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军出现之前，建州女真虽然野蛮，但战斗力很一般，打起仗来毫无章法。

比如《清太祖实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场战斗。

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月，努尔哈赤率80人征讨女真哲陈部。

队伍出发后，消息很快泄露，向来与努尔哈赤有仇的托木河、张佳等五个女真寨子组成了一支八百人的联军，尾随其后，打算偷袭。

当时的努尔哈赤，有一定军事素养。他知道行军打仗，一定要留暗哨。所以便在队伍最后留了一个哨兵。

但搞笑的是，哨兵虽然发现了敌军，也第一时间跑去报告，可这个马大哈跑过了头，与大部队擦肩而过。

而努尔哈赤也是粗心大意。他认为既然留了后哨，肯定就没问题了。便一股脑的向前冲，根本不看后面。

结果当努尔哈赤后知后觉，发现自己被包围时，已经晚了。

见联军人多势众，努尔哈赤的两个远房亲戚札亲和桑古里，脱下铠甲，撒腿就跑。

士兵们见状，也是乱作一团，各自逃窜，就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

转眼间，80人的队伍只剩下了努尔哈赤和弟弟穆尔哈齐，以及两个近侍颜布禄和兀凌噶。

闹剧发展到这里还没完，更逗的还在后面。

联军见努尔哈赤从连长变成了班长，士气大涨，蜂拥而上。

努尔哈赤很清楚，若是不死拼，今儿个肯定要被千刀万剐。

于是，他就带着穆尔哈齐等三人与八百联军玩了命的血拼。

联军没见过这架势，在被努尔哈赤四人合力砍死二十人后，其余人心态炸裂，四散而逃。

就这样，努尔哈赤侥幸捡回一命。

从这场小规模战斗可以看出，通常认为八旗军厉害，是源于女真人茹毛饮血，天生就有战斗基因，其实是一直刻板印象。

而事实是，早年的建州女真各部，组织性极差。所谓战斗，不过是混混群殴而已，没有章法可言，完全就看哪边敢玩命。

既然八旗军的强悍与野蛮因素无关，努尔哈赤又如何将一群乌合之众打造成虎狼之势的呢？

归纳起来有三点：

一是主动稀释股权，二是将军队正规化，三是实行世袭兵户制。

稀释股权很好理解，我在之前的《八旗发展史》中有详细介绍。

努尔哈赤为了激发属下的创业积极性，确立了“以旗统人”制度。

后金的所有人口，按旗划分，分为八部。

八旗军在征战中抢劫来的财物和人口，要均分为八份，然后由八家分取。

财物和人口一经分配，就是旗主和领主的个人财产了，即便是努尔哈赤也不能随意剥夺。

另外，努尔哈赤凡遇出师，必先与诸贝勒议定之后再行动。充分尊重属下的建议和意见。

军队正规化也很好理解。

戚继光曾说过：军队有没有战斗力，不仅要看人数和武器装备，还要看组织纪律性。

一支令行禁止的军队，遇上散兵游勇，哪怕人数不占优势，也可以做到碾压对手。

为了保证纪律性，努尔哈赤制定了严格军规：“凡遇敌临阵，非奉朕旨，勿得轻进，其应进之处，俟朕指示。若不遵指示，擅自退缩者，贝勒夺其部众，军士处死，妻子没为奴。”

另外，八旗军的披甲率相当高，几乎人人披甲。并且铠甲质量也非常好。

当时的明朝次辅徐光启就曾感叹：“虏多明光重铠，而鸟铳之短小者未能洞贯”。

意思就是说，后金军士兵身穿几重铠甲，铠甲厚到连鸟铳都打不穿。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明末的八旗军看作是巅峰期的明军。

将士精神好，装备精良，就连作战方式与巅峰时期的明军也几乎一模一样：重甲步兵正面硬刚，火炮从侧翼支援，骑兵灵活使用，一旦打开缺口，穷追猛打。

世袭兵户制解释起来相对麻烦，但如果我们将八旗制度视作唐朝府兵制或明朝军户制的改良版，就很好理解了。

与前代的府兵和军户一样，旗人男丁打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有自备粮草、马匹、军器，为国家征战四方的义务。

