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自古以来，就是文化界的一股邪恶势力，而苏轼恰恰就倒在了这四个字上面，他在文学上的出类拔萃，使得当时很多文人想狠狠地踩他一脚。
当朝堂之上想起“倒苏”的声音之后，苏轼并不在意，可是他没想到，这股浪潮愈演愈烈，以至于让他有了牢狱之灾。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朝野中弹劾苏轼的奏折如同漫天的雪花般被送到了宋神宗的案前。
宋神宗并不是一个太过昏庸的皇帝，也不是不明是非和滥杀无辜的掌权者，但他却顶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苏轼只能被押解进京接受审讯。
审问苏轼的是一群小人，他们的嫉妒之心，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子，狠狠地插在了苏轼的心口，正如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所言：
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乌台诗案扭转了苏轼的人生轨迹，也让他的心性发生了巨大转变，在此案发生之前，苏轼愤世嫉俗，无所畏惧，好似一个战士，横刀立马，无所畏惧。
可是在案发之后，苏轼变了，他不再愤世嫉俗，开始随遇而安，将生活努力过成段子，毕竟监牢中弥漫的死亡的气息，时时刻刻敲击着他的心灵。
苏轼要寻求解脱，他开始信佛，于是寺院便成为了他经常去的地方，苏轼不缺朋友，在寺庙中依然如此，而佛印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次，苏轼去探望佛印，看到了他在禅房上留下的新诗便题诗一首，而不久后宋神宗到访，又看到了苏轼的题诗，他便命令王安石赋诗，几人争奇斗艳的诗作，一时间被传为千古佳话。
苏轼题诗在北宋年间，佛教盛行，官家和民间争相投身其中，使得寺庙的香火非常鼎盛，而位于京师的大相国寺，便是其中最有名气的存在。
时至今日，此处的香火依然未减分毫，前去寻求庇护的人们络绎不绝，这其中或许就有苏轼等大文豪的因素存在。
在当时的大相国寺里，佛印是苏轼最好的朋友，两人之间发生了很多关于文学的趣事，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
苏轼闲暇时刻最喜欢去找佛印研究佛法之事，可是有一次，他欣然前往，却并没有如愿，佛印因事外出，这让苏轼很是失望。
当时的住持知道苏轼是位性情中人，加上天色已晚，便将其引入佛印经常悟道的禅房之中，并端上了香茗美酒素肴来招待。
苏轼也喜欢饮酒，独自斟酌之中，不觉有些微醺，他抬头之际见到了佛印不久前留下的新诗，便读了起来：
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面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
苏轼读罢之后，觉得诗词虽然简单，哲理却非常深刻，可他深思之下，又觉得四大皆空对于普通人来说太难实现。
于是他提笔又作诗一首，诗曰：
饮酒不醉是英豪，恋色不迷最为高。不义之财不可取，有气不生气自消。
王安石赋诗不得不说，相比较佛印的诗，苏轼的这首诗更接地气，他认为人生活在世上，根本做不到四大皆空，离不开酒色财气。
既然酒色财气是躲不开的事情，那么就没必要一味强调摒弃，应该因势利导，化害为利。
酒色财气，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关键在掌握一个“度”，于是便写下了上面的诗作以此来告诫后人。
苏轼写完这首诗之后，便离开了禅房，趁着酒意，寻求内心的佛法去了。
只是他没想到，没多久之后，宋神宗带着王安石也来到了大相国寺，并在禅房之中见到了苏轼所写这首《和佛印禅师诗》。
宋神宗对苏轼的文采一直很欣赏，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在渴求大变以救国的时代背景下，苏轼的保守只能向王安石的激进让步。
当然，在文学的成就上，王安石也是不次于苏轼的文豪大家，宋神宗便命令王安石赋诗，来与苏轼一较高下。
对于作诗，王安石还没怕过谁，他略作沉思之后，便在苏轼的诗作旁提笔写下一首新诗：
无酒不成礼仪，无色路断人稀。无财民不奋发，无气国无生机。
宋神宗和诗宋神宗看罢之后，觉得王安石不愧为改革能手，他跳出了前面两人设定的圈圈框框，直接将酒色财气与国家社稷、人民生机结合在了一起，着实新颖。
王安石将人们对于酒色财气的恐惧赋予了新的勃勃生气，甚至还掺杂了喜庆的色彩，着实是精彩。
既然这些文学大家争相以酒色财气为主题赋诗，那么作为他们的领导，宋神宗也不能干看着，必须拿出两把刷子，让臣子们也见识一下他的文学造诣。
于是他乘兴和诗一首，诗曰：
酒助礼乐社稷康，色育生灵重纲常。财足粮丰家国省，气凝太极定阴阳。
还别说，在这四首氏中，宋神宗的这首也丝毫不逊色，只是他借鉴了王安石的思路，将酒色财气与国家的正常运行关联起来，而是后的“气”，还上升到了哲学层面，令人也直呼不简单。
从佛印到苏轼，从王安石到宋神宗，他们尽皆抒发了自己对酒色财气的理解，各抒己见，别有一番风趣，因此也被传为佳话。
只是可惜的是，大相国寺的那堵被君臣相继题诗的墙早已经不复存在了，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遐想。
在我看来，酒色财气并不应该是闻之色变的存在，正如苏轼所言，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只要懂得克制，酒色财气才能真正的服务人们，而不是被它们左右。
参考资料：《宋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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