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部调查局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演变改组，1938年8月到1947年，中统局，1947年到949年，中统局改为党员通讯局。1949年，党员通讯局改为台当局“内政部调查局”。1949年 5 月在广州宣告成立的。中统三次“变脸，但性质未变。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中统局要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呢？笔者以原中统川滇调查室主任兼滇越调查室主任刘介鲁写的材料为主，结合原中统张国栋先生、孟真、陈蔚如等人写的材料，梳理出内政部调查局的成立和消亡的始末，以飨读者。写作很幸苦，敬请读者加个关注。

中统人员解放后写的材料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被迫召开中国政 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 拥护，蒋介石不得不在会上宣布包括取消特务机关在内的四项诺言。1946年10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中统局于1947年秋 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员通讯局。 这两大特务机关虽然换了招牌，实际上却是“换汤不换药”，其特务活动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胜利而更加疯狂。

刘介鲁先生签名

1948年，蒋介石又玩弄“ 还政于民” 的把戏，实行所谓“宪政''，以便自己登上“总统”的宝座。在此情况下，中央党员通讯局又不得不再次改组。因为一旦行宪，国民党的党务经费就不能再在国库开支，该局的经费也就没有了若落，因此打算从党务系统转入行政部门。

究竟转入哪一行政部门呢？经局长叶秀峰同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研究，开始拟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模式，在司法院下设立一个调查局，但此拟议遭到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反对，后来几经周折，才取得内政部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决定降格在内政部下设立调查局（如在司法院下设立调查局为部级，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则低于部级），同时在党内仍保留中央党员通讯局，用来幕后控制转入行政部门的特务机构，这个改组计划虽然得到内政部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和支持，但在实施中，却发生了障碍。

内政部调查局有关文件

因为在行政部门增设机构，须按立法程序，经立法院讨论通过才能正式成立。但是，在内政部下增设一个调查局的议案一经提出，遭到大多数立法委员的反对，被搁置下来。

这主要是由于中统同各方面的矛盾所造成的。立法委员中持反对意见最烈的刘不同，曾在中统局成立之初，任该局的专门委员，后因同徐恩曾的关系紧张而离开中统局，到西北某大学任教授，从此对中统便持反对态度。后来几经周折，由二陈动员CC中的立法委员以及陈立夫运用立法院副院长身份施加 影响，在再度讨论此案时，才勉强通过。直到1949年 5 月，内政部调查局才在广州宣告成立。

刘介鲁先生手迹

这时蒋介石已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张厉生也已下台。改由桂系的李汉魂继任内政部部长。在内政部增设调查局，既经立法会议通过，李汉魂也只好照办，但也有交换条件，即由他委派一个非中统分子张益民来担任调查局的副局长。

徐恩曾

外部矛盾虽告解决，而中统内部的矛盾却相当复杂。一是原任中统局局长的叶秀峰自以为是部长级人物，不愿屈就内政部调查局局长。他一面保留中央党员通讯局局长名义，企图以此从幕 后控制内政部诩查局，一面打算保荐他一手提拨起来的亲信，原任中统局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出任内调局局长，便于日后操纵。二是当时角逐内调局局长位置的计有 3 人，一是前面提到的王保身， 一是曾任中统局主任秘书的王思诚，一是老中统季源溥。

内调局局长季源溥

王思诚在黄埔 军校六期毕业后，即分派到当时的特工总部工作，1938年中统局 成立后，历任组（处长）、秘书、主任秘书等职，对业务及人事均极熟悉，深得特务头子徐恩曾的信任。徐兼任交通部 政务次长后，主要精力放在交通部，不常到中统局办公，遂将私章交付王思诚，除重大问题向徐恩曾诘示决定外，一般间题便由王批示加盖徐的私章后付诸实行。徐恩曾下台，由叶秀蜂继掌中统局后， 王思诚受叶的排挤而离开中统局，在二陈的安排下，转任粮食部 督导处处长，他以中统老牌特务的关系想争内调局局长这把交椅。

季源溥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曾由中央党部保送赴日本留学，战前任过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后到交通部任劳工科科长，因同徐恩曾关系不好，中统局成立后未回到中统局工 作，但中统设在铁路、公路、海员特别党部中的调查统计室主任，大都同季源溥有关系，在中统内部有着潜在的力量。徐恩曾下台后，季源溥又回中统局任第二处（主管党派工作）处长。抗 日战争胜利后，出任上海特派员，1947年秋，升任中央党员通讯局副局长，仍兼上海办事处处长。

