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集团经济——打造世界一流的中国式现代企业集团》

在理论界，西方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对“企业边界扩张”的研究几乎从企业诞生时就开始了，最早可追溯至古典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的分工学说：企业存在的经济学意义是通过分工协作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效率提升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新古典经济学派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进一步从技术角度定义企业边界，将企业视为一组技术上的生产函数。循此逻辑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与学说，解释了企业横向进行规模扩张的动因（规模经济）。

在横向规模扩张阶段，企业可能伴随一定程度的多区域、多产品、多品牌特征，甚至组织结构上开始呈现事业部或分、子公司的划分，但考虑到其资源资产、管理体系和知识经验等的同一性，在组织性质上还保持着单体企业的特征，或者处于从单体企业向典型集团型企业演变的过渡态。

再后来，1937年，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罗纳德·哈里科斯发表了那篇石破天惊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开创性地提出以“交易费用”作为“抓手”来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企业存在的意义，以及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随着奥利弗·E·威廉姆森、张五常、杨小凯等经济学家的深化和改进，相关理论日趋完备，并较好解释了企业集团沿产业链进行纵向扩张的动力和边界问题。

在现实的战略决策中，企业集团决心向产业链上、下游进行扩张（投资、并购、联盟）的过程中，“交易费用”自然是其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将产业链上、下游相关环节“内部化”，以实现企业自身在战略性业务或产品上的规模优势，以及据此形成的市场竞争力。

这一阶段，企业的集团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但总体呈现的结构特征为1家核心企业通过产权或长期契约链接N家产业链相关企业所形成的联合体；此时往往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总部，而主要依靠核心企业实施“长姐代母”式管控。

随着企业在某一类业务或产品领域巩固了一定优势之后，多元化的扩张冲动随之而来；“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的理论解释了这一阶段企业边界扩张的经济学动因。

20世纪80年代，泰西、保扎尔、威灵，以及钱德勒等学者提出“范围经济”的概念，解释了企业集团多元化扩张的行为逻辑。范围经济理论研究企业生产或经营的范围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描述了多元产品生产企业的经济性。

这时，企业的集团化发展模式和结构演变也进一步深化化。从组织架构上，开始追求范围经济优势的企业集团通常开始蜕变出一个相对脱离具体业务经营的专司战略投资、资源配置、协同赋能和跨层级管控的管理总部。

若从某个静态时点来看，一家企业集团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故战略决策的要点在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之间的平衡，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如果以动态的视角来看，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也会发生变化，那么企业集团的战略决策需要更加关注自身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阶段性侧重和跨周期互促与转化。

诸多流派的理论和观点由此形成，例如资源基础论学派、核心能力学派、动态竞争学派等，力图解释日趋丰富的商业实践和企业行为。

然而有趣的是，正当经济学家们兴致勃勃地论证哪里才是企业扩张的最优边界时，企业家们却并不是这么想的。

甚至说，对于拥有雄心的企业家而言，似乎不太乐意讨论所谓的“企业边界”问题。我们看到当今企业巨头的规模虽已经“巨可敌国”，但它们依然努力地希望保持持续的增长；虽然它们有时在遭遇内、外部危机时会被迫采取阶段性收缩，但从其主观意志上却从未言败，或从未甘愿接受其可能遇到了扩张边界的“事实”。换言之，所谓“企业抵达了其扩张的边界”的理论推演在现实中常常被无视，企业集团的宿命往往是要么持续扩张，要么“死”，似乎极少会出现企业集团扩张到某个静态的边界后便维持一种持续的均衡态（事实上，所谓“均衡态”可能并不存在，抑或极不稳定，不断涌入的竞争对手和颠覆性的外部力量会逼迫企业不进则退）；相反，选择维持某一安全规模过“小日子”的企业往往被诟病为不思进取或缺乏勇往直前的企业家精神。

我观察到，在真实场景下的企业决策过程中，是鲜见其真正运用前述理论进行指导并做出所谓“最优”决策的。一方面是因为复杂环境使得企业家只能做到“有限理性”，另一方面是企业家在决策时还常常依赖无法言明的直觉和感性。

与自然科学通常以理论指导实践不同，人文社会科学常常是实践牵引理论。与自然科学往往追求“唯一解”不同，经济学、管理学由于“人”这一最大的变量，往往会并行存在“多元解”，由于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甚至不同“解”之间还会存在矛盾和互斥。

然而，有一个趋势是较为明确的：对于本书所重点研究的集团型企业而言，其发展已逐渐超出仅仅作为一个“资源配置的效率系统”的范畴，已超越如单细胞生物般对市场压力的应激性反应阶段，开始进化为一个内部构造越来越复杂，且具有强烈主观意识及某种坚定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目标系统”。对于这类企业，所谓的“边界”问题几乎不会成为它们的发展选项。增长，更确切地说是“进化式的增长”才是它们乐于探讨的永恒话题。

在强大不竭的扩张欲望下，关于企业边界的探讨已经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察其营收、资产、利润等经济指标，不能仅仅停留在市场竞争层面，其疆域和竞争手段已经扩展至产业和社会。尤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力量，它们甚至力图在自己的“帝国”内建立“游戏规则”，从亚马逊、谷歌、苹果等公司的发展实践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