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迫害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爱国人士，于1939年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严规密定限制共产党 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设法破坏一切抗日团体和组织。在他们所认为“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地区” ，规定实行 “联保连坐＂，并在保甲组织中普遍建立“通讯网”，从事监视和限制人民的活动。国民党出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利用这一《办法》开展所谓的“心理作战”，破坏国共合作。其实，这个臭名昭著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乃中统局起草的。
国民党五届全会
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抗战和反共。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移向敌后解放区战场。国民党政府也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和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理党务之要点》的演讲。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演讲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并设立“防共委员会”。
国民党五中全会文件
会议决定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以指挥党政军各机关，蒋介石任委员长，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军委会委员及由委员长提出的人员担任。委员长有极大权力，“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还决定要彻底清查与整理户籍、保甲，健全保甲制度。规定要以保甲为单位，强制民众推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等。
会后，国民党根据会议确定的方针，陆续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因此，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改变政策，逐渐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标志。
恶名昭著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是由中统倡议和起草的。抗日战争开始后，中统深知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是假，反共是真。
中统徐恩曾
1939年初，徐恩曾召集其高级骨干濮孟九、王思诚.. 梁辅丞、谢永存、高赛等人，商议在全国范围内在党、政、军诸方面一致行动，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办法。商议结果，指定王思诚执笔起 草《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王思诚，四川江津县人， 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与军统头目戴笠为同期同学。王思诚毕业后便追随徐恩曾。王为人沉默寡 言，思虑深远，颇得徐恩曾的信任。在中统局，王名义上虽为秘书，实际上是实权派首领，徐恩曾对他言听计从。中统最主要的一个组（组为处级单位）是第二组，专管党派调查工作，主要是对付共产党的工作。王思诚实际上掌握了这 个组，重要人事调动，升迁迂黜降及工作策划，均听命于王。 徐恩曾一边要顾建中代理他主管中统日常工作，一边又将私人名章交给王思诚管理，实际以王牵制顾，以免顾独揽大权。王思诚认为共产党领 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是一件不可宽宥的造反行为，表示深恶痛绝。
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他将从革命阵营中叛变归顺国民党的中共叛徒视为珍宝，特加爱护。中统局的第二组（处）为叛徒的大本营，聚集了中共 叛徒 40 余人。他们终日叫嚣反共，第三组（处）的人称他们吃的是“摩擦饭”。王思诚在局内还担任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实际掌握该会，并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对中下级工作人员轮流予以调训，灌输反共、 反人民的毒素，深得陈氏兄弟及徐恩曾的宠信。王思诚接手起草人物后，花了不少力气，几经修改，才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交给徐恩曾审阅。
经过徐恩曾、濮孟九审查修改后，定为初稿，《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送交陈立夫，再经过陈立夫的修改，送给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对修改稿又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然后正式秘密颁发。国民党党部方面是由中央秘书处用代电“绝密“文件颁发下去的，行政系统方面是由行政院下令颁发的，军事系统方面是由军事委员会下令颁发的。之后,国民党又陆续制定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秘密文件,使各地国共摩擦与冲突愈演愈烈,双方剑拔弩张。