在这三个角逐者中，王保身的资历最浅，资望不够，而且在中统内部的人缘也不好，因他担任督察室主任，专门搜集特务分子的言论行动，向叶秀峰打小报告，致使许多人受到影响。另两个角逐者王思诚和季源溥，可说是势均力敌，但由于王思诚已离开中统几年，又为叶秀峰所反 对，而季扼溥毕竟是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副局长，再则又被叶秀峰信任。因而，最终季源溥当上了内政部调查局局长。

中统局时期，由于是中央部级单位，所以机构庞大，人员众多。1947年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时，其编制比原中统局要缩小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如何保持中统的原状而又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经陈果夫、陈立夫和叶秀峰密谋，决定中央党员通讯局只保留原中统局的首脑部门和最重要的情报部门（即党派调查 处），其余部门运用CC的势力和关系，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 由中统高级特务率领一批特务“集体转业”，到其他部门或单位去，实际仍由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控制。这些单位被称为“外延单位”。此时蒋家王朝虽已处于没落时期，二陈还有力量千方百计来维系由他们创设的特务系统。当1949年 5 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成立时，形势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蒋介石宣告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国民党政府已处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之中，内政部新设一个调查局，其编制当然更小。

中统人员写的材料

内政部调查局按规定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均简任）， 简任秘书一人，荐任秘书一人，其下设四处四室，地方单位仍在 各省、市设立调查处，由原中统局的地方单位改组而成。

中央党员通讯局南逃广州后，原在佛山镇办公，内政部调查局成立后，设办公处于广州抗日中路55号和法政路77号， 原去佛山镇的局本部人员全部迁回广州市内。季源溥就任局长后，虽面 临种种困难，如编制小、经费少、人事难于安排，又同叶秀峰发 生了尖锐的矛盾，但仍然想大干一番。由于他是特工总部时期的 老牌特务，在中统有一套自己的班底和亲信。内调局成立后，他首先按照新的组织规程，重新配备了局本部和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由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日趋缩小，编制再度压缩，免不了又来了一次资遣（中统局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时，曾资遣一批特务人员），这次除了一般自愿资遣的以外，还硬性规定凡夫妇同在中统工作的（这种情况在中统内是为数不少）必须资遣一人。

张国栋先生等人的笔供证明

在组建局本部首脑机构中，以张庆恩任第一处（指导处，主管业务）处长，朱凌云任副处长，第二处（研究处）处长徐政． 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交通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总务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 计室主任王大光。这些人都同季源溥有特殊关系，有的还是他的老班底。

各省、市调查处设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下设三个科： 一 科管总务，二科管业务，三科负责交通。局本部及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安排好后，又增设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办事处，贵阳办事处由第四处处长陈庆斋负责，重庆办事处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海口办事处由杜衡任主 任，王进之任副主任，华北办事处设在绥远，由第一处处长张庆恩负责；台湾办事处由台湾调查处处长郭乾辉负责。同时计划由季源溥本人按照局势变化情况，随带一个袖珍班子，机动地往返于各办事处指挥全局。实际上内调局组成后，季源溥便去台湾， 不久经香港飞到重庆，处理重庆办事处及重庆调查处一些问题后，便飞往成都，旋即转回重庆，停留数日便去台湾。不久，大陆宣告解放，季源溥再也不能机动地往返于各办事处之间领导和指挥全局了。

解放后对中统人员的审查结论

当时的广州人心惶惶，内调局在组建过程中，能作出以上安排和布置，确是费尽了苦心。根据当时大陆即将解放的具体情况，季源溥对于特务活动的重点，着眼于大陆解放以后，他亲自抓了三件大事：

第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前往香港，筹办一个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华南据点，在解放后派遣特务秘密潜入大陆，从事搜集情报和破坏活动。朱凌云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持务，曾在中统局本部党派处工作，也担任过中统缅甸情报区的书记，同季源溥的关系很深。抗日战争胜利后，季源溥任上海特派员，朱凌云任秘书。大陆解放时第四处处长兼贵阳办事处主任陈庆斋从昆明逃往香港，在港开设南园酒家，曾从香港汇钱给在重庆改造的内调局事务科科长王斌。显然，这样的汇款不会是私人间的接济，而是企图要王斌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第二，与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在广州秘密会商，派黄雨青前往华北某一秘密地点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选派特务进行潜伏活动。 这一秘密地点可能是绥远或北平，因为这两处是张庆恩活动的老巢。张庆恩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除1940年短 期任过中统重庆实验区副区长外，一直在华北地区工作。

