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当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和民族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完全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名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这是一个承载着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遗址。南京大屠杀和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联系在一起，这让馆长有一种民族责任感，国家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促使他更好地建设这个馆，使它有自己的史学研究价值，能够和那段历史相适应。

馆长在1997年发动了14700多名大学生、高中生，与南京市教育局进行合作，开展幸存者、受害者普查工作。在全南京市走村入户，特别是对70岁以上的人详细走访。还从日本请来26个大学生和家庭来参加，来见证。同时，还请南京市公证处做了150份公证，他们用3个月时间，查询了南京市700多万人口，最后获得了2700多份资料。

同时，与日本方面合作，以松冈环为代表的一群有良知的日本人，花了4年多时间，到大阪、广岛、冈山、福冈等地，到日本老兵的家里，一户一户去采访。就这样，留了254份老兵证言，讲述他们当时在南京看到的屠杀现场，参与的强奸，以及在当时用地雷炸、用机枪扫射等场景。对于来这儿参观的日本人来说，没有比日本老兵自己的证言更有说服力的了。

还从第三国、中立国家寻找证据、证言。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这些证人，像约翰·马吉、魏特琳、拉贝，他们都留有珍贵的影像资料或者日记。这些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

记忆是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是可以传承的，尤其是历史的记忆。这里和国家民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朱成山在这儿当了20多年馆长，也做了20多年30万遇难者的守灵人。他觉得这很光荣，他为历史守灵，为30万遇难同胞守灵，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守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