作为参军的回报，朝廷会给旗人发放丰厚奖励。

需要注意的是，清朝入关之前，八旗军采取等级分配制和族群分配制，没有固定军饷。

由此，也导致清军在作战期间，见什么抢什么，极其凶残。

比如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戊寅之变，清军入塞，洗劫北直隶、山东。战后皇太极按等级和族群分配财物：

梅勒章京（副都统）800两，妇女三口；

甲喇章京（参将）600两，妇女二口；

牛录章京（佐领）400两，妇女一口；

甲士150两；汉军炮手80~50两不等。

从待遇上可以看出，早期清军的待遇与辽东明军差不多。

但是，由于明朝后期的边军存在组织性退化现象。

也就是边军将领普遍养家丁，出现了很多世袭将门，如大同王氏，宣府马氏。

因而明朝只是空有国力优势，明军每每与清军作战，从各地抽调的若干中等规模兵团难以与拧成一股绳的八旗军匹敌。

比如浑河之战，双方兵力相当，综合战力其实是五五开局面。

可由于参战明军隶属于三部，从四川来的白杆兵与浙兵不合，浙兵与辽东军也不合。战斗期间，三部人马各自为战。

结果明军被清军集中力量逐个击破，最后全军覆没。

清朝入关之后，改变了奖励方式，给每户旗人发放土地和军饷。

土地是每户30亩，军饷是4两至1两5钱不等，另外还有粮食补贴，一年46斛至21斛不等。

这个待遇比起明朝的边军，没什么优势。但如果对比同时期如同农奴一般的明朝军户，那就相当可观了。普通士兵的收入基本可以养活全家，低级将领可以过上小康生活。

搞清楚了八旗军崛起的原因，再看它是如何衰退的，就一目了然了。

上层方面。多尔衮死后，顺治、康熙两朝为了杜绝皇权旁落的情况再次发生，便不断削弱旗主的权力。

这种操作，带来了两个影响。

一是旗主的地位大大降低，对皇帝不再有威胁。皇权大大加强。

二是上层平庸化。旗主沦为了空桶子王爷，除非皇帝有旨，否则不能参与国政。这么搞，哪怕有兵仙之才，也无处施展。

普通旗人方面，问题比上层更严重。

一方面，由于人口膨胀，原本二十多万规模的旗人，后来膨胀到了两百万。而八旗军的编制又是固定的，最多也只有27万。

兵源远远多于编制，加之朝廷又有规定，旗人不准参加劳动。这就导致原本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旗人，很多因为混不上编制，沦为混日子的闲散旗人。

一个人纵然天赋异禀，让他混个两三年，怕是也要混成废物。

另一方面，由于京师八旗和驻防八旗都驻扎在城里，而城里的生活丰富多彩，开小差的机会太多。这就导致八旗军的训练沦为形式主义，战斗力迅速退化。

还有一点，清朝入关后的八旗构架，如牛录、固山，已经不再是曾经的作战编制，而变成了户口管理编制。

我们今天的人觉得，八旗军300人为一牛录，7500人为一固山。一牛录和一札兰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营和一个师。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入关后的八旗军，每每外出征战时，皇帝在战前都会对兵士进行临时编组，另行委派指挥官。