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就是限 共产党的活动，镇压蒋管区人民的抗日爱国活动，包围、封锁敌后解放区的抗日救亡活动。由于这个《办法》 的 颁发，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中统充当了国民党反共的马前卒，其反共活动首先是编写诬蔑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小册子。
中统局第二组（后改称处）第三科（一般称之为研究科）的主要任务是把收栠到的情报加以登记整理，并选择若干材料，添油加醋，编写出各种各样的小册子。中统内部称此类小册子为《专报》。 在此类专报中，有一部分被认为有对外发行的必要，便用一个有影响力的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发行，但不用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御用的 “正中书局“和“文化服务社”名义出版。发行的目的概括起来，不外乎是诬蔑共产党，扰乱视听，欺骗麻醉青年，使之迷失方向。这些出版的小册子比较讲究，绝不以国民党的名义编写，而是以无党派的中间人的笔调写成，捏造似是而非的事实，具有欺骗性。
该科所编的《专报》除部分铅印对外发行外，另有大部分则存库备查，做参考或做对内训练教材，如徐恩曾写的《知彼工作》、王思诚写的《怎样与中共作斗争》、刘次箫写的《明大义、识大 体、知进退、守分寸》等等。一些中统认为重要的，也秘密发送给蒋介石等人阅读。
王实昧写的《野百合花》
对外发行的小册子中，影响比较大的首推《野百合及其他》。当中统特务见到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王实昧写的《野百合花》一文时，如获至宝，经过一番研究，由刘光煜、吴慕风执笔，万大铣、王思诚核定，编写了《野百合及其他〉）一书，其中除照录了王实味这篇文章外，还从《解放日报》上找出类似的篇章，斩头去尾，加以歪曲 和捏造，再加上引言按语。据说这是中统所印行的小册子中最为畅销的一本。
《延安归来？
当时，中统对外发行的小册子不下20种，如《陕北见闻》、《延安归来》、《陕北的政治》、《陕北的经济》等等。
《党的建设》一书是延安抗大的 教材，约 8 万字。1938一1939年，高赛任中统湖南调查统计室主任时搜到此书，但书已破 残，页次亦颠倒。当此书被送到中统局时，第二组第五科科长万 大怯认为颇有参考价值，于是加以整理校正，并签署意见，建议呈报蒋介石．当时第二组组长张炎茂认为没有抄报蒋介石的必要，经已升任秘书的工思诚核定，决定派人用特定的报表纸正楷抄录，然后用中统局的名义报送蒋介石。
延安出版的《党的建设》
蒋介石阅读后，对此书 大为赞赏，亲笔写了眉批多条，如“此节重要足资参考，所见甚是“、 “吾人亦可采用”等等。随后蒋又面嘱陈布雷：一、将此书加上他的眉批翻印于册，分送各高级骨干阅读，二、叫陈果夫参照此书和他的眉批，起草一份有关国民党组织和训练的教材。陈布雷随即将此书加蒋的眉批，用红皮精装，翻印了数百册，中统局也分得两本。中统局见此书得到了蒋的重视，便用白报纸32开本平装，翻印了一千册（这平装本没有蒋介石的 眉批），分送各有关单位和个人。
1940年上半年的一天，蒋介石召见了《党的建设》一书的搜得人高容、校订人万大钦、王思诚对他们给予“嘉许“, 并发给一笔奖金。
1940年冬，陈果夫住在中央政治学校所在地重庆南温泉私宅养病时，把万大铢叫去同住，商议如何参照《党的建设》，按蒋介石的旨意编写对内训练教材的问题。 随后由陈果夫口授，万大铁执笔，历时两个月，写出《党员调查工作须知》（草案）。后来这篇《党员须知》” 还 在1945年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散发。
国民党竭力保持其一党独裁,共产党决心利用战争环境冲破其统制政策,导致双方局部的冲突和摩擦间有发生,双方不仅在边区改制问题的谈判中毫无进展,而且出现了闽粤边根据地红军游击队何鸣部被当地国民党人以改编为名予以缴械的严重事件。继之,共产党领导的“西救”被西安国民党成立的“抗敌救亡会”吞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西安分销处被查封,《新华日报》报馆开业伊始即被捣毁;国民党的《扫荡报》、《血路》、《民意》、《武汉日报》等报刊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军队”的主张,要求取消“封建割据”的共产党及其政权和军队。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统开展了所谓的“心理作战”活动。中统对共产党进行造谣诬蔑由来已久。从1935年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社会新闻》到1938年在汉口发行的《大汉晚报》，以及编印发行的各种对内、对外小册子，都是中统用来对共产党进行造谣、诬蔑的卑劣手段。然而活动范围之广、用心之狠诞的应以 1944年冬发动的大规模造谣活动（在中统内部 一般称 为“ 秘宜” ， 亦 曰“ 心理作战” ) 为 最。
蒋介石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敌后根据地，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人民群众中，包括国统区群众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与此相反，日军从湖南进占广西、贵州，国统区内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人民生活愈加困难，怨声载道。鉴千当时的国内形势，中统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与中央秘 书处、中央宣传部三家联合组织秘密宣传“三人小组”，成员为中央秘书处潘公弼、中宣部魏绍徵、中统局王秀春，由其策划对共产党进行自中统特务机关建立以来最大规桵的造谣阴谋活动， 即所谓的“心理作战”。