他与傅作义将军的关系比较密切，解放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在北平任 华北＂剿总“总司令时，张在该部任军法处处长，以此公开身份掩护中统在华北的特务活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将军对起义问题犹豫未决时，张庆恩将此情况密电蒋介石，蒋立派徐永昌飞往北平，企图劝阻傅作义部起义。傅作义将军决定起义后，张以私人关系，向傅要飞机，将中统北平、天津两区的大部分特务人员及在华北地区的一些高级特务空运南京。季源溥企图借重张庆恩在华北的势力及关系，建立华北潜伏据点。

第三，把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外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对大陆形成一个情报包围圈。为此，特拟定计划呈报蒋介石，后经蒋介石批准拨发银元10万元作为“ 海外工作布置费”。 当时在广州派遣徐公严去越南建立悄报据点。

徐公严又名徐凌云，江苏人，曾留学法国，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法语教授，约在1939年由陈果夫介绍到中统局任专门委员，1940 年成立重庆实验区时，局本部将他派到实验区任考核科科长。徐公严虽挂的是留学生牌子，又具有教授身份，在中统局身居高位（专门委员同处级），但能力薄弱，无所作为，因他是陈果夫介绍来的，碍于陈的面子，不便把他怎样，只好将他派到实验区。1942年陈庆斋任实验区区长时，又把他下放到南岸分区去当分区主任。这明明是羞辱他，想使他自动辞职，一个专门委员下放到地方基层单位去当分区主任，在中统局是没有先例的。但此人逆来顺受， 反正专门委员的薪津费用不少一文，干基层工作，他也安之若素。

中统局几次改组，几次资遣人员，都是碍于陈果夫的面子，才没有动到他头上。这次在广州布置海外工作，据说是他自告奋勇，要求到越南去，得到季源溥的同意，便派他去越南。有人说，徐公严是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乘机弄到几根金条去另谋 生路。

此外还对西南各省作了一些布置。这是因为：一方面同民党统治的区域已不多，只有西南各省尚属完整；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又将由广州迁到重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蒋介石在重庆住了 8 年，大西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了抗战。解放战争时期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蒋介石的老本输光了，又想跑到重庆去，固守大西南，继续与解放军抗 衡，以谋复兴。于是调查局也就随着内政部由广州迁到重庆，但是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国民党政府逃到重庆不久，大陆便宜告全部解放。．

季源溥对当时的情况还是有所估计的，所以布置了华南、华北的潜伏据点，并且还拟定了开展东南亚工作，企图形成对大陆的情报圈。当时他对大西南仍存有幻想，以为至少可以支持一个时期， 形成偏安局势，所以对西南各省加强了部署。

他除对四川调查处处长先大启、重庆涸查处处长王难三、贵州调查处处长刘苏屏不予更动外，还以其亲信余仲兜任西康调查处处长，在云南还布笠了两套班子， 以党校毕业的孙秉礼任云南调查处处长，并以李宏泽（又名李拓天，特工总部时期主持过徐、海区工作，抗战胜利后任过重庆区区长，也是老牌特务）搞一套秘密的班子，作为潜伏据点，以便接应越南、泰国、缅甸方面的潜伏活动 在云南设立铁路、公路调查处（包括川滇、滇越铁路及滨缅公路），以刁寄萍任处长（刁历在铁路方面工作，是季源溥的老班底）、隆曙明（原川滇、滇越两路词统室 主任）为 副处长。1949年10月还在重庆新成立了一个川康滇边区调查处，以甘青山为处长，计划将处址移往西昌，通过特务分子刘野樵与彝族土司邓徘亮的关系，掌握邓的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活动，与解放军对抗。在重庆筹备期间，即派出曹逸均去雷波、马边、屏山等地，企图拉拢川滇边区的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活动。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的重庆办事处，指挥四川、西康、重庆及川康淇边区调查处等单位的活动，陈庆斋负责的贵阳办事处指挥滇黔两省 各单位的工作。1949年10一11月间，季源溥还亲自飞到重庆、成都了解悄况，指挥工作。