这就搞法就类似宋朝的禁军。不打仗的时候，士兵们在本军营待着。打仗的时候，就在临时组建的作战单位待着了。大家相互之间不认识。

如此一来，八旗若是经常打仗还好，至少还有磨砺的机会。

可一旦承平日久，八旗就必然会由军事组织变成养育组织。

而当八旗沦为养育组织后，训练机制又必然会被慢慢弱化。旗人战斗力下滑就成了必然。

乾隆时期，面对八旗子弟战力低下，生活娇生惯养的情况，乾隆下令整顿八旗，让工作能力不足的旗人出旗自谋生路。

这个办法相当于现在的末位淘汰制度，让员工内卷，理论上可以解决八旗战力退化的问题。

然而理论是理论，乾隆的末位淘汰制应用到实践中，效果惨不忍睹。

因为按照封建皇权政府的惯例，末位淘汰不是淘汰最没用的人，而是淘汰最没有发言权人。

想想看，负责操作末位淘汰的八旗贵族，会让自家亲戚出旗自谋生路吗？

肯定是不会的。

所以末位淘汰的结果，就变成了没背景的底层旗人惨遭裁撤，家里有背景的纨绔子弟全部留了下来。

乾隆的改革失败，报应落到了嘉庆身上。

嘉庆八年，一个叫陈德的厨子刺杀嘉庆。

当时嘉庆身边有两百多个侍卫，可这帮酒囊饭袋看见挥着菜刀冲向嘉庆的陈德，竟然全部吓傻了，愣是没人敢动。

万幸的是，嘉庆身边随行的一个大臣反应迅速，一把抱住陈德，争取了宝贵时间，才避免了惨案发生。

可是当陈德被赶来的六个御前侍卫按倒在地后，无语的一幕发生了。

陈德在被六个人按住的情况下，竟然挣脱了束缚，反手一刀，砍伤了一名侍卫。

侍卫们见状，蜂拥而上，靠着人多优势，才将陈德彻底束缚。

事后，嘉庆对此大发雷霆，一口气处理了一百多人。撤职的撤职，流放的流放。

但嘉庆一通操作下来，啥用也没有。

嘉庆十年，一个叫萨弥文的无业游民扛着铁枪直闯神武门。

驻守神武门的侍卫面对一个普通老百姓，竟然打不过，一连有好几人被捅伤。直到几十名侍卫赶来增援，萨弥文才被侍卫赤手空拳打死。

后来嘉庆得知此事，感觉莫名其妙。侍卫赤手空拳迎敌，真是怪事。难道他们没武器吗？

想不通的嘉庆让人去调查。结果调查报告送上来，嘉庆差点没气晕过去。

原来神武门的侍卫嫌兵器太重，带在身边碍事，平时竟然都是空手上班。

好家伙，这些人到底懒成啥样了？

要是下次再来一群人直闯宫门，紫禁城怕是要被攻陷了吧！

嘉庆又气又怕，勒令领侍卫内大臣整顿风气，然而依然没有效果。

嘉庆十八年，该来的还是来了。

这年九月，200名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并在一名太监的指引下，顺利进宫。

把守午门的御前侍卫得知有人持械杀入宫内，直接撒腿就跑。

就这样，紫禁城沦为一座不设防的皇宫。天理教徒在宫内如入无人之境。

危急时刻，当时还是的道光皇帝手提鸟枪，击毙两人，又命九门提督火速率军平叛，这才结束这场闹剧。

侍卫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渎职，让嘉庆忍无可忍。

于是嘉庆便下了一道圣旨，调三千京师八旗去赫图阿拉屯垦。

在嘉庆看来，京城这个花花世界，李逵也能混成李鬼。指望旗人在京城实现自我救赎，根本不可能。要想整顿风气，只能让旗人去东北老家体会传统的渔猎生活，磨砺他们的意志。

为了激励人心，嘉庆又颁布奖励措施：凡自愿前往赫图阿拉屯垦满五年者，无条件授予五品顶戴，朝廷择优录用。

然而，嘉庆给出的优厚待遇，旗人们根本瞧不上。主动报名者寥寥无几。

嘉庆见无人响应，很生气，一怒之下，就用抓阄的办法，选了三千旗人送交盛京将军约束。

当时的盛京将军是个人精，他知道京城来的大爷都是在朝中有关系的主儿。如果真让这些大爷去赫图阿拉屯垦，万一饿死了、累死了，自己怕是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这位盛京将军就上书嘉庆，表示赫图阿拉过于偏远，不如把屯垦地点改在沈阳。

