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栋，是陈果夫的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1928 年起进入中统党务调查科，从事中统持务活动， 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被徐恩曾召回中统工作。历任局本部科长、组长、秘书、内政部人口局副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关押在公安部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张国栋撰写了许多交代材料。释放后，张国栋任政协江苏文史专员。笔者根据张国栋、李约勤、刘介鲁等人的写的材料整理出本文以飨读者，写作很辛苦，敬请读者加个关注吧。
公安部看守所张国栋、李约勤、万大镛、刘介鲁笔录证明
1942一19 44年，蒋介石十分重视与欧美情报机构的合作，指示戴笠的军统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指示徐恩曾的中统与英国情报局合作；指示毛庆祥的是侍从室情报室加强密电破译。戴笠和毛庆祥的工作，进展较大，蒋介石非常满意，而中统一直没什么建树，徐恩曾为此十分着急。于是，找到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的吴铁城商量，希望吴为其牵线与英国情报局合作。
在吴铁城的支持下，中统局曾与英国情报机关相互勾结，先后组织过三个海外情报工作队，即缅甸工作队、留印华籍海员工作队与新加坡工作队。这是抗战时期，中统进行在外事情报活动中的重要事件。
张国栋（张文）撰写的材料《中统20年》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为了继续保持其在缅甸的利益，希望利用旅缅华侨收集日本间谍活动情报，便通过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的吴铁城表达了愿和中统局合作的意图。于是，在吴铁城的支持下，徐恩增与英国情报局一拍即合。
吴铁城与徐恩曾商谈后取得一致意见，便由吴铁城介绍英方情报人员与中统局直接谈判，中方谈判代表为中统骨干顾建中，谈判地点在川东师范中统局本部。经过两三次的会谈，双方达成协议，决定组织中统缅甸工作队，其具体任务是：调查旅缅华侨和缅甸人民联合反英活动，收集日军军事情报等。
吴铁城
双方达成协议：中统缅甸工作队的全体人员均由中方派出，英方出经费（每月为71000卢比，当时每1卢比折合法币7 元）、其通讯器材和少量轻武器也有英国方面提供。协议规定：中统缅甸工作队的行动情况须随时通知英方，所获情报均须分送英方一份。这个协议中统局十分满意，因为这样一来，中统的活动范围就不仅仅局限在国内，而可以发展到南洋各地。这正是徐恩曾所向往的，徐恩曾想借此获得一些重要情报，让蒋介石满意。
中统缅甸工作队在人员配置方面，以吴铁城推荐的李竹瞻为队长，中统局派出了老牌特务、局本部事务科科长陈蔚如为副队长。
李竹瞻是广东省梅县人，在仰光任中华基督教会牧师多年。30年代吴铁城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时，到 仰光“视察党务”，李竹瞻曾为吴组织过盛大欢迎会，取得吴之信任。 后来李竹瞻来到重庆，吴认为李有能力，又熟悉缅甸情况，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便将李竹瞻介绍给徐恩曾，推荐他担任队长。 ．
除了李竹瞻、陈蔚如外，缅甸工作队队员大多数由中统局从其部属中抽调担任，只有少数几个人是新吸收的泰国和缅甸归侨。出发之前曾集中全体队在中统局的歇台子农场训练半个月，由局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杰夫与李竹瞻主持，李着重介绍缅甸情况与到缅甸后的任务，中统局本部骨干王杰夫和王思诚做思想和技术指导，中统局本部骨干张国栋担任讲授情报业务。此间，徐恩曾、顾建中也去作过两次“重要讲话”，鼓励队员做好情报工作。