刘介鲁为江苏政协写的材料

1947年 7 月，蒋介石通令全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撤到重庆， 并亲自飞到重庆坐镇。其时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已损失殆尽，整个大陆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各机关的首脑分子此时大都利用各种理由和借口逃往台湾，而将一般中下级人员送往重庆应付场面。特务分子更加恐慌，内调局局长季源溥及其亲信都由广州径去台湾，只有少数必不可少的负责人和大部中下级特务由副局长张益民率领乘飞机去往重庆，事前由重庆调查处租定重庆储奇门附近九道门兴华小学作内调局办公之用。

内调局撤逃至重庆后，为配合蒋介石军事上的垂死挣扎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1. 制定应变计划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向西南进军，进逼重庆，为此，内调局制定了应变计划，并向各地方单位发布。其内容大体 是：（ 1 ) 对文件的处理： 除组 织名册、机密文件、关防印信应指定专人随身携带外，其余在必要时一律焚毁。 ( 2 ) 所有专职特务每人发给 3 个月薪津作为安家费，本人随组织转移，原则上与所在地区的党玫机关同进退，不得离开所管辖范围。 (3)对细胞分子，凡身份没有暴露，可能潜伏而又自愿渚伏的，进行调查登记，以便布置潜伏任务，凡身份已经暴露，在本地区无法立足的，也可以随组织行动。 ( 4 ) 尽可能掌握地方武力加以组织运用，在必要时拉上山去打游击。此外，还秘密指示对已查获的共党分子和嫌疑分子进行一次总清查，为撤逃前的大屠杀作准备。解放前夕内调局和西南各调查处就是根据以上原则进行活动的。

2 陈立夫与季源溥的活动

1949年10月； 季源溥、陈立夫先后飞到重庆、成都。季源溥先到重庆，他是按计划到各个办事处了解情况、指挥工作的。季住在范庄，并在此办公，批阅公文，接见部属。季在重庆主持过内调局的局务会议，决定发布应变计划并通告地方单位。重庆调查处处长王难三（原任中统重庆区区长）虽有诚意与地方势力合作，但不愿受地方势力操纵，因此为地方势力中的首要分子龚曼华（重庆市党部组织处处长），陈铁夫（立法委员） 等所不满，双方发生了矛盾。龚、陈等乘季源溥来重庆的机会， 发起反对王难三，企图以曾代理过中统重庆区 区长的刘介鲁来代替王难三。他们认为刘介鲁也算是季源溥班底中的人，可以同季源溥说私话，此举一定能得到季的同意。

此外，内调局的专门委员齐耀荣也想取王难三而代之，正通过重庆调查处总务科科长张序彝摸王难三及渝调处的底。与季源溥有八拜之交的甘青山也由台湾来到重庆，住在刘介鲁家（甘和刘介鲁在中统局时期都任过调统室主任，抗战胜利后同调回中统局本部任专员，1947年季源溥将二人从局本部调到上海特派 员办事处工作）。

此时季源溥己介绍甘青山去经济部任视察，但甘想当渝调处处长，他向刘介说， “王难三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当个太平官还可以，这乱世的官他当不了。”想要刘介鲁去向季源溥说。季源溥只知道重庆中统的地方势力反对王难三，还不知道齐耀荣和甘青山也想当渝调处处长。

一次宴会后，季要刘介鲁和甘青由同去心心咖啡馆 喝咖啡。坐定之后，季对刘介鲁说： “龚曼华他们要你去当渝调处处长，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当以团结为重！我的原则是重庆调查处、四川调查处的人事均不予变更。”同时还要刘介鲁对龚曼华等地方关系进行疏通说服。但刘介鲁没有同意，除愿向各方进行疏通外，并建议季源溥同龚曼华等个别谈话。后来在卢俊卿家餐叙时，决定党、调、参三方各推3 人组成9 人小组来协调重庆地区的工作，并由季源溥指定王难三为组长，渝调 处同地方势力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齐耀荣、甘齐山悉季源溥对川、渝两处人事不予变动的原则后，也就不再活动了。

季源溥到重庆后，渝调处处长王难三曾在重庆皇后餐厅举行有近200人参加的欢迎会，其中有内调局副局 长张益民及处科级人员，有重庆市党部及重庆市参议会中的中统分子，还有渝调处所属基层单位的骨干。在宴会前季源溥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表明参抗战期间在重庆住了 8 年，又曾是重庆市党部委员，重庆可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对重庆有深厚的感情；其次说明时局维艰，抗战 8 年，是靠重庆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以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共赴时艰，争取最后胜利等等。

