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19日，毛主席的儿媳，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受邀前往武汉理工大学演讲。

已72岁的她深情回忆了毛岸英的生平，也提及了毛岸英与兄弟毛岸青流浪上海的艰辛岁月。然而演讲过后，刘思齐却被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

2011年，毛岸青之子毛新宇带着妻子前往上海的一间病房中探望一位96岁老人。一见到这位老人，毛新宇便眼含泪花，紧紧握着她的双手哽咽的说道：“您是我们毛家的恩人啊！”老人见状也眼中含泪，思绪被带回到了七十多年前，回道：“这都是我该做的呀！”

这位老人名叫李云，是党组织的特工。她十七岁便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其间在无声硝烟中屡立奇功，深受党组织的信任。而毛新宇之所以称她为恩人，是因为她在1935年顺利完成的那一次任务。

作为一个已经身经百战的“老战士”，那一年的李云实际上才刚刚年满二十岁。不过相较于那些老面孔，她这个年轻的新人更容易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掩人耳目。于是组织派给她任务，需要她在上海寻找两名烈士遗孤。

李云没有多想，当即全身心投入到搜寻中。她乔装打扮成普通妇女，夜以继日步履不停，走遍了上海所有的大街小巷，终于在一所庙前发现两名气宇不凡且十分机警的小乞丐，确证那就是党组织要她找的人。

在这之后她才知道，这两个小乞丐正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和毛岸英兄弟。

可是他们为何会流落至此，成为无家可归的乞丐？

毛主席舍身为民顾大家而无法顾及小家，他的妻子杨开慧亦是如此。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遭敌人捕获，酷刑之下体无完肤，最终英勇就义，年仅29岁。

这时的毛岸青和毛岸英兄弟年纪尚小，毛主席又忙于革命无暇顾及，只能将他们转移到上海来保其安全。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红军的处境十分艰险。而上海作为租界地区，国民党的手暂时伸不了那么远。再加上作为繁华大都市，上海的各类交通都十分便利，如遇特殊情况可以最快时间前往苏联。

在这里，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赤色互济会出资创办了大同幼稚园，“红色教父”董健吾担任园长。

表面上，大同幼稚园只是一所由上海本地人创建的十分不起眼的幼儿学校，实际上这里收留了三十多个烈士遗孤和领导人子女。

董健吾在教会中声望很大，他生于上海青浦县，家境优渥，从一开始的时候便选择进入教会学校求学。他成绩优秀，最终又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很受圣约翰大学前校长卜舫济的赏识，一度想将其培养为中国的校长。

但深受马列主义影响的董健吾眼见国家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不愿苟且偷安，最终选择离开圣约翰大学，加入了中共特科。

表面上他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实际上却是专门负责为党组织搜集各种情报的地下特工。

他能力出色，办事沉稳，在各类人物之间周旋起来都游刃有余。所以借着他的身份来创办幼稚园，实在是最好的选择。

不过因为当时情况特殊，董健吾并不知道毛岸英兄弟的真实身份，他只是始终如一的尽心尽力，认真保护着每一个孩子。

在这里，毛岸青和毛岸英渡过了一段安稳的温馨时光。可惜好景不长，1932年时，上海政治环境突然恶化，国民党的魔爪开始伸向深处，大同幼稚园只能被迫停办，其中的孩子们也只能另作安置。

一开始的时候，毛岸英兄弟跟着董健吾一起生活。然而随着革命局势越来越紧张，董健吾的身边也变得不安全，至1932年8月份的时候，毛岸英兄弟二人又被送到了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的身边。

黄慧光家中已经有了几个和毛岸英兄弟年纪相仿的孩子，小孩子本就辨识度不高，再加上两个也不会过于显眼。毛岸英兄弟又化名为“永福”、“永寿”，呆在这里很难被识破身份，应当是十分安全。

然而混乱的政治局势使得黄慧光家的日子过得愈发捉襟见肘，原先党组织将毛岸英兄弟托付给董健吾的时候会每个月寄来三十元钱作为生活费，但在那个年代里局势瞬息万变，出现些意外是难免的。

在这种情况下独自一人拉扯这么多孩子确实绝非易事，董健吾又常年在外奔波无法分担。

黄慧光渐渐变得十分烦躁，对待毛岸英兄弟也不比一开始的时候那样和善，让还是个孩子的毛岸英兄弟受了些委屈。

于是他们兄弟二人决定离家出走，靠自己双手吃饭生活。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捡过烟头、送过报纸，拾过垃圾，四处流浪过着饥一顿饱一顿风餐露宿的生活。

他们虽年幼，但警惕性极高，又有风骨，为防止招致危险暴露身份，他们不敢轻易联系党组织，但也没有困苦生活去做违背道德的事。

当董健吾发现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后万分焦急，第一时间将此事报告给了中央特科的领导邱吉夫，幸而在李云的努力下将他们兄弟二人及时给找了回来。

在这之后，董健吾又花重金购得一套明代古董送给赵四小姐，以此来进一步接近张学良，最后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毛岸英兄弟被顺利送往了苏联，摆脱了国内的危险局势。

后来毛岸英曾在信中提及这段艰辛岁月，当时年幼的他自认为离开父母孤身前往他乡便是游子，便是一段流浪生活。所以刘思齐在武汉理工大学演讲提及毛岸英的这段过往时说道：“毛岸英兄弟像三毛一样流浪五年。”

此话一出，使得董健吾的后代董龙飞十分不满，将刘思齐告上了法庭。他认为刘思齐的这番言辞夸大了毛岸英在上海期间所受苦难，进而将董健吾置于不义之地，使得其遭遇骂声一片，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困扰。希望刘思齐就此番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言论登报道歉。

后来法院针对此事进行了调解，双方握手言和，没有再起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