顾建中
1912年初，李竹瞻、陈蔚如率领缅甸工作队从重庆出发，经昆明前往缅甸。缅甸工作队到达昆明后，李竹瞻和陈蔚如即发生争执，未能迅速向缅甸前进。陈控告李竹瞻贪污、独断专行、好酒贪杯、费时失事等十条罪状，李则控告陈蔚如不服从命令，不听从调配等等。二人互相攻击，不可开交。
徐恩曾便派朱凌云前往昆明调查，企图加以调解，不意双方势同水火，无法共存。由于该队中除李竹瞻外，所有人员对于缅甸情况均不熟悉，工作队的活动必需依靠李，此外还要维护吴铁城的面子，徐恩曾便决定将陈蔚如撤回，改任朱凌云为副队长，并命令该队迅速向缅甸进发。但李竹瞻却迟迟不动，经徐严令催促后，始渡过怒江到达滇西重镇保山。
陈蔚如签署的中国雁行汇款单
当时日军已占领仰光，并迅速入侵缅甸北部，缅甸工作队由滇缅公路入缅的计划被打乱，内部十分混乱，加之一般队员又都不愿从偏僻小路、人烟稀少的地区越境入缅，所以，无论局本部和英方如何催促，他们都以交通和医药条件太差、经费不足为借口，裹足不前。
同年10月左右，英方因得不到任何情报而大为不满，向中统局提出严重抗议。同年冬，英方以中方未能履行协议为由，停发经费。徐恩曾一怒之下，便以师久无功而宣布将缅甸工作队撤销。李竹瞻自行离去，其他队员由朱凌云率领返回重庆中统局，各回原职。第一次与英国合作宣告失败。
徐恩增为此对陈蔚如的工作大为不满。在中统的高干会议上批评了陈蔚如好几次。不过，不久，机会又来了。
自日军侵入香港、马来西亚、缅甸后，航行于太平洋沿岸的英、美等国海轮被迫停航，各海轮上的华籍海员滞留在印度加尔各答者达五六千人。
他们多为山东和宁波籍，其次为广东籍。由 轮船公司按月发给少量的津贴，生活极为困苦，纷纷提出抗议，要求依据合同，调其他航线工作，或增加津贴。英方又一次提出愿与中统局合作。于是徐恩曾决定由中统局派出人员组织“留印华籍海员工作队”，负责对海员的“教育管理”。
其队员的来往旅费以及留印期间的工资概由英方负责。吴铁城介绍来的一位姓李的人来担任队长，副队长则由中统局科长张彼得担任。
张彼得是广东人，生长于上海，精通英语，曾是上海英文电报检查员。工作队队员20余人，均从中统特务中挑选，并集中于歇台子农场训练两个星期。
中统人员的写的材料
旅印华籍海员工作队是乘英方的飞机去加尔各答的。到后，即将华籍海员五六千人集中到加尔各答郊区某地，成立所谓“ 中华海员总队” , 分编为若干个中队、小队，实行军事管理。工作队员则分别担任中队长或小队长。这些海员不习惯这样的军事生活，不少人离开另谋生计或返回祖国。该工作队在印度活动大半年后，由于海员人数逐浙减少，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于是由李队长和张彼得率领工作队返回重庆。第二次与英国的合作就这样无疾而终。军统在蒋介石面前打了中统的小报告，说徐恩曾的旅印华籍海员工作队就是一个笑话。蒋介石找徐恩曾过去，对其进行了批评。据张国栋回忆，当时恩曾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郁闷了好多天。
1944年，英方第三次向中统局提出合作请求，这次英方学聪明了，要求代为介绍一批精通马来西亚语的华籍侨生，交英方训练。徐恩曾鉴于前两次的教训，也已没有以前热心，但还是接受了。并指定中统局专员、侨务小组负责人李鸿鸣经办此事。李在昆明、贵阳、曲江、桂林等地 物色挑选了10余个来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侨生，组成了新加坡工作队，由英方分批送往印度兰姆伽集中训练。训练的主要课目有燥破、射击、拍照、化装、游泳等技术。训练无期限，以英方认为合格为准。
中统与英国情报局人员
在英方认为合格后，用潜艇将他们送往马来西亚某地登陆或空投于马来西亚的丛林，从事游击活动。迄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该工作队员中只有数名被英方秘密送往马来西亚， 其余都还在训练之中。日本投降后，这些人均被资遣，只有四五人返回中统局。至此，中统局与英国情报机关的及第三次合作，也毫无建树。
在与英国人合作失败之后，蒋介石对徐恩曾的工作极为不满，认为中统无能。徐恩曾为改变蒋介石对中统局的看法，开始下力气收集日伪情报来“弥补”，于是打起了“策反”汉奸的主意。