嘉庆也觉得赫图阿拉确实很偏僻，什么都没有，就同意了。

后来，盛京将军为了让大爷们过得舒服，又在沈阳郊外修了一批屋子，还雇了一批仆役。

就这样，嘉庆希望让京师八旗去东北“学习骑射渔猎”，最终也沦为形式主义，不了了之。

几年后，嘉庆暴毙，道光继位。

道光也拿旗人没辙，只好任由八旗子弟继续堕落。

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南方的驻防八旗虽然没有京师八旗那么不堪，可战斗力也是一塌糊涂，屡屡被太平军吊打。

等到慈禧依靠汉人团练武装镇压了太平军后，出于惧怕汉人掌握武装的考虑，慈禧多次尝试整顿八旗。

比如李鸿章筹办北洋水师时，慈禧就在颐和园内兴办“海军学校”，试图训练出一批旗人为海军军官，掺入北洋水师。

然而，旗人们不习惯水战。随水师在海上实习时，纷纷晕船，上吐下泻。

见烂泥扶不上墙，慈禧很无奈，只好收回成命。

她想通过掺沙子，继而控制北洋海军的想法也以失败告终。

光绪年间，大内侍卫离谱到站岗期间公然带着铺盖睡大觉。

著名京剧剧作家齐如山先生对此就有记述。

我随先君进东华门时，刚到门洞内，忽听“喝”的一声，吓了我一跳，前后左右一看都无人，不知此声果从何处而来，因黑夜看不真。细一看门洞内，地下躺着十几个人，他们都是把门的兵丁差役。他们本应该站班，但他们怕冷，都不起来，就躺在被窝里，在枕头上喊这么一声。这岂非笑谈？——《北平杂记》

其实早在乾隆时期，驻守圆明园的侍卫就已经如此了。只不过当年的侍卫还没有胆大到带着被褥站岗。

辛丑年后，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慈禧见袁世凯一口气训练了五镇新军，担心汉人军头势力太大，便命令袁世凯按照新式操典，也训练两镇旗人新军。

袁世凯不敢怠慢，很快完成任务，这便是清末的禁卫军和新军第一镇。

在训练新军的同时，慈禧还在新军第二至第六镇中，每一镇安插一营旗人。

慈禧自认为做的天衣无缝，从此大清江山无虞。

然而，慈禧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安插在新军中的旗人，平日里趾高气扬，欺负汉军士兵。

新军中本来就弥漫着反清思想。汉军如今又被旗人欺压，由此更加痛恨清政府。

而被慈禧寄予厚望的两支旗人新军，虽说都是一水的洋枪洋炮，可战斗力并不强。

说他们战斗力弱，倒不是说基本功不行。而是说他们缺乏身为军人的荣誉感和保护大清政权的信念。

为什么如此呢？因为旗人也有阶级之分。

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对此就有详细描绘。

清朝末年，大多数旗人由于吃不上铁杆庄稼，都在给人打工。

比如老舍的一位远房二哥，自幼跟着师傅学习泥瓦匠，有一手吃饭的本领，引得周围亲戚纷纷投来赞赏眼神。

从这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底层旗人穷到了什么地步。

而相比底层旗人的窘迫，上层的八旗贵胄则是骄奢淫逸。形成了极端的两极分化。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一声枪响。隆裕太后让载涛率禁卫军和第一镇南下镇压起义军。

结果载涛哭丧着表示：“奴才虽然常常练兵，但没真正打过仗。”

无论隆裕太后如何敦促，载涛死活就是不去。

载涛是溥仪的七叔，连他都不愿意为大清抛头颅洒热血。禁卫军和第一镇的旗人自然也不愿意为一个将死的政权当炮灰。

清朝八旗的退化，其实与唐朝的府兵和明朝的军户如出一辙。

世兵制如果缺乏战争历练，必然会由军事组织变成养育组织。

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统治者就必须全盘推倒重来。

可清朝皇帝与八旗的关系，虽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但说到底，皇帝也是八旗的一份子。

清朝皇帝如果推倒重来，最终只能是变成孤家寡人。

在这种情况下，八旗的堕落也就变成了无解的问题。