季源溥的演讲好像信心十足，但在同甘青山和我的私下谈话中，却表示对台湾没有信心，说他虽然把家眷都送到台湾去了， 但是台湾仍靠常败将军陈诚来防守是靠不住的， “将来只有跳海”，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

季源溥在重庆住了没儿天，处理了一些问题后，便去成都视察四川调查处工作，指 示川调处要设法掌握地方武力，准备打游击，要紧紧依靠王陵基，必要时随四川省政府行动。并在拜访四 川省主席王陵基时，向王提出由内调局介绍一个专员、十个县长， 由四川省政府委派，掌握一个专区的地盘，由内调局去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这一要求当即得到王陵基的同意。

季即电告重庆内调局，除指定推荐专门委员齐耀荣（曾任自贡统调室主任）任行政督察专员外，迅速拟具推荐担任县长的人选，送请四川省政府委派。后因四川局势急转直下，这个已得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同意的计划，未能实现。 季源溥在成都停留时间很短便返回重庆。原说还要去贵阳、昆明，但不几天便乘飞机经香港转往台湾。行前没有通知其他人，只有甘青山和刘介鲁去机场送行，在机场遇到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钱大钧（他是去机场接人的），钱还同季源溥开玩笑说： “你来不久就走了，真跑得快！” 季对钱说t “西南的事靠你了，我们的工作请你多加支持。” 言毕便匆匆登机而去。

陈立夫是在19 49年的1 0月同社会部部长谷正纲等同飞 重庆的。谷正纲公开露面作过一些活动，陈立夫在重庆就不肯露脸了。渝调处处长王难三去见他，表示要举行盛大欢迎会，陈立夫不同意大规模的欢迎，只允许在较为清静的地方同大家见见面，谈谈心，规模不要大。王难三按照陈立夫的旨意，选定在江苏同乡会举行，由皇后餐厅承办六菜一汤的湖北莱，参加的人都是内调 局处科级以上人员及渝调处骨干，还有重庆市党部委员中及重庆市参议员中的中统分子、立法委员、国大代表中的中统分子，人 数不上百人。

陈立夫发表了演说，他从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历 谈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说美国原来的政策是“先欧后亚＂，由于中国形势的变化，现在“先亚后欧”的论调抬头了，他认为美国决不会放弃中国，并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短期内一定要爆发，希望在座的人留在大陆，作好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作复兴党国的中坚。实际上他是在号召与会的特务分子继续为蒋家王朝效忠卖命。

陈立夫

陈立夫没有过间内调局的事，也没有听说还接见过什么高级特务分子，只是秘密给了渝调处王难三美金300元，指示王选定可靠人员秘密布置一部潜伏电台，以便大陆解放后能与台湾通 报。王难三选定曾任中统重庆区电台台长、因私发商电而被撤职的彭衡来负责这部搭伏电台。重庆解放后，彭衡向公安部门自首，交出了这部潜伏电台。

内政部调查局所属西南各调查处，按照内调局发布的应变计划，对已查获的共产党分子和嫌疑分子，进行了清查，各调查处根据所辖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破坏活动。

四川调查处在成都破坏了民革的地下组织，导致民革川西军事负责人李宗煌等多人被捕，川调处移送特种会报处理，后来李宗煌 ．死于重庆渣滓洞，另外有人被害于成都十二桥。

贵州调查处于1949年 8 一9 月间，破坏了一中共地下党组织，逮捕革命人士20余人，这些人均被杀害。

重庆调查处1949年10月，在江苏同乡会逮捕了医生高明，诬为 重庆“九二火灾”的纵火犯，移送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开执行枪决，又在新都招待所逮捕了商人武纪申，并抄收其财物， 还逮捕了记者钟奇，中学教师杨君璋，中共地下党员朱楷、孙浮生等。钟奇后被害于渣滓洞。渝调处万县分处主任兼会报秘书陈沼汉也在万县逮捕了一些人，送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关押，后该署从万县撤逃至大竹时，全部在押人员悉遭杀害。

1949年11月，重庆警备司令部为了处理在押共产党员及共产党嫌疑，勾结军警宪特机关派员参加突击审讯，渝调处派夏光、谭惹浓参与审讯工作，所有在押革命人士，大都于11月27日在渣滓洞惨遭杀害，其中也有由渝调处移送该部关押者。

1949年11月下旬， 人民解放军已攻占重庆外围据点，蒋介石虽坐镇重庆，但已无兵可调， 无将可遣。重庆危在旦夕，只得慌忙逃离重庆，飞往成都。各中央机关也紧急撤逃成都。内调局更为恐慌，季源溥走后未再到重庆，副局长张益民见形势危急，无法 维持残局，竟逃之夭夭，不知去向。第一处处长张庆恩由华北来到重庆，特务们推他主持局务，张见势不妙，借口华北事忙，立即离开重庆。这样，内调局残部乃由第三处副处长袁更，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原系第一处科长）率领逃往成都。

内调局逃至成都后， 暂在南门三巷子四川省党部内办公，成员则住东城根街蓉康旅馆。当时主要活动一是办理等四次资遣，每人发给黄金 2 两。当时内调局的专门委员齐耀荣以私人关系拟去新八军李朗星部任副军长，许多特务在领取遣散费后也想随齐去新八军。二是在四川省党部日夜焚烧文件。三是未资遣人员等待中央统一分配撤逃台湾的飞机座位，这些机位名单排定后，先后起飞 8 批，内调局人员得到的机位是不多的，后因成都形势日益紧张， 蒋介石恐空军有变，竟弃国民党军政人员于不顾，中止了空运。

那时由阎锡山代理行政院院长收拾残局，在成都组成一个“战斗政府”，内调局未能逃走的人员以及因新八军未能成立而回来的资遣特务，都参加了“战斗政府”， 在警卫军中成立了一个通讯总 队，后在大邑一带被解放军击溃，特务分子作鸟兽散，各奔东西，如第三处副处长袁更只身去投新十二军，第一处代处长邹春生只身潜逃，也有结伴潜逃的，如督察朱渝、科长冯资易，他们是河北同乡，化装难民，逃到重庆住在小旅馆，经人指认后，被公安部门逮捕归案。

中统骨干徐恩曾（前中）、叶秀峰（前右）

内调局所属西南各调查处的情况是：贵阳调查处早已逃散 该处处长刘苏屏解放后逃往重庆，被公安机关捕获归案。云南方面，卢汉在昆明起义时，将云南调查处特务头子查宗藩（原中统局云南统调室主任）、特务孙秉礼、刁寄萍、隆曙明等逮捕，后交公安机关关押。

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市市长杨森在解放前夕筹组三个“反共保民军” ，渝调处运用特务分子何雨霖同第三“ 反共保民军” 军长廖海涛的私人关系，拟议由处长王难三出任该军 政 工 处 处长，何雨霖任该军 独立团团长，率领重庆调查处全体人员随该军行动， 此一拟议已得到廖海涛和杨森的同意，因时间仓促，该军尚未组成，重庆即告危急，王难三慌忙率领该处大部分成员逃往成都，随即购得黑市机票，只身逃往台湾。临行时将处务交秘书李定华、科长张汉杰负责，李、张 二人率该处成员与内调局合流参加“战斗政府” 警卫军，后在大邑溃散。渝调处副处长吴汝成随川康边区调查处逃往大竹，后只身逃窜川北。

四川调查处处长先大启率该处人员千成都解放时随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行动，王部在川西 被击溃后，先大启只身逃窜。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尚在重庆筹备期间，重庆已面临解放，该处处长甘青山率领该处部分人员随伪国防部挺进军总指挥部逃往大竹，后经川北抵达成都，乃拟前往西昌组建川康滇边区调查处， 后因交通被阻未能成行。刘介鲁在成都，应西 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部第三纵队第一总队司令刘西平之邀，去该部任政工处处长兼代参谋长，甘青山遂将川康滇边区调查处人员交我率领去部队。甘青山同另一中统特务分子刘野樵去彭县投奔陈兰亭，后又转往灌县投奔土匪头子袁旭东。

1949 年 12 月，随着成都的和平解放， 内政部调查局及其所属四川调查处、重庆调查处，川康滇边区调查处即土崩瓦解。从此，这个从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开始，以反共起家，危害中国革命、危害中国人民长达20余年的中统特务系统在大陆 彻底瓦解。许多流窜川西的重要骨干及地方单位的大小特务头子，以及隐匿在各省、市的骨于分子，解放后有的投案自首，有的被清查出来逮捕归案。经过党和政府的教育，很多人得到改造。多亏共产党改造政策的英明，我们这些人才得与家人团聚，欢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