇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对方以为杨勇是副总长，级别不够，便没有安排杨勇和铁托会面，接待的规格也不是很隆重。

这以后，南斯拉夫的总长对我国进行回访时，才明白过来杨勇的真实地位和作用，为此，他还专门向杨勇道歉，说当初接待他的规格不够。

1979年6月，中央考虑到小平同志身兼数职，很多问题难以兼顾，便决定让他不再兼任总参谋长一职，这样一来，杨勇这个之前主持总参日常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就成了总参谋长一职最有力的竞争者。

经过近半年的物色和选择，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的人选基本敲定，大致安排是：由杨勇和王尚荣等人负责总参谋部，韦国清和梁必业负责总政治部，洪学智和王平负责总后勤部。

据《张震回忆录》记载，当时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曾找他谈话，说杨勇打仗不错，也擅长团结同志，工作也认真负责，拟决定让他担任总长。但是杨勇过去主要是担任指挥员居多，对参谋工作不太熟悉，中央考虑让张震担任第一副总长，协助杨勇工作。

可见，当时由杨勇出任总参谋长已经基本确定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意外情况却出现了。

据《迟浩田传》透露，杨勇之前在主持总参的“三查三整”工作期间，由于他坚守原则，得罪了一些人。有人不愿让杨勇晋升总长，搞了一些流言蜚语，有人还给军委写了匿名信。面对这种局面，军委开始重新思考。

12月14日和19日，小平同志两次前往徐向前和聂荣臻元帅住处，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和想法，此外，小平同志还征询了其他同志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杨勇继续担任副参谋长，而将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调到中央，出任总参谋长一职。

这么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从张震将军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对于中央军委的这个决定，杨勇没有任何怨言，他说工作无大小，在哪里都能发挥作用，组织怎样安排就怎么来，我个人能上能下，坚决服从命令。不久后，他愉快地欢迎了杨得志的到来，除了积极协助他的工作外，杨勇还和王尚荣等同志一起分管了总参的作战工作。

杨得志、杨勇、杨成武三人在我军中被并称为“三杨”，三人都是开国上将，其中杨得志和杨勇，在抗战时期的冀鲁豫军区和抗美援朝时期，都有过密切的合作。杨得志比杨勇大2岁，所以杨勇总是亲切地称呼杨得志为“老杨哥”，算上这次，杨勇这是第三次给杨得志当副手了。

在此后的日子里，杨得志担任了7年的总参谋长，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担任该职时间最长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