三人小组活动颇为积极，魏绍徵曾两次到成都检查指导。王秀春当时是中统局第三处副处长，为进行此项造谣活动特增设一个“谣言清查科”，实即造谣科，专司其事。此项“秘宜”虽由三个部门共同主持，其实具体执行完全由中统局负责，在中统局本部则由第三组直接负责，由该组组长王秀春领导该组笫七科科长赵毓麟具体执行。
国民党的宣传
此项大规模造谣的具体做法是每周编造谣言一条或二条，由中统局本部通电所属省室指派专人化装为普通群众或工人、学生、商人等，在公园、电影院、茶楼酒馆、学校等公共场所装作无意的样子，把谣言说给别人听。这一步骤，中统内部称之为“放谣”。 过了二三天，再由主管人指派另一特务到放谣地方探听放谣后的实际效果，这一步骤，中统称之为“收谣” （放谣内容事先是不让收谣的特务知道的）。继而由省室主任将放谣、收谣情况详细汇报给局本部，局本部则根据情况，发出下一次谣音的纲目要点。
这些散布的谣言都是中统特务头目精心制作的。首先捏造的谣言是: “毛泽东主席被徐向前派人行刺受伤，不治身亡。开追悼会时被飞机侦察到了。”当时中统特务认为，徐向前领导的四方面军在北上途中遭到挫折，损兵折将，到延安后又受到排挤，心中怀恨，因而可以干出这种举动。当时中统局也估计到这一谣言只能蛊惑一时，不可能长期有效，但是中统认为，即使是一时也好，因为用秘密的特务方式传出去，中统是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只要能引起一时的泥乱，等到 后来被证明是谣言时，已 给一部分人造成一种假象：徐向前是反对毛泽东的。
《延安的经济》
这 一谣言是由王秀春、赵毓麟指派该科总千事李约勒、干事耿有 仁、庞书勤、刘益相、艾俊，专员郭嵩、方仲豪等到沙坪坝文化区大专学校集中的地方进行放谣，过了两天，再由重庆区派人到沙坪坝收谣。当时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学生对这一谣言颇感惊异，确曾辗转传播，互相探询真相，有点学生认为共产党内部出了大问题。不久后，谣言得以澄清，大学生们一致大骂特务造谣，同时也提高了警惕。中统在以后的几次造谣中，已不再如第一次那样引人注意。
中统局所谓“心理作战”的内容是很多的，也是不择手段的。他们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当国民党对延安进行经济封锁的时候，他们造谣说， “ 共产党在其控制下的陕甘宁边区强迫当地农民种植鸦片，按亩征税，并偷运至山西、河北等地出售，换回所急需的药材、五金、布匹等物品。”同时还附有一张陕甘宁边区政府特税局征税的单据照片，分发所属各省室，作为放谣时的证据。当日军大举南下，占领湘、桂，入侵贵州之时，中 统又放出“驻在山西的八路军已与占据太原的日军某部签订了互维现状、互不侵犯协定”的谣言，并附上伪造的八路军和日军代表合影的照片，企图挑起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不满，以掩盖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失利。
1944年11月的一天，徐恩曾在川东师范中统局长办公室召集顾建中、王思诚、张炎茂、王秀春、姜文锦和我等数人，检查谣言放收工作。首先由王秀春报告“心理作战”计划的实行以及各省室汇报来的情况。那一天，徐恩曾坐在大办公桌前，我们几个人坐在周围的沙发上，听完王的报告后，徐追问王秀春谣言究竟收到了什么效果？王哑然，不知所措。徐恩曾便跳起来，大骂王秀春； “ 无能 ！ 饭桶l 连谣也不会造，还谈什么消灭共产党l " 接若徐又说： “象你这样的造谣，连我都一点没听到，还谈得上什么效果！”
在座的见徐恩曾神色不对，都不敢说话。隔了一 会，顾建中才开腔，他责备王秀春指导无方，致使部分省区没有贯彻执行，造谣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我后来曾为王秀春辩解说： “可能是由于人力不足，应当加强配备，严责所风各单位做好这项工作。” 王秀春挨了一顿大骂，颇为懊丧。第二天王向我发牢骚说： “ 老板的要求也 太苛刻了，造谣就是造 谣，谁当真的？除非是特别耸人听闻的谣言，不然是不会有意无意地传播的。”又说， “ 重庆人口七八十万，放个谣言，谁能保证人人都能听到？“
我暗示王将谣言放给徐恩曾听。王秀春果然想出一个 应付的办法，布置人在重庆国府路78号徐恩曾私人住宅附近放谣，果然不久便被徐的司 机、保镖、厨师以及住在徐家里的私人秘书叶涤凡等听到，并很快向徐恩曾汇报。这一回徐可满意了，称赞 王秀春“在工作上有所改进”。 .
中统侍务的造谣，并不只造共产党的谣，对进步民主人士也同样捏造谣言，加以攻击诬蔑，最刻毒的便是人身攻击。我曾听到徐恩曾说过：造谣最好莫过于直接对人身进行造谣，一方面容易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兴趣，容易迅速传播，另一方面，一个似是而非的谣言，一经传开，等到后来再来辟谣更正，就犹如一张白纸涂上了墨，无论你怎样洗刷，总免不了多少有一点痕迹。
然而，这一筹备数月、经过周密布咒的所谓“心理作战”计划，最终却因“效果不佳” ，徒然“劳师动众“， 三个月后便告停止，谣言济查科也随之撤销。
终于在西北和华北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共产党不仅开始以武力援助山西新军,而且在西北、华北、华中及长江流域八路军新四军占优势的地方采取攻势。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自此发生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