中统特务机关从1928年成立调查科以来，一宜是 以反共 反人民为其唯一的中心任务，迄1938年中统局成立，成为公开的特务机关。按中统局的组织条例， “日伪调查”、“党政调查”、 “党派调查”等虽然都是中统局的工作任务，但实际上“日伪调查”、 “ 党政调查“只是装饰门面的，其真正的任务是“党派淜查”，而所谓“党派词查＇，就是进行反共反人民、破坏中国革命事业的罪恶活动。
中统人员解放后写的材料
中统局成立之初，虽然专门设立了一个对付日伪汉奸的单位， 即第一组第二科，主管日伪调查。全科共有十二三人。但八年抗战期间，该科仅做了一些从日伪报刊杂志上抄录公开材料，加以整理。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作用。张国栋任第一组第二科科长、第一组组长前后共 5 年。徐对该科的日伪讷查工作从来就不注意。张国栋曾不止一次地听徐恩曾说过： “反共、消灭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据张国栋回忆：早期，蒋介石也从未对中统局日伪调查工作有过任何指责，相反对中统专员李郁才在豫北煽动并协助孙殷英部勾结日伪军，攻击八路军，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罪恶活动却大力嘉勉。抗战八年期间，在重庆中统从来就没有破获过一个日伪间谍组织，也没有逮捕过一个汉奸敌谍。每当敌机夜袭重庆时，经常出现指示敌机轰炸目标的信号枪，中统并没有研究对策，进行搜查，却一味将力昼放在如何反共上，犯下了种种罪行。
日军侵占上海后不久，便有大批中统特务投降，有的成为公开的汉奸，有的成为秘密特务。在日本特务机关指挥下专以逮捕 爰国抗日人士、破坏地下抗日活动为专业的、臭名昭著的上海极 司非尔路76号汉奸特务机关，便是以过去中统的特务骨千丁默祁、李士群为首组织起来的。丁、李两汉奸后来都成为汪伪组织中的高级骨干，分任江苏、浙江伪省长。
为了扭转蒋介石中统无能的看法，徐恩曾这时才派过去与丁、 才李私人交往甚密的赵冰谷，从重庆到上海与丁、李建立联系。试图获得更多的情报。
1940年春，张国栋任局第二科科长时，有一天，徐恩曾叫张国栋把有关的日伪和共产党情报交周学昌看，周在1938年中统局成立初曾担任秘书，时间不长，便调任西康省©教育厅厅长。周刚从康定回重庆，张国栋便照徐的指示把各种情报交给周看。周看得很仔细，一连看了三个多钟头。两个月后，张国栋才知道周学昌已经去南京参加了汪伪组织。
刘介鲁1964年在接待材料上的签名
上海市调查室主任张瑞京投敌后，曾任伪军旅长，参加过江苏太湖地区和苏北的所谓“清乡运动”，杀害过许多抗日志士和无辜的群众。1944年顾建中按徐恩曾的旨意，从西康调回张瑞京之弟、中统特务张瑞观，并秘密将其派往上海与其兄张瑞京联系。日本投降后，张瑞京回中统局任专员。
抗日战争期间，中统特务投敌的非常多，但日本投降后，1946年秋 ，中统局为把这批汉奸当作自己的地下工作人员重新收回录用，在苏州开办过两期所谓“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结业后发给敌后工作人员证书，以资证明身份。徐恩曾企图将这样汉奸人员用在反共的第一线上，让蒋介石重新重视中统。
在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期间，蒋介石除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外，还企图派遣人员以公开身份长驻边区，从事阴谋活动。徐恩曾委派中统老牌特务马灌江为肤施县长，县署设在肤施。境内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
马灌江，中共叛徒，中统骨千，抗战前与翟一清、朱秋白等 10人一起被徐恩曾推荐给国民党财政部任税务督察。马灌江被派驻西安，督察陕西省税务，同时又是中统陕西省室高干之一，参 加特务活动。
按照中统的指示，马灌江出任肤施县长的任务一是窥探中共的内情动向，二是对当地人民散布谣言， 制造混乱，破坏团结抗战J 三是物色对象，发展特务。
1938年10 月，马潮江率领10余人以“县长”身份到达延安，成立了肤施县（今延安市）政府。当时中共及边区政府以团结抗战为重，未予拒绝。马便得以在公开场合与各方面接触交往。
马濡江到肤施前，原以为可以大干一场，结果到后大出意外。首先是当地人民对他们不予理睬，甚至“县府人” 找上门去也驱而避之。他们尽管千方百计地刺探共产党内部情况，到头来却一无所获，更谈不上发展特务，布置潜伏的问题了。
1939年清明节，国民党政府派出以中央大员张继为首的一批官员祭扫黄帝陵，马灌江参加了这一活动。张继任主祭，马与另 一位“县长”为陪祭。祭扫后，在一次筵席中，马向张继表示愿意陪送张返回西安，得到张的应允。随后马便借故滞留西安数月，同年10月徐恩曾不得不免去了马灌江县长职务免去。
1944年春，在重庆的不少中外记者为了了解陕甘宁边区的具体情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前往边区参观采访的强烈要求。吴铁城几经踌躇之后，允许成立一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边 区。吴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徐恩曾。经徐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磋商一番后，决定派该部秘书邓友衡与中统专员杨嘉勇共同负责筹备。
经过约一个月的筹备，参观团正式组成。团员共有 21人，其中有路透社、塔斯社、美联社等外国通讯社记者 7 人， 其余均为 重庆各报和中央通讯社记者。该团以谢保樵（立法院编修）为 团长，邓友德为副团长，杨嘉勇以中央通讯社特派员名义冒充记者参加了该团。当时军统曾要求派员参加，遭到徐恩曾拒绝。
该团于1944年夏由重庆出发，先后到过宝鸡、西安、潼关及晋西南黄河边第三战区长官阎锡山 驻地等，然后渡过黄河，到达陕甘宁边区，受到八路军第359 旅旅长王震的迎接，并将他们护送到延安。该团在延安停留了约一个月，然后经西安返回重庆。在历时两个月的行程中， 该团一切活动均由谢保樵、邓友德二人掌握 控制。杨嘉勇与邓的关系密切，经常商谈计议。
该团在西安会到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省党部主委谷正鼎。在潼关会到胡宗南的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连长蒋纬国。在晋西南，阎锡山接见了该团全体成员，当他谈到他所领 导组成的“新军” 全部脱离他的掌握投向八路军一事时，竞泪流满面，发誓要“报仇雪恨”。
参观团全体成员在延安先后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祖涵、吴玉章诸位先生的接见，参观了 抗大和鲁艺，还出席观看过一次盛大的文娱晚会。晚会演出了颇有意味的“桃园结义”、 “ 打渔杀家” 等节目。
毛泽东在延安
中统了解到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与毛泽东主席是同乡、老友后，在该团出发前，徐恩曾指示杨嘉勇，如见到毛泽东，可用肖的名义代为致意，并提出要求在延安设立中央社分社。在一次观看文娱演出时，杨的座位距离毛泽东主席不远，杨便利用演出中的休息时间，向毛泽东主席转达肖的问候，毛主席说：同兹是我的老朋友，多年不见了，他身体好吗？杨旋即以肖的名义提出在延安建立中央社分社的要求。毛泽东回答说 可以的， 不过先要告诉他，在此地建分社是要亏本的。杨间为什么，毛主席说： 因为我们此地没有人要看他的《中央日报》。
该团回返重庆后，杨嘉勇把在延安的见闻和感受写成一份详细报告送给徐恩曾，报告内容除上述情况外，还讲了一些对共产党的看法。其大意为： 共产党人从上到下生活简朴，平易近人，无官僚架子，平日自己吃粗粮却以白面待客，生活艰苦，但很安定。人人朝气蓬勃。但同时又诬蔑八路军在战场并未真正打击日军，而是敌来我去，敌去我来的打游击， 扩大自己的实力。徐恩曾将杨的报告摘要抄送蒋介石和吴铁城参阅，没想到，蒋介石对中统组织的延安行比较满意，并对杨此行给予嘉奖。但对徐恩曾的工作，没有